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平围城到开国大典（图）

主笔◎朱文轶  

围城

1948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军事代表团大卫·巴雷特上校和约翰·梅尔比在北平共进午餐，后者来自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这天阳光明媚，和煦的阳光透过柿子树，然而，隆隆的炮声震落了桌上的筷子。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西山，从那里可以俯瞰北平全城。炮弹弹片飞落到北平机场。 

尽管军事形势毫无希望，孤守北平的傅作义仍统率着北平警备司令部70多万军队。傅作义先后放弃长城上的两个关口，北平北面的南口和东北面的古北口，不过他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力图保证天津通往海上的通道畅通，这是他与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和南方各省唯一的一条海上交通线了”。86岁的周之同告诉本刊记者。 

周之同当年所在的东北野战军121师363团到达这个古都外围指定位置时，接到了新任务。“当时军部驻颐和园以北大有庄，军炮兵团驻青龙桥。”周之同对本刊回忆说，“军部在1949年1月传达新的指令：尽快扫除西北郊外围的敌人据点工事，并完成对阜成门至东直门及城内北半部的侦察工作，做好进攻的准备，由我们师担负攻城任务。” 

北平西郊被控制后，121师投入了一个营登上一列开往市内并将停在离中华门很近地方的一列火车。这一突袭计划几近成功，只是一个小小的破绽被在西直门车站值班的信号工发现了。“他在列车时刻表上发现那天下午那个时刻没有预定的列车通过西直门，于是发出信号，命令列车停下，然后打电话请示。这样，国民党守城部队就发现这列列车已经被我们控制了，他们下令关闭城门，并且严加守卫。”曾在121师361团担任侦察兵的钱浩兵参加了这次特殊行动，他向本刊回忆说。此时的北平已经完全被古老的城墙彻底隔绝起来，它与外界的一切交通被完全切断了。 

傅作义刚开始还不打算放弃抵抗，他决定在城墙坚固的北平城内经受一次古老的被围困的考验。 

在解放大军进城不久后登上城墙的钱浩兵说，他曾被这座前所未见、拥有500年历史的防御工事所震撼。“它是我见过最坚固的城墙了：墙基是夯实的土地面，宽阔的城墙顶可以作为车道，足足有墙基宽度的一半。城门和每个城墙角上，都有3层楼高的城楼守卫，坚固的石头墙壁上都凿有枪眼，弧线性瓦顶比其他城市的城墙都要壮丽。”钱浩兵说，“以城墙为御的象征性反抗，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直到傅作义接受联合名义上进行的和平改编。” 

随后的日子，傅作义在旧北平的天坛公园里修建了一个临时机场。“轻型飞机可以从城墙里的这个机场起飞，也可以降落，不过有点冒险。”1954年至1958年在彭真办公室任秘书的马句解放后是中共北平第八区工作委员会20多名干部之一，他对本刊回忆说：“围城这段时间，不少国民党高官从这个机场起飞往天津，然后抵达上海。这是国民党政权脆弱的生命线，它也是短命的。”由于包围圈从北平外围越来越紧缩，解放军的高射炮布置在离城墙很近的阵地上，因而机场紧急跑道变得十分危险，到围困解除前，普通邮件已经不能由这条通道出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很多积压在停在公海上的各国商船上，等待局势明朗。 

城外，周之同所在的363团从1949年1月7日起，已经开始部署紧张的攻城和巷战训练。当时身为政委的周之同每天不仅要去圆明园、黑山扈、玉泉山一带察看地形，还要指挥部下，“在圆明园旧址利用被英法联军破坏的楼堂亭台练习攻坚、爬梯、爆破和步炮协同等战术战斗动作”。之所以选择在圆明园演练，周之同回忆说，“主要是想借助实境，研究怎样把敌人打掉又能保护好文物”。 

周之同说：“战士干部都拆洗了棉衣、棉被，用新的白布做了1丈7尺长半寸宽的背包带，调整了部分装备。后勤供管人员也在全力准备：蒸窝窝头，烙高粱面饼，买菜，打油买盐，准备马草，筹齐进城后的生活用具，备足了进城后3天的粮草。所有人就在等‘攻城令’的下达。” 

旧北平外围聚集的人马越来越多。除了作战部队，还有等待进驻的各级机关，以及为了在即将解放的北平和天津维护社会治安，由华北军政大学步兵学校改编而成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后二者大部分都集中在良乡。“我们在1948年12月初接到命令，从晋县出发徒步行军前往良乡，一路上下起了大雪，每天都走 80~100公里，抵达良乡县东关外燎石岗驻扎待命。”曾任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队员的康彭寿对本刊回忆说，“我们在进城前，主要负责警戒任务。燎石岗高地西邻平汉铁路的良乡站和平石公路，与良乡城相望，形成犄角之势，是设防的重要阵地。高地上有一座古朴的昊天塔，塔内瞭望孔可监控良乡城和铁路、公路上有无异动。” 

护城 

1949年初，城内开始流传一则消息，说傅作义试图自杀，但被他的参谋救下来了，伤势不轻。这条完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传言，在当时的背景下，很容易获得民间的认可和传播，很快便闹得满城风雨。直到几天后，傅作义安然无恙出现在美国领事馆一次晚宴上。 

旧北平城被围困的最后日子里，城内的生活反而出奇平静。“我们等了半个月，攻城令也没有下达，大家相信，这场仗可能会避免了。”周之同说。而城内的人们则发现，这个特殊的军事围困期里，共产党军队并没有进行轰炸，也没有越过城墙发动进攻。到了1949年元月中旬，一些人开始普遍相信，秘密谈判正在进行，谈判的主要牵线人是北平市最后一任市长何思源。 

围城部队的零星炮击只限于打击国民党秘密警察的总部。由于炮击准确，炮火没有波及特务总部所在的南长安街的居民们。“夜晚，步枪和机关枪的枪声不绝于耳，那是守城的国民党士兵在向他们认为接近城墙的解放军开火。”康彭寿说。国民党空军在丢了南苑机场和西郊机场之后，已经飞到天津，后来又飞到南京。 

所谓的“守城”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北平的一些国民党中高级军官这个时候热衷于求签问卦，一个叫马龙的江湖术士成为当时北平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很早在北京大学教英语的中国朋友就告诉我们，有个叫马龙的算命先生非常灵验，很多在华外国人和国民党官员都去问卦。”1949年在北平的汉学家菲茨杰拉尔德在他的回忆录中称，“我们到马龙家时，发现门口停着几辆军用汽车，里面还围着很多人。从他家里走出一位国民党上校，显得极为兴奋。‘太神了’，他连连惊呼，被问及为何这样兴奋时，他回答说，刚才马龙给他算卦，说他马上就会离开北平，而且一去不返。他深知，南苑机场很快就将失守，这个卦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可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刚要离开马龙家的时候，传令兵递给他一道上级的命令，说是5分钟前收到的。让他立即赶回总部，收好指定文件，赶往南苑机场，从那儿到南京去。”“此后不久，傅作义就下令禁止属下的官员们叫马龙算命了。” 

足够的军饷是维持局面、稳定军心的唯一保障。守城军队向国民政府索要银元，而且必须是1915年的铸造的“袁大头”。“当初为了推行‘金圆券’而全面禁止流通的银元，在一夜之间就被拿了出来——傅作义部队要求的银元数目相当巨大，可见回收银元也只是些表面功夫。”菲茨杰拉尔德回忆，“在围困的那些日子里，王府井下水沟和马路上到处可见乱扔的‘金圆券’，尽管面额百万，人们却把它们踩在脚下。” 

对城里的更多老百姓来说，北平城的新鲜蔬菜过去有赖于每天从郊外运输进城，如果这个通道被封闭，城内的粮食和蔬菜很快就会完全断绝。“我们在包围北平前，军部传达的第一出发点，就是‘保护’。”周之同回忆说，“尽可能不去打扰城内百姓的日常生活。”另外，守城的一方也不愿扩大饥民的问题，于是攻守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每天早晨太阳升起，打开北平北城的东大门——朝阳门，在城内的瓮城开辟一个菜市。 

和所有城墙的构造相同，城墙除内城门外，还有一个大约100平方米的四方形瓮城，瓮城城墙与内城门成直角的地方，修有外城门。这样，在内城门关闭期间，外城门可以打开，允许人们进入瓮城，然后外城门关闭，再打开内城门，以减少伏击攻城的危险。“攻守双方决定将菜市开在瓮城后，北平郊区卖菜的农民每天就推着独轮车和马车进城。”钱浩兵说他有一次曾混在菜农中间进城侦察，他对本刊回忆说，“守城的士兵们对他们逐个检查，没有发现隐藏武器的菜农，才打开内城门。市民们这时候蜂拥入内，购买蔬菜。买菜的人非常多，有时所有蔬菜一小时内便卖光了。瓮城里买菜的顾客成群结队回到城里后，内城关闭，然后才打开外城门，让农民出去。有时，城内守军也在这里采购，菜价涨得很厉害，菜农们除了银元，拒收一切纸币。”“我们得到情报说，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危机，蒋介石派空军往城里空投过几次，因为两个机场都被占领，不能用了，飞机就往结冰的北海上投。可投了几次，砸了不少民房，老百姓闹得吃不消，傅作义说这样不行，添乱，也就不再投了。” 

除了粮食、蔬菜，围城解放军还给北平的水电燃料留了出路，煤炭都照样往城内送。“过去，煤炭都是由驼队从门头沟煤矿运来了，封城后，我们照旧给驼队放行。不过，因为从事运输生意的驼队商人少了，城里的煤炭还是紧缺。”钱浩兵说， “时值北平的寒冬，市民们一直靠不计其数的小煤炉取暖，那种小煤炉是用煤面和土面掺合在一起做成煤饼为燃料的。外面运输接济不上的时候，城里煤价上涨就比较快了，后来很难买到了。一些国民党士兵也参与到城里煤的黑市买卖里。” 

由于秘密进行的谈判一直存在不确定性，武力解决北平的可能性直到1949年元月中旬前并没有完全取消。作为重要议题之一：如何在围和攻两种方案里保护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一直在城外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讨论之中。“为了有效保护文物单位和学校、工厂等重要建筑，北平地下党已专门绘制了详细地图，送交平津前线司令部。地图上清楚标明，哪些地方可以打，应该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应保护等。”周之同回忆。 

据菲茨杰拉尔德回忆，他在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梁思成告诉他，聂荣臻将军在1949年元月曾向他请教，北平城墙的什么部位可以作为爆破的突破口，既不损坏古老的文物，又对居民的住宅损坏最小。周之同证实了菲茨杰拉尔德回忆录上的这一说法。他回忆说：“解放军的攻城方案，最初打算选南城的西城门作为突破口，那座城门在围城期间只为菜市打开过几次。后来梁教授指出，北平有两三座城门是未曾修复过的纯粹的明代建筑，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没有损坏过，南城的西城门就是其中的一座。如果被摧毁，那会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梁教授建议，北城城墙的东部，日本人曾修过一座新城门，城墙里只有一大片空地，是过去科举考试的考场，在义和团运动时已经遭到破坏，这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进城 

各种攻城准备和方案没有派上用场，到1949年1月20日，谈判突然加速了，傅作义和北平市长都明白攻守双方的兵力何等悬殊。1月22日10时起，双方进入休战状态，为了保全旧政府最后的面子，“联合公报”的措辞考虑得非常周全。傅作义把士兵从“城里撤出”，到西部驻扎，一个由市长领导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接管过渡，人民解放军将进城“维持秩序”。谁都明白，这只是旧政权移交新政府控制的一种象征性程序。 

“北平国民党军队26万余人分批陆续开出城外进驻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周之同说，“一天后，我们又接到上级对入城后的5条新规定：外国领事馆人员为侨民，进出大门时不给行军礼；要保护侨民安全；不准进入外国人房间；尊重接管人员；傅作义部人员专由阜成门出入。” 

围城状态正式宣告结束，而傅作义部队的撤出则一直持续到1月底。“我们两个干事两次换便衣秘密进城。”周之同回忆，“第一次是在1月25日，由军司令部组织七八个人，从西直门进入，傅部派联络官在西直门等候。联络官坐车在前面带路，把我们的人直接引到设在王府井南口原日本大使馆的联谊处，见到四野参谋处处长苏静和傅作义的副官长。副官长出去后，苏静处长对我们的同志说：你们来要注意隐蔽，要装成他们的人，你们的任务是熟悉他们市区内部队的主要防区，以便进来接管。吃完午饭后，傅部派两名军官带我们的人在城内活动，黄昏后送出西直门。第二次是在1月29日，进城的人包括我师3个团的营长，主要任务是划分接防地区，以便部队进城后各营直接到指定防区。” 

康彭寿所在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接到通知，要求全副武装、进入阵地，监督傅作义部队撤出北平。“我们在1月30日被告知，当晚傅作义部队将通过良乡撤出冀中地区。”康彭寿对本刊回忆说，“我们是黄昏时候进入阵地的，阵地离公路还有一段距离，夜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人声、马声，好几十万军队呢，整整走了一夜，直到黎明才全部过完我们的监视点。”“1月31日中午12时，解放军在莫文骅将军领导下，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入城接防。” 

人民解放军于是进入了中国最有象征意义的一座城市。入城式是在2月3日，军队穿过前门，沿着东交民巷前进，清朝统治时期，除了前门和皇宫本身的南门——天安门之间的广场，东交民巷是唯一一条能够东西通行的街道。毫无疑问，得胜的人民军队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入城，是要强调新政权的独立和它拥有的权力。“我们在入城式举行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得知，中央军委批准平津总前委关于举行入城仪式的提议。参加的步兵部队有40军的118师和我们121师，摩托化部队有东总警卫团的80辆卡车，机械化部队有坦克和装甲车60辆，炮兵师包括卡车牵引的战防炮、高射炮、化学迫击炮、美式和日式榴弹炮、加农炮，另外还有一个骑兵师也参加仪式。对行军队形序列、装备、着装等都有具体规定。蔡正国师长对我们说，入城式要搞出经验来，不是阅兵式而是示威性质，显示力量，提高群众信心。” 周之同回忆。 

钱浩兵所在部是最先入城接防。“我们在白石桥路集合列队，按照规定检查整理军容风纪，之后走一段路点验一次。师里要求我们每个连指定一个排在枪里压上子弹，重机枪脱掉枪衣由人抬着，以防敌人袭击。队伍转向西直门外大街，我们团的干部骑马在西直门外桥的西端，由作战科科长带着测绘员和警卫营的一个排，在西直门瓮城南边同傅部的一个排相互敬礼交接防务。”钱浩兵对本刊说，“361团团部驻东北大学，363团团部驻仓南胡同5号(又称老段府)。363团二营驻黄化门民生工厂，三营驻东单青年剧院，警卫连一个班警卫驻六国饭店，一个排驻团城，一个排警卫中南海，两个高炮连驻景山公园内北面的平房。” 

负责维护北平社会治安和保卫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进城后共分4个大队，康彭寿被分在一大队。他说：“我们驻扎在史家胡同，辖内城7个行政区。我当时负责的是东四和崇文门辖区，每天都会在卡车上架着机枪满街巡逻。” 

接管干部们随后也开进了这座古城。马句对本刊回忆：“我们中共北平第八区工作委员会在1月31日20时被军管会的军用大卡车送进城内，我们从海淀上车，由西直门进城，一直开到前门东珠市口大街原国民党第八区公所的办公地点。当天晚上，我们20多人就在区公所办公室搭了地铺睡觉。”第二天一早，马句到区公所门前，把旧的区公所牌子取下来，换上了一个新制的“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的新牌子。为了庆祝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的建立，马句在门前放了一挂鞭炮。 

香山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之后，径直去了香山。 

进入北平后，新政权有一个迫切的事情，就是中央机关的入城。为此，中央1949年初就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主管，杨尚昆和曾山具体负责，着手筹备。 

杨尚昆从接替李富春的工作以来，已经历经过中央的两次大搬迁，一次是从延安撤到晋西北，一次是从晋西北进到西柏坡，这一次从西柏坡进北平。“北平虽然解放，但仍不是一个被完全控制的城市。从年初，杨尚昆同志就先后派李克农和范离去北平挑选中央机关地址。中南海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驻地，地处闹市，虽然傅作义部被收编，但城区还有阎锡山的特务系统和两军交接时就地解散的宪兵19团，来不及清理，大家认为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马句介绍说，“他们几人和叶剑英、彭真商量后，建议先以离北平市区20公里的香山为中央机关临时驻地。那里安全，也便于防空。” 

“中直机关当时共有工作人员5500多人，香山上有一个由原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办的慈幼院，正好有一批现成的房屋可用。毛泽东的临时住处是熊希龄的双清别墅，周恩来夫妇住在原香山饭店右侧的一个小院里。”马句说，“2月底，李克农对香山驻地的安排提出了一个方案：为了保密，对外称‘劳动大学’。第一站称劳大的筹备处，设在市内弓弦胡同15号；第二站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青龙桥；第三站称劳大招待所，为香山驻地。这样，中央机关分驻在香山，军委机关分驻在西山一带，中央警卫和公安部门分驻于西直门、颐和园至香山一带。” 

安全工作仍是众多保护这个临时中央所在地的机构的头等大事。李瑞祥1948年底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大队二队见习区队长被抽调进“政治保卫队”时，这个隶属中央社会部的全新机构刚刚组建，它的目的就是确保几个月后中央机关转移的安全。 

“中央机关还在西柏坡时，我们就率先进入北平。”李瑞祥对本刊回忆说，“我们的任务是与吴烈的207师联手，负责从香山、颐和园、白石桥到西直门这条长达20 公里范围内的治安警戒，为中央机关进驻开道。我们协助207师在外围便衣行动，在敏感地段布监视点，我这支小队有20多人，每个人都穿着黑色对襟小棉袄，肥大的免裆裤和厚棉窝鞋，衣服里藏着一只左轮枪和20发子弹，这种枪不易走火，不易卡壳。”“吴烈的207师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提出从四野抽调的，四野还派出两个专家，一个是搞扫雷的，一个是搞无线电的，他们和范离等作为先遣人员进入香山，查看环境后，在香山制高点‘鬼见愁’建立了一个高射炮阵地。” 

香山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除了领导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主要集中在两件事上：一是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二是筹备即将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 “1949年中共中央很大的精力还在集中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关于建国的筹备最初的打算是要到1950年的元月纳入计划，但苏联方面当时提醒中央防止溃败的国民政府向西方求援，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样，建国的筹备和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才提前了。”马句说。 

中央机关设在香山的主要不便是交通上的。李克农方案从安全出发，但带来了机关部门的分散，有时跑一个地方就要花费一天时间。而筹划建国工作的主要活动地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和中南海，那里是民主人士、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重要会谈的地点。从香山到中南海，要经过青龙桥、海淀、西直门，路上就需要一小时以上的时间。 

“从香山进城的唯一交通工具是汽车。当时通信也不方便，香山电话局虽然很快组建，但打不通电话的情况时常出现，最后还是只有依靠汽车。但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汽车，周恩来的一辆车是从天津调来的紫红色科力司牌美国车，很显眼，想换又没有，我们政治保卫队给派了辆随从车作为沿途保护，但这是辆旧吉普，速度慢跟不上，以至于前车要专门停下来等它。”李瑞祥回忆说，“后来杨尚昆找到四野政治部萧向荣秘书长，从他们收缴的200辆车里专门给留了20辆，才缓解了中央机关的用车紧张情况。” 

北京 

一件看起来最简单的事在1949年却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不仅鼓舞了这座城市的百万民众，让人们体会到身为城市主人的新气象，还充分体现了新政权的效率。 

1949年2月，沈勃作为中共北平地下党成员刚刚迎接解放军入城几天后，被任命为北平第七区区长，着手接受国民党地方政权。当时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正阳门，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 

到东单进行巡查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一分队队长康彭寿对这个旧北平市四大商业中心之一当时的脏乱记忆深刻：“东单广场上垃圾堆成山。泡子河(今崇文门东城角)一带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街上人很少，路灯晃晃悠悠的，能见到拉洋车的，还有破旧的有轨电车。”“北平城的垃圾从日本人占领起，就一直靠着城墙堆积，最后一直堆到天安门，有人估计，当时市内的垃圾不少于60万吨。” 

到任第三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看到的情景和康彭寿的回忆完全一致，“当时看到的广场是坑坑洼洼的土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中间有些地方的草长得比人还高。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堆得和城墙一样高。那时候的天安门地区是一个没人管理的地方，许多往城外运垃圾的车走到这儿就倒了”。 

他们用了3个月时间才清理了垃圾。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也还没有定都北平的决议。到了5月，虽然还没有建国，北平就成立了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做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并要求这项工程务必在9月份完成。 

都市计划委员会下设清运委员会，由党、政、军、民、学、商各界代表组成，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广场。“垃圾被清除出城市，这件事并不困难，但以前的那些政权却没有去做。更重要的是，刚刚解放的城市中的各个阶层通过这场运动进行了一个很有效的交流和沟通。”马句说。 

在沈勃印象里，当时有上万人次参加了这个工程，参加人来自周围的居民、各机关干部、各学校的学生。那时已经有传闻说开国大典要在广场举行，虽然一直还没有接到正式文件，“建设人民首都”的大横幅已经挂在了广场北侧。 

作为“迎开国庆典、整修天安门广场”决议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市规划局接到任务，选定第一面国旗旗杆的位置。市政府责成建设局拿出修整天安门工程计划，建设局局长赵鹏飞任总指挥。整修工程具体任务之一是在位于天安门广场北端、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修建国旗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董光器向本刊介绍说：“当时的负责人是陈干，他把旗杆定在南北中轴线与丁字形广场南墙东西相连的交接点上。因为时间仓促，也没有很多方案来比较，旗杆也就是用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焊接起来的。本来设计的旗杆高度是35米，与天安门等高，但焊接完后的水管只有22.5米高，他汇报之后，指挥部决定就这么高了，没时间再改了。竖起旗杆后他发现，旗杆与天安门之间将来要过游行队伍的宽度不够了，需要挪动华表和石狮子的位置，这就与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的思路有矛盾，梁思成要原封不动地保护故宫一砖一瓦。他就查阅《自然辩证法》，以恩格斯关于解析几何坐标中原点地位的观点，解决旗杆与周围建筑物的关系。” 

“旗杆的结构设计由建设局技术负责人、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施工负责人林治远完成。”董光器对本刊回忆说，“一个月后，旗杆底座、汉白玉栏杆制作工程完毕，国旗杆也竖了起来。为了毛泽东主席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操纵升旗开关，林治远设计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导线通过修东西长安街道路工程埋设的钢管横穿过长安街，跨越金水河，然后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当中，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为防止升旗出现差错，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地检查了升旗的各个部位。他们在旗杆下和天安门城楼上反复不知试验了多少次。当认定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正常，没有问题时，才于9月下旬拆除了旗杆周围的脚手架。”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决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大典 

开国大典的方案，很快由周恩来为主任、彭真等为副主任的筹委会拿了出来。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三者之中，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怎样进行的问题。”马句回忆说，“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由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担任阅兵总指挥。” 

“由阅兵指挥所正副主任杨成武与唐延杰受命主持起草的《阅兵典礼方案》很快被通过了，但阅兵指挥所成员主要围绕阅兵地点进行了讨论。”马句告诉本刊，“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中央最后确定：一是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二是市郊西苑机场。” 

当时在“劳大”的钱听涛回忆说：“两种方案各有优劣：天安门周围的街道四通八达，受阅部队和参加庆典的群众容易集中，特别是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阅兵台，便于检阅。但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4小时，另外长安街不够宽阔，没有经过拓宽，只能横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和装甲车 2路纵队。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刚进北平时曾在西苑成功地举行过阅兵。” 

在这两个方案之间反复斟酌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出于建国之初的安全考虑。“当时国民党空军于5月4日就曾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 196间，死伤24人。虽然‘野马’和‘蚊式’战机的续航能力小，活动半径一般都不超过陇海线，但因为有过数次被空袭的教训，防空一直是大典的头等大事。”钱浩兵对本刊说，“最初考虑南苑机场方案，最主要就是从防空角度，那里地处郊区，地形开阔，万一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和隐蔽。” 

权衡比较的结果，指挥所倾向于第一种方案。报告送呈中央后，周恩来用毛笔在左上方签署了意见：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刘少奇在自己的名下画了圈。 

对天安门开国大典的防空准备则从7月就开始布置了。“军委航空局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飞行中队专门负责北平的防空，在东观礼台上还临时建立了一个通信枢纽，用美式报话机开设了与受阅部队联络的无线电网。在阅兵指挥所开设有线电话总机，与天安门及广场各点通话，与南苑机场有专线电话。在北京饭店楼顶有航空指挥台，在东大桥、通县菜地都设立了防空电台。当时受阅骑兵有1978匹战马，也都采取了特殊措施，要它们万一受惊不乱跑。”钱浩兵介绍说，“军委航空局提前在海州、响水口、睢宁、徐州、商丘设子5个防空站，并在云龙山的鹤亭古寺驻扎了一个通讯班，往南对上海、江苏方向，往北对济南、青岛方向做横向联系，每 20分钟呼叫，一旦发现敌机则将数量、类型、飞行方向用密码迅速北传。开国大典当日，改为10分钟呼叫一次。为了应对突然情况，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组织者、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方槐向聂荣臻建议，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带实弹以防止意外，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