我的前半生，共有两次为陌生的城市和逝去的陌生人痛哭过。

第一次是汶川地震，当时我作为一线记者，第一时间赶到了灾难的现场，面对残垣断壁，无数人的生离死别，我无法自持，和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一起抱头痛哭；第二次，就是在上海封城的第13天，当虹口区的一个防疫中心的主任在办公室里自缢身亡的消息铺天盖地传开的时候，我正因耳石症无法就医，每天经历着难以忍受的眩晕和呕吐。站在窗前，想着那个绝望的人自杀前的心情，看着窗外死寂的城市，我第二次失声痛哭。

我平生第一次理解，人为什么会有放弃生命的念头，那么决绝——若非不是绝望、无助到了尽头，谁又舍得放弃这来之不易的一场人世游呢——可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想象着，死去的瞬间也许真的比人如困兽、飞鸟入笼更畅快。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平生第一次完全理解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那首脍炙人口的小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确，只有真正经历过失去自由，苟且地活过的人，才能明白无意义地活着远没有自由重要。

我给一位在政府工作的好友发微信，说：“人如果像猪一样被关在圈里，行尸走肉地活着，还不如轰轰烈烈地去死。”

她回复我：“我在办公室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我也快崩溃了，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

4月13号的上海，凄风冷雨，疫情肆虐的城市被昼夜未停的狂风和暴雨紧紧包围着。截止这一天，浦东封闭已有一个多月了，浦西也封了近半个月。

清晨，一位政法系统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我们已经在这里站12个小时了，临时搭建的遮阳的小棚子，开始被雨打塌了，后来雨布也被风吹走了……我们就站在雨里，每3天站12小时，检查登记过往车辆，本职工作基本暂缓了。除了吃饭，从没停过。我从来没对这个城市如此失望过，我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我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只要是癌症患者、需要做手术的，还有孕妇。他们即便没有核酸检测证明，没有通行证，我也让他们过了，我违反了规定，但我没违反良心……我也快撑不住了……”

言语中，他情绪低落，声音哽咽。他已经是一位中层干部了，可我依旧能感受到他深深的无奈。

而此时的朋友圈里，关于虹口区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钱文雄自缢身亡的消息铺天盖地。对面的邻居正对着窗外大喊：“团购的东西什么时候到啊？没吃的了！这么贵买的！”

四下一片寂静，冰冷的雨滴无情地撞击在玻璃窗上、粉身碎骨的瞬间，我的心也碎成了片，一滴滴地流着无助而哀伤的血。为了上海，为了一个因防疫过度而绝望、以死来了断的政府官员。

我不知道这场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更看不见明天的希望。不由得失声痛哭。

上海浦东封城的时候，我正在忙着对千岛湖的两所留守儿童学校的抑郁孩子进行帮扶的事。还夜以继日地策划一场针对抑郁女性、抑郁青少年、抑郁留守儿童、自闭症孩子、包括贫困大学生等九类人群的“千人千愿”活动。当时，我们的团队决定，每完成100个心愿，就在户外搞一次篝火结愿仪式，彼时已收集来了300多个孩子的心愿了。

不幸的是，很快我那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就应验了。

封城的第3天，我又开始头晕目眩，站立不稳，意味着我的耳石复位没成功。每个夜晚我都是半坐着倚在床头上，只要一躺下，就天旋地转，每天晚上都要折腾到凌晨三四点，才能小睡一会。

因为睡眠严重不足，头晕恶心，身体不适，加上被规定足不出户，我开始焦虑烦躁。看着窗外满园的春色，心中愁肠百结。而那时的规定是，我们连自家的阳台都不能上。

一晃7天过去了，说好的5天早没了踪影，依然连门都不让出，也没有任何的解释。小区从始至终都没有一例病例。小区的业主群里，很多人都开始呼救没吃的了，我家里也几乎没别的吃的了。团购随即出现，我跟着买了一箱橘子，490元。

每天站在窗前，看着来来往往的物业人员和志愿者，我想着我也去做个志愿者吧，也许自己就能好起来，还能出去走走。刚走出家门，想去物业报个名，就被几个居委会的大白拦了下来，让我回去，说政府规定了，不接收居民做志愿者。

我说：“你们辛苦了，我很想为你们分担点什么，而且我焦虑烦躁，太压抑了，我感觉快受不了了。我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如果你们能让我在院子待一会儿，我就站一会儿。如果不愿意，我就配合你们的工作回去。”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已经忍不住开始哽咽。

队伍中一位居委会的男子，眼睛里也突然冒出了泪水：“我们也快撑不住了，我们已经忙了快一个月了。你躲到角落里去站着别动，否则其他巡逻的人，也会把你拦回去的。”

我问他外面什么情况，他只说了句：“很严重，解封无期。”说完就红着眼圈，有气无力地提着团购人买的菜，继续送菜去了。

看着他摇摇晃晃的身影，我心里很难受。我深知，整个城市都靠一线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来维持，他们夜以继日，真的很辛苦。走了几步，我像做贼一样，又赶紧往家的方向走，小区里如此严阵以待的氛围，本来一心想出来散散心的我，突然觉得空气里都是毒株，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又增加了几度。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个城市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

回到家，我给民政局的一个老局长打电话，说我想做点什么。聊过了才知道，她已经在单位住了很多天没回家了。从她那里了解到，松江区一个500多人的敬老院，老人和工作人员，从3月7号开始就一直被封闭在敬老院里，虽然政府一直全力保障，但是那些人已经很久都没有吃上新鲜蔬菜了。

我坐在地板上，顶着头晕，开始一个接一个打电话，连续向外地政府和企业界的朋友咨询和求助。

一个在上海本地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眼下，很多援助的物资，尤其是蔬菜食品，因为来的人没有48小时的核酸证明，或者核酸检测报告过期了，都被拦在高速上，很多蔬菜和水果都在高速上腐烂了。加上没有通行证、没接收单位，根本进不来上海市。

在区民政局的支持下，我拿到了通行证。随后紧急联系了我们公益组织的成员，租了一辆厢式货车，从上海奉贤区到金山区蔬菜基地，花高价为敬老院的老人们现场采摘了1000斤的新鲜蔬菜送了过去。

直到自己亲自参与了，我才知道外面的物价已经飞涨了好几倍。

虽然给老人们送去了蔬菜，但是我们家却几乎没了吃的。

很多人在朋友圈发断粮、断菜的消息，最早封闭的几个区问题更是严重。我家自封控起，也只收到小区送的几个土豆和几个胡萝卜。

各种消息让我心情烦闷，加上连续十几天没睡觉和疾病复发的眩晕，我觉得自己快死了。打电话去医院，VIP门诊已经被征用，去门诊要48小时核酸；而小区封闭根本不让出门。和物业协调，物业说做不了主，要请示居委会；居委会说要叫120 先去做核酸，等第二天核酸报告出来了，才能去该辖区内的指定医院；在咨询了指定医院后才知道，里面根本没有耳石复位机器；跨区去别的医院需要通行证，没有通行证去不了，她们没办法。

我震惊而又茫然。就算费尽力气去了指定医院，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那去就医还有什么意义呢？听着电话里每个人都焦躁烦闷、压力山大，我也实在没了力气、也不好意思再给这些部门增加压力，继续坚持忍耐吧。

可连续好多天昼夜折腾，整夜半坐在床上，一躺下就头晕，每晚只能断断续续地睡上两三个小时，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崩溃了。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得知我的情况后，费了很大劲，才在工作之余跑去医院给我开了6粒安眠药，送到了小区门口，让我出去拿。

我家离小区的大门不到500米。那天，我偷偷地跑下楼，刚出门没几步，就被一个大白拦住了，我说明了出来的目的，就见他冲着200米外的另一个大白喊，“有人来大门口送药，让保安接一下。”我听见，朋友远远地在解释自己是“送药来的”。

我被大白命令站在原地不动，他站在离我50米外的地方，另外3个人各站在100米之外，保安从我朋友手里接过药，一个接着一个，接力赛一样把药传到了我手里。我远远地看着我朋友的影子，在小区大门外晃动了一下，他喊了一声我的名字说：“药送来了！”我也答应了一声，喊了他一声名字，说：“谢谢！”

转身往回走的瞬间，突然感觉就像生离死别一样，心里很堵，一下哭出了声。他离开的时候，也给我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苦笑：“这场景像电影桥段，这疫情搞得气氛太紧张了，没事也吓死人了。”

和医疗一样，物资和食品也都极度短缺。

作为一个公益组织的负责人，身处疫情肆虐的城市之中，我是真的想为这个城市做点什么，这也是我该首当其冲的。

4月9号的中午，在眩晕和呕吐之后，我感觉舒服了一点，头靠着柜子，坐在地板上，给民政局老局长发了条微信，问她我还可以做点什么。她立即给我打过来电话，说：“我现在急需3000个医用口罩和3000双医用手套，你看看能否帮我筹集来。”

我赶忙给远在临沂的某局做局长的朋友打电话，希望能帮忙筹集一些医用物资援助上海。他二话没说，10分钟后就给我筹集到了20吨的酒精、13万只医用口罩、20万双医用手套、200套一级防护服、2箱一次性面罩、100箱的红薯粉，价值数百万元，并随车给我个人带了一点吃的。

然而，因为路途遥远，加上疫情严重，很多卡车司机都不愿意来上海，最终，此趟物资仅运费就花去了26000元，比平时暴涨了数倍不说，还不包括额外给司机的钱。

从这批50吨的物资筹集好到运送进上海，中间不断地和各方协调，最终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抵达上海的当天上午，就在相关部门领导的协调指挥下，顺利地分发到了街道和需要的单位手里。

我家住在两区交界处，中间虽然只隔了一条马路，但因为区与区之间也设置了障碍和关卡，朋友也只能帮我把随车带来的食物堆放在了离我家不到一公里的邻区边界，我再委托另一个认识的朋友帮忙卸物资。疫情当头，食品就是生命的保障，我分给了朋友一些，也分给了一直在协调分配物资的工作人员一部分，等到我家小区门外时，东西已经所剩不多了。

给物业管家打电话，管家说不能自己拿，只能等着送，随即又忧伤地对我说：“姐，你有这么多东西，我们物业和居委会的其实也没吃的了。”我二话没说，慷慨地说：“所有的东西，你们留下2/3，剩1/3给我就行。”她说：“您的东西，本来就都是半筐的，我拍照给您。”我说没关系，都被前面的人拿走了。

物业的管家兴高采烈地将东西分走了，看着送到家里的东西，我又分给了组织里的人一些，最后所剩无几。

几个小时后，我远在外地的姐姐打电话给我，说住在上海另一个区的外甥家里，已经断粮了，一岁多的孩子已经没奶粉了，也买不到，怎么办？

我脱口而出，自己怎么完全把外甥给忘了？那一刻我真是心如刀割，想着自己如此慷慨地把朋友好不容易带来的救命食物，分给了很多陌生的、连面都没见过的人，怎么偏偏忘记了同在一个城市里我唯一的亲人。

我姐姐听到我有吃的、却都分给了别人之后，气得直接挂了电话，再也不接我的电话了，就差微信拉黑我了。而我想哭都没有眼泪，既委屈又心酸。想起自己这些死去活来的夜晚，那些求救无门的苦痛，又有谁关心过我呢？我无助地坐在地板上，哀伤而又绝望。

本来说好了，浦西从4月1号封闭到4月5号，可是都十几号了，却没有任何解释。

“继续足不出户”的要求下发后，我先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开始发烧了。我们一直被封闭在家里，连楼都没让下过，思来想去，不存在任何感染的可能。他的身体一向健康强壮，我们商量说再坚持一下吧？也许明天这莫名其妙的烧就好了，结果第二天，还是断断续续地发烧。

我忍不住给物业管家打了电话，管家惊慌失措，说“你赶紧给居委会打电话报备”。我说之前自己因为耳石症的事，你们让我给居委会打电话，我打过无数次，永远都是占线，从来没打通过。她说这次我跟他们微信说过了，你打吧，他们会接的。我一打果然通了，但立即就被挂断了。

我又问管家，她劝我说：“姐，你别挂电话，我跟他们联系。你听着哈，有什么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你别怪我。”随后，我听见她刚跟居委会说明了我先生发烧的情况，一个女人就破口大骂起来——

“他x的这个女人太恶心了！发烧两天了为什么不早说，祸害别人。”

我好震惊，问：“她怎么骂人？”那管家就挂了她的电话，让我别生气。我只能叹了口气。

因为我们头一天刚做完核酸，当天又做了抗原检测，我们坚信自己没有什么问题。没过几分钟，物业又打电话来说：“居委会说发烧的都要拉走去隔离，或送方舱医院。”我说我们的检测结果都是好的，为什么要隔离送方舱医院？而且不是持续发烧，是断断续续地发烧。物业管家说，“居委会就这么说的，您赶紧让您先生再量一下，看看发烧吗？5分钟后告诉我。”

放下电话，我和我先生面面相觑，我先生突然说：“我工厂厂长的父亲，在浦东做装修，一个月前，装修队里有工人感染了，就把几栋楼里的人都送进了方舱。他爸爸本来没事，在里面待了十几天感染了。不过一个多月过去了，也没怎么治疗也好了，但人还在里面。”

我大惊失措，让他再量一下体温，这次正常了，我们这才舒了口气。很快物业又打电话问体温情况，我们赶忙说一切正常，不麻烦他们了。但没过5分钟，120 的人就打电话来了，说你们家有人发烧是吗？是叫救护车去方舱是吧？我先生立即说，我们没叫，挂了电话。

我赶紧给物业管家打电话，嘱咐他们一定要和居委会的领导说清楚，我们家不发烧了，不需要去方舱。管家说那你赶紧再量一次，发照片给我。我们又量了一次，还是正常。照片发过去，我又给居委会打电话，想主动报备，但电话仍旧占线。

后来一个在某区政府工作的朋友说，关于防疫求救等方面的电话，基本都是把电话线拔掉放在一边的，怎么可能打进去？特殊情况，物业单线联系，才能打通。

我这才恍然大悟。

到了4月15号，本来说好开始分级管理的。我们属于防范区，按规定，防范区是可以出小区的。

很多邻居把烟花都准备好了，还有一些人把家里的音响也打开了，小区里隔着窗户，一片沸腾。朋友圈里，浦西很多小区的人都认为可以解封了。唯独物业的人毫无动静。

很快，我看见一位在另一个区政府工作的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淡淡地说：“解封也不过是由一条居家狗，变成一条流浪狗而已。有什么开心的。”当时我还觉得既难过又好笑。

我们翘首以待盼着的解封消息，到了晚上8点多，物业经理发了一条消息——防范区提级了，还是不能出小区和下楼，而且每家每户只能分时间，出一人到外面指定的区域倒垃圾。我们一头雾水——为什么提级，为什么不解封，官方没有任何解释。我苦笑着说：“这不就等同于放风时间吗？”

工作了这多年，我深刻地体会到，在任何关系中，如果你还在意这个关系，好好沟通、解释，大家才能够相互理解体谅，甚至相互原谅。政府对百姓也是一样。中国的老百姓，大都能做到“听党的话跟党走”。为什么规定上明明写好的，就可以突然变了。既然变了，给百姓一个解释，让大家明白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很多人在物业群里，把问题抛出去了，但物业再也不肯吭声。后来我还是从老局长那才得知，规定里说，是因为街道区域内有病例，没病例的小区也会被提级，继续封闭。

我这才明白继续被提级、继续封闭是什么原因。

第二天，我稍微舒服了些，先生说：“规定一家一户，只能出一个人按时去倒垃圾，你下去倒垃圾吧，顺便放放风、透口气，也许对眩晕有好处。我说：“好吧，但我得精心打扮一番，看这个样子，解封是遥遥无期了，我趁着死去活来的间隙，到楼下去摇摇我被疫情锁住了三年的青春尾巴。”

于是我洗了个澡，画了点淡妆，穿了件平时都几乎没穿过的小礼服裙，心慌气短，摇摇晃晃地提着一小袋垃圾出了门，在我出门的瞬间，先生立即给我戴上了口罩，说：“化妆本来就是多余。”

我摘下口罩说：“那得拍照留念。而且发个朋友圈才能留存一辈子。”转瞬我又说：“在朋友圈发自己的照片有点不好意思。”

先生说：“活着这么不易，都三年了，想怎么活怎么活吧，每天晕得死去活来的，还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

听了他的话，我发了个朋友圈，然后就把手机扔到了一边，出了门。外面空无一人，只是没走几步，眩晕就来了，我靠在墙上不敢动，偏巧穿着防护服的清洁工走了过来，拿走了我手里的垃圾。我冒着冷汗，气喘吁吁，灰溜溜地回来了。

回到家里，我又开始呕吐，继而坐在地板上大哭，说我要去医院。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再这样我会死的，我已经又是好几天没怎么睡觉了，心脏快受不了了。这种眩晕比死还难受，还不如让我去死吧。

我给我的主治医生打电话，她说，耳石复位越晚越麻烦，而且可能有后遗症，经常发作，即便是好了，治疗不及时的人，也会有后遗症，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医院。

给物业打电话，他们说决定不了，让我给居委会打电话，但居委会的电话，当然是永远打不通的。

我求物业：“看在我为上海人民做了点贡献的份上，或者看在我把自己的食物都分给你们的份上，能不能让我去医院做耳石复位？”

她说，她跟居委会请示过了，我这不属于疑难杂症，要去医院也只能去指定的医院，而且还要自己先去做核酸检测。而我们小区因为属于防范区，早就改成每天做抗原检测不做核酸了，因此我没有核酸检测报告。

我问她，我去哪里做核酸检测，她说，先带你去做核酸检测，但报告没出来前，还不能看病。我说：我站都站不住，怎么排队去做核酸检测？另外你们指定的医院，也没有耳石复位机器，我去那的意义在哪里呢？

还是和上次一样，她最后说，“您自己打居委会电话吧。”

那一刻，突然就崩溃了，我哭着对先生说：“这样痛苦地活着有什么意义！”      

正巧这天，一位邻区的局长大姐打电话问我的身体近况。我知道她一直都在抗疫第一线，也知道她很忙，一直羞于开口麻烦她，但此时，我已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就委婉地和她说了我的情况。因为能做耳石复位的医院也在邻区，她说让我等一下，她去协调一下。一个小时候，她给我看了几张微信截图。

看到这个截图，我禁不住哭了。为她对我的尽心尽力，也为作为一个百姓在疫情封控的城市看病艰难而哭泣。

没过一会，她的电话也跟着来了，她先后找了邻区的区长来和我所在区的相关部门和居委会协调，邻区根本没人管。最后他们直接和居民会协调。最后协调的结果是两个，“第一，因为你先生有过发烧的经历，你如果出了小区和本区，就不能再回去了，你有地方住吗？第二，他们答复说要去看病也可以，但只能去你们区指定的医院。你看看你怎么办？”

这两个我都没办法选，只能故作轻松地说：“没关系，第一，出去不让我回来，就只能住大街；第二，去他们指定的医院，那里没有耳石复位机器，我去了没有意义。”我知道她已经很为难了，强忍着眼泪，匆匆挂了电话。

哭了一会，我去网上查查耳石症的治疗方法，顺便小心地浏览着和上海有关的新闻和消息，这才发现，那么多求助的录音和视频，那么多震撼人心、让人匪夷所思的事件。我大叫：“这是上海吗？这应该是上海吗？”

没办法，我突然想，自救吧。于是我跟先生说：“你站在我身后，免得我摔倒！”我身体倚着床边，想，既然是耳石脱落，上次复位的时候，医生也是用机器旋转的，医生也说，有时候自己转对了，也能回去，那我使劲跳跳，看能不能回去，能跳回去我就可以免死了，不然耳石症不死人，我自己可能因承受不了这种痛苦，跳楼死了。”

说完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使劲跳了一分钟左右，一阵天旋地转，一头就栽倒在床上。呕吐随之而来，惊天动地地吐了一会之后，突然觉得没那么晕了，站起来，轻轻地转了一下头，之前的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消失了，就剩下可以忍受的头晕。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内心的绝望也瞬间消散了很多。

那一天是4月16日，当我一直以为我快死了的时候，竟然因为跳了一分钟，自救成功。所以说，生命中处处都是奇迹，这句话永远不假。

这些日子，我每天都在朋友圈里看见在上海的朋友，发断粮了、没吃的了，甚至有些习以为常了。之前朋友千里迢迢随救援车队给我带来的那点吃的，也因为我的慷慨解囊，余量不足——这些我一直都没敢告诉我那一心惦记我、给我千里投食的朋友。

说实话，封闭20天了，我接到的政府救济物资，只有三个土豆两根胡萝卜，一斤油，一根火腿肠，和一小箱牛奶。这些东西，别说一个三口之家，就是一个人也吃不了两天。

我家的小区是个别墅区，也算是高档小区，因为附近有两所著名的国际学校，所以住了很多有钱人。小区里的负责团购的人，专挑贵的东西卖，先生买过6个牛油果、4斤青提和2斤西梅，放在一个箱子里，总共 600块。1支酸奶要10元，一盒青菜80元，里面只有1棵生菜、3个西红柿、2棵芹菜和1块姜。

而此时，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想从江西上饶捐献10吨蔬菜，以及6万斤芋头，可苦于我再无力给他们办到通行证、并找到接收单位，只能搁浅。

而那些团购的人、大批的物资却可以畅通无阻地进来这个城市，这让我悲伤绝望到极点。

尾声

那天，我看到一个朋友在朋友圈里写：“疫情下，沉默的背后，是冷暖自知。”

是啊，自上海疫情开始后，很多高层的有社会身份的人，都在保持着沉默，没人出来吐槽，没人出来讲讲自己的疾苦。

即便是我自己，也是在死去活来的状态下，苦熬了近一个月，才在编辑的约稿下，思量了很久，才动笔写了这篇文章。

作为曾经的调查记者，我曾经参与报道过很多突发事件和重大新闻，那时，我青春年少，无所畏惧。

而今天，我身处在这个灾难的城市中间，却无力改变任何东西，即便触手可及的力量都无处伸展。

这时，那位政法系统的朋友又给我发了一条微信：“此刻，我又在烈日下拦截进来的车辆，而且还要站12个小时，很多驰援上海的蔬菜、食品，都因为没有通行证或司机核酸过期被拦截在了高速上，有些已经开始烂掉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结束，我做的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也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身心疲惫、绝望至极。”

我回了他：“加油，一切都会过去，并好起来的。” 

可打完这句话，我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什么时候能好起来？明天还有多远？我们谁都不知道。那种无望的遥遥无期的等待，那种无能为力的悲凉，没有身在其中的人，是无法理解的。悲伤之余，我随手填了首词《临江仙》，以纪念我在上海封城抗疫的日子。

的确，沉默的背后，是冷暖自知，是千千万万上海人的冷暖自知。上海，我的悲伤你不懂。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雅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