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怕从未离开上海，却已回不去上海｜ 二湘空间

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

我是一个生活在上海二十多年的外地人。我从不认为我会成为一个上海人，哪怕是他人口中的“新上海人”。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城市对我有任何的亏欠，也不是因为上海话说的依然蹩脚，而是因为童年时的家乡小镇实在无法从记忆中抹去。

上海实施全面封控之前我就已隔离在家，至今刚好两个月。两个月里电影没少看。今天看了《洗澡》和《猎鹿人》。两部故事背景完全不同的电影，却都让我有同样深的感触。《洗澡》讲的是主人公多年后回到故乡，他终于理解了曾被他鄙视的开澡堂的父亲，还有弱智的弟弟。可父亲过世了，澡堂拆迁了，过去更远了。《猎鹿人》讲的是主人公越战归来，和故乡的朋友一起悼念死在越南的伙伴。

令我伤感的并不是电影中的伙伴情深、生离死别或者战争创伤，而是一切都变化得太快了。你回得去故乡，但你回不了过去。当你从一个场景完成不同的他乡，回到本就变化巨大的故乡，这种冲击之强烈已经不是“物是人非“这类词汇足以表达的了。

我想，这并不是背井离乡的人独有的感受。记得一次从部队探亲回家，恰逢上小学的侄子在为写作文发愁。我提示他可以写写对他家老房子拆迁的感受。他写得很顺畅。作文的大意是，虽然我知道拆迁后我家的房子会更大、更漂亮，但我还是只想要我的那个三十平米的家。据说，他的语文老师给了超高的评分，甚至还在办公室里给其他老师大声朗读。

最近的十几年里，作为一个常和不同人群打交道的律师，我看到了更多类似的故事。既有当事人面对老弄堂拆迁时的唏嘘，也有生活在上海多年的外国友人泪洒机场的场面。他们也和我一样，在变化中成长，也在变化中感伤。

然而，这波疫情带来的种种变化尤其让人不安。店铺紧锁的大门、路边密布的铁丝网、远处寂静的街道，这些都还只是肉眼可见的变化。更令人不安的是人们的变化。这些人中，有因为周边阳性人员较多而惶惶度日的同事，也有因检测阳性被邻居歧视而心灰意冷的朋友。更不用说，媒体上见到的态度绝决而略显粗暴的执法人员，愤怒呐喊着“要物资”的普通居民，还有曾数度哽咽的官方发言人。更不用说，还有那些求医困难、无处安身的人们。更不用说，还有那些因隔离无法探望重病的亲人或者与亲人作最后道别的人们。更不用说，还有那些度日艰难的独居老人、残疾人。以及，那些虽可安身，但正在为明天而忧虑的，沉默的大多数。

我相信，未来的某天一定会解封，疫情会过去。但想起这些人们，我不禁想要知道，解封之后的上海依然还会是那个熟悉的城市吗？我，我们，还回得去吗？

如果，未来将面对的是不景气的市场、喧嚣的呵斥、消毒剂刺鼻的味道、与人们一次次的别离，我，我们，能够接受吗？

我心里是难以接受的。

我深知，各级管理者压力巨大。我深知，抗疫一线的人们身心俱疲。可我同样知道，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目标和要求，甚至不仅仅是同情或歉意的泪水，而是需要体谅、沟通、人性化的安排。哪怕有些举措势在必行，能不能多一点论证和考虑，事前多作一点沟通。哪怕生活物资一时难以足量供应，能不能也说一说难度在哪里、何时能解决。哪怕有些人们出于各种原因心存疑惑、甚至口吐莲花，能不能多一些更详细的预案，多一些分门别类的安排。

有人才有城市。张文宏教授曾把上海防疫比作“瓷器店里捉老鼠”，那时无疑是贴切而形象的。但换作现在，可能需要考虑更多的情况。毕竟，瓷器任由人摆弄，破了也不会喊疼。瓷器更不会帮人一起捉老鼠。两千多万人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如果多一点体谅、多一点沟通，可能会换来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多一份参与。设施可以重建，经济可能复苏，但人心也需要滋养，人性也需要珍惜。

我知道，过去是回不去的，但请不要让我从未离开过上海，却已回不去上海。

回到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