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至1947年，蒋介石在大陆研发原子弹的秘密行动

如下是该文：

十余封1945年至1947年间的当时的国民政府机密电报证实，中国政府曾在抗战胜利初期，秘密网罗被俘日本原子弹专家，尝试研制原子弹。稍后，蒋介石接受军统局代局长戴笠的建议，延聘著名科学家吴大猷、郑华炽、华罗庚等十余人，成立“原子能研究委员会”，积极部署原子弹研制方案，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研制原子弹。后因内战爆发，军费浩繁，蒋介石下令中止研发原子弹计划。

李宗仁积极推动

日本遭受美国原子弹攻击后，原子弹成为举世瞩目的新科技。日本投降尚不满两个月，国民党政府驻瑞典大使何凤山丛斯德哥尔摩给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打了一通密电：

“据瑞典新闻社称：莫斯科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自1934年，在库尔恰托夫教授督导之下，已完成分离原子之试验。据苏联发言人称，用苏联制造爆炸性原子之方法，制造原子弹，其成本较美国所制者为廉。”

10天后，另外一封也是有关外国发展原子炸弹的文件也呈给蒋介石，那是军事委员会专门管情报的第二厅中将厅长郑介民呈上来的一份《情报记要》。这份报告是军统局驻德黑兰情报官黄于安呈报回国的密电，电报称：

“据伊朗参谋本部密电，德国流亡科学家在喀尔巴阡山，造成新原子弹，较美国者简单，力大，成本亦低，英苏两方正力图罗致，确否待证。”

这两封电报叙述内容和中国无直接关系，并未触动蒋介石的神经，而蒋介石真正决心开始着手研制原子弹，是受到他的党内对手、桂系大将李宗仁提议的刺激。李宗仁一度成为蒋介石最初尝试研制原子弹的某后推手。

1946年1月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上将主任李宗仁，得到一项极可靠的情报，讯息指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陆军省曾秘密派遣一支技术人员队伍，人数多达70余人，到张家口采掘原子放射性原料，预备用这批原料供日本发展原子弹之用。

李宗仁汇集了所有的情报讯息，于1946年2月1日以密电形式，拍发给在重庆的蒋介石：

“据报，敌‘华北交通会社’日人西田称：(一)日陆军省曾派来我国张家口地区，技术人员70余，专事采取原子原料，于日军投降后有30余人投入奸党，其余人员均散居北平。如我政府愿予留用，西田决能召集彼辈在中国研究。(二)该项技术人员曾在张家口取得一部原子弹原料，空运回国，对察绥各地矿产，探查甚详，两地原子铀之出产，仅百灵庙一处，年产铀可达6吨。(三)在日本投降前，日本已装有五部机器，开始研究制造原子弹，后以美国发现，致将该项机器全部破坏。但此项技术人员，均在日本内地，并详悉其姓名住址等情，关于是项研究工作，我国尚无人主持，似由中央指派专家商讨研究，如何之处，谨电呈核。”

李宗仁这封密电中所说的“关于是项研究工作，我国尚无人主持，似应由中央指派专家商讨研究，如何之处”给蒋介石极大提醒，但李宗仁的意思是要运用这批日本原子专家，为中国提供原子弹的制造方法。然而，蒋介石犹存有若干疑虑：其一，日本原子科技明显落后美国；其二，研制原子弹这种先进武器的科技，应该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不应依赖日本人，因此，最重要的还是要培植中国原子专家；其三，蒋介石和桂系军人之间，毕竟存有矛盾，面和心不和，蒋介石对李宗仁不敢尽信。

查证日本核计划

由于蒋介石不放心李宗仁，故而私下交付军事委员会调查军统局戴笠一项重要任务：仔细查明抗战期间日本在中国境内研制原子弹的详细经过。

不肖两三天工夫，军统局代局长戴笠接连呈报给蒋介石两封情报密电。第一封回报内容和李宗仁泌点的内容大同小异，蒋介石确信此信的真实性。在百灵庙地方蕴藏的铀矿一年就可以挖掘6吨，原子供应不成问题，而专业人才又有日本留任在中国的原子专家，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已经具备了两者，激发了蒋介石对原子弹的浓烈兴趣。

军统局的第二封密电由军务局上校参谋陈廷缜，转呈给蒋介石。密电指出：

“刊呈：一、查日人有西野者，系日本最负盛名之原子物理专家，东京理化研究院有西野研究室，东京及大阪帝大有西野原子分解器一部分尚系得之美国，于上年11月初始被麦帅沉入海内，当时西野叹称十年心血付诸流水云云。李主任所报日人西田未悉是否西野化名，免人注意，果系西野(或其弟子)似宜速即秘密罗致、免为他国争取。”

戴笠向蒋介石报告，假如李宗仁之前提及的西田，如果正是西野的话，应该赶紧派人把他争取过来，以免日本原子弹专家西野落入其他国家手中。据戴笠的查证，西野的实验室已提炼铀元素22磅。

戴笠密电中最有建设性的一项建议，是希望蒋介石仿照美国最初研制原子弹的成例，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由军事制造武器枪炮的兵工署督导研制。

陈廷缜在这份签呈报告的末尾写道：“谨拟办如次。拟：密饬俞次长大维即将各该专家速予罗致，并先组一原子能顾问委员会办理。拟抄送国防部第六厅及中央研究院参考。”

蒋介石看过报告全文后，在公文的批阅栏上用毛笔写下“如拟”两字，表示批准之意。

对日本原子专家西野或是李宗仁电报中所说的西田，蒋介石希望能得到更深入的讯息，他亲自给戴笠下了一道电报手令：

“国民政府电稿民国35年2月9日下午三时事由：可续报原子弹情形代电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代局长勋签：2月7日情渝995号报告悉，此等技术人员能担任何项工作？希望继续接洽情形随时查报为要。”

李宗仁给蒋介石第一通密电后25天，又发来第二通。这封电报详细呈报了日本原子弹专家草拟的全新研究计划，说明这批日本人愿意为国民党当局效力，愿意为中国发展原子弹。但毕竟李宗仁系军人，不懂原子科学，难辨真伪与价值，所以请示蒋介石派原子物理方面的专家和日本人西田洽谈，以免误事。

　李宗仁转呈的原子弹研究计划，印证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确实曾经致力于放射能研究工作，只不过研发时程落后于美国。日本将中国北方当成采掘放射性元素的主要地点，而实验室的研究基地仍集中于日本本土。李宗仁呈给蒋介石的原子弹研究计划，主要是由日本人西田草拟，经由李宗仁的幕僚翻译成中文，译文的大意表达了西田又人脉管道联络日本原子专家，组织研制工作。

李宗仁随密电呈送给蒋介石的原子弹研究计划，全文摘要分成二大项：一、关于原矿石关系的调查、采掘和精炼，二、关于化学关系仅用现在中国所直接留用之日人可能进行之事项。

这份研究计划在呈给蒋介石夫人本人批阅前，首先交给军政部核办，军政部长时为蒋介石最信任的陈诚。

但是，1946年初，国民党当局正忙着把部队和军政人员大批运往沦陷区，哪有心思和精力投入研制原子弹？因此不论日本人西田提出的计划是否切实可行，军政部都无暇立即付诸施行。然而，有关日本人过去从事原子弹研究计划的片断消息，仍从接受北平的国民党驻军和行营主任李宗仁那儿，断断续续呈报上来。

1946年6月1日，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兼第十一战区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密电留置了一个日本人，此人名叫石原茂光，据称他是日本研究原子弹专家之一。

石原茂光在接受侦讯时声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远田彦造，抗战期间曾经在朝鲜、东北、蒙古、新疆各地采集铀材料，先后已采集了近5公斤的铀矿，这批铀矿后来储存在日军驻华北野战军的兵器库中。吕文贞发给蒋介石的密电中表示，第十一战区正秘密追查铀原料下落，石原茂光接受侦讯时声称，以储存在中国的现有材料，即足够试造“酸化铁原子弹”，这种原子弹的威力估计为铀原子弹的四分之一，破坏范围可达64平方公里。

国民党当局陆续接到来自四面八方关于原子弹的情报，毕竟，研制原子弹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不仅是科技上的考验，更是财政能力的一大考验。是关国防科技的突破，因此，蒋介石还是还认真的看待来自各方的情报讯息，一一查证他们真是性及可行性。蒋介石似乎也在有关原子弹情报呈阅的过程中，燃起了心中更强烈的原子弹兴趣。

吴大猷牵头运作

陈诚整合各种讯息后，给蒋介石呈上了一份堪称完整的报告，针对从抗战胜利以来那些与研制原子弹有关的情报来源，一一过滤其可行性和真实性后，向蒋介石提出简要报告。陈诚在1946年7月24日提出的这份报告中表示：

“1、日人西田已返国，未能晤及其所拟计划。可注意之部分，仅为日人调查我国北部铀矿之结果，所以‘提炼’及‘化学’部分俱无具体计划。该日人既离华，其调查结果现亦法取得。

2、日侨石原茂光等所拟之计划及图样等，多属谬误，显未受物理与化学基本训练，无考虑之价值。

3、探询日人古川等之行踪皆无结果。

4、日俘平尾等三人，至6月18日(吴大猷离国时)，尚未抵平，已函吕参谋长，请其与北大郑华炽教授接洽。”

陈诚在这份报告中，说明自抗战胜利后，各种有关日本科研人员在中国研究原子弹的讯息，经过国民党当局逐一查证过滤，其结果似乎都是“确有此事，但是查无实据”。

然而，对研发原子弹产生高度兴趣的蒋介石，已经把注意力从寻求日本专家协助的方向，转移到由中国人自行研制的途径。陈诚的报告结尾提到的北大教授吴大猷、郑华炽等人，就是受命组织班底研制原子弹的第一批中国物理专家。

其实，李宗仁向蒋介石报告北平遗留有日本原子弹专家的情报前，蒋介石正悄悄计划着中国人自行研制原子弹的可能性，负责执行此计划的是兵工署副署长俞大维。

国民党当局斯时尚未“还都”南京，蒋介石在重庆召见了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吴教授悉由俞大维保荐给蒋介石，俞氏建议由吴大猷担任原子弹计划的专家核心。蒋介石晤见吴大猷时表示，他已下令拟给经费10万法币，启动这项秘密计划，并指示兵工署挪出一间大礼堂供作原子弹研究室之用。

吴大猷向蒋介石建言，发展原子弹钱不是主要问题，最重要的是人才问题，有了专门人才才能克服研制原子弹的困难。蒋介石当即向吴大猷承诺，美国退还清朝赔偿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可以拨用为奖助人才赴美国深造的经费，至于人才名单，则请吴大猷选拔开具。

于是，在吴大猷带领下，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这批研习物理学的年轻学子踏上了美国的留学旅途。只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三四年后，国民党即从大陆全面溃败，撤退台湾。朱光亚等人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于1964年10月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蒋介石召见过吴大猷后，交待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应延聘集中人才继续积极开展原子弹研发过程。除吴大猷外，其时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主任的郑华炽、知名化学学者曾昭抡(曾氏为曾国藩曾孙)、数学家华罗庚，皆为兵工署研发原子弹的核心专家。

吴大猷等人选定的年轻学者，陆续赴美深造，中国的原子弹研究计划正式启动。1946年6月，一个以研制原子弹为核心任务的单位正式组成，这个名为“原子能研究委员会”的特殊单位，也是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后，第一个成立的防务科技研究单位。但由于事涉机密，这个单位始终是只在台面下秘密运作。“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和早先成立的“国防科学委员会”密切配合，展开原子弹研发作业。

内战后胎死腹中

然而，随着中国局势的日益紧张，以及战役开打，国民党当局的军费呈捉襟见肘之势。为了研制原子弹而派遣的年轻学者，仍在美国继续深造之中，当局仍然持续供给经费。但为了节约经费预算，“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徒然维持着虚有其表的空壳子，研制原子弹的组织单位不仅不再扩大，还有逐步缩减的打算。从白崇禧草拟计划扩大研发原子弹却遭上级否决的密件公文，可以窥见国民党当局原子弹计划逐步胎死腹中的端倪。

白崇禧于1947年4月21日，呈送了一份要件简报给蒋介石，建议蒋介石“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这份公文发出后，有如石沉大海，完全没有下文。一个多月后，由蒋介石兼任院长的民国政府行政院，终于把这公文递送到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在白崇禧这份公文上批示：“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需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拟应缓办。”上校参谋陈廷缜在白崇禧这份公文的“拟办”栏中写下：“本案经饬据行政院5月30日核议，拟从缓办理。”担任当时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则以红铅笔，写下“如拟”二字。

“如拟”，即意味着本来计划大张旗鼓的“原子物理研究所”，最后终因内战军费支出过于庞大，蒋介石被迫“忍痛割爱”，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期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即如昙花一现。原子弹计划搁置后不到三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他二度准备研制原子弹，已是四五年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