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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中南海里的童年(组图)

生活在中南海里的童年(组图)

博客

  跳舞

  中共领导机关内组织舞会,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当时是战争环境,中共领袖们工作也紧张,根据地文化生活也单调,就靠跳舞来调剂一下生活。

  新中国初创时,紧张工作的情况并没有立即出现多少改变,或者说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领袖和中央办公厅机关搬进中南海,在紧张的新政协会议筹备,新政府的构建之余,仍旧以插空安排场舞会的方式,使领袖们松弛一下,运动一下,恢复疲劳。

  舞场上的焦点,是几位最高领袖和他们的妻子们。所以一追溯春耦斋的舞会,孩子们就会记忆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会都准时到场,又准时离去的,是朱德朱老总夫妇。他们总是在8点15分左右,舞会开始了一会儿后,悄然走进春耦斋。

毛泽东的舞伴大都比他低大半个到一个头,间距比较远


这里的孩子只是朱老总家中的部分晚辈。

  舞场上的朱老总,常穿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脚上则习惯穿黑色软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蓝色便服。他们两人一进舞场,就随着乐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着舞步的朱老总总是含着微笑,人们形容说和他标准像上的笑容一样。

  已经是60多岁的朱老总,跳几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间歇的时候,他会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发旁,轻松地聊一会儿。他的记忆力相当好,同他聊过的人,下次再碰见,他还能叫得出名字,记得起聊过的事情。有时,他会被闲谈的趣事逗乐,此刻的笑容,就比标准像上的生动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时,总是安详地坐在和朱老总隔几个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发。春耦斋舞场内的椅子,什么样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软有硬,像是从不同的单位搜罗来的,也没有统一的布罩。可见在那个时期,领袖的娱乐场所也没什么讲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着朱老总“昂道阔步”。

  有时,朱老总的鞋带松开了,康克清马上会注意到。曲子一间歇,她就走到朱老总身旁蹲下,边为他系鞋带边说:“老总呀,你的鞋带儿跳散啦。”系好后,她依旧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朱老总跳舞。

  9点15分左右,康克清会提醒朱老总,回去休息的时间到了。“好,再跳最后一个。”碰上朱德兴致特别高的时候,他会提一点小小的请求。有时,朱老总的最后一个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终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来时一样悄然退场。

  刘少奇到春耦斋跳舞的时间好像没个准儿,有时舞会还没有开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来了;有时则到朱德夫妇走了,他们两口子才来。后来他们的孩子稍大些以后,有时他们一家同时到场,有时王光美和孩子们来得早些。

  到场早时,他们总是面带微笑,向认识的人点头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当乐队奏起了舞曲,刘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这一曲舞过之后,王光美就招呼舞场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刘少奇跳舞。她自己则到旁观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谈。多数人对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亲切随和,所以许多人都和她谈得来,也愿意主动和她打招呼。

  在舞场的刘少奇也常常是一脸严肃,对此连孩子们也发现了。跟着叔叔阿姨们学会跳舞,听到春耦斋的音乐,就忍不住要去凑热闹的周秉德,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跳过舞。她说刘少奇,“舞姿很优雅,舞步准确轻快,但是他仿佛不太会笑,话也不太多,脸上总是严肃的慈祥,让人有点距离感。”

  刘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场,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约10点半钟……这时,王光美又请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诉我说:少奇同志快要退场了,因为王光美同志总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场和最后一场,然后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与毛主席和周总理打招呼,他们都微笑着点头示意。一曲终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门口,穿好衣服走开了。”

  毛泽东一般也是在开场以后才到,但有时他到得很晚,要10点钟左右才来。

  如果乐队得到毛泽东就要进舞场的通知,音乐就会戛然而止,场内的灯光也会全部亮起来。到舞会次数多的人,遇到音乐突然停,灯突然全部亮起来,就知道是毛泽东要进来了。

  毛泽东的到来,往往能使舞场的气氛为之一变。这种变化并不表现为外在的场面的热烈,而是人们内心的、精神的变化。正如一位舞会参加者描述的那样:“舞场的气氛也更活跃、更庄重,满场的人都兴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却听不到任何嘈杂、喧哗。”

  乐队为毛泽东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浏阳河》。乐曲响起来,毛主席就带着挤在最靠近他身边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纷纷随之下场,舞会渐渐进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泽东跳过舞的人回忆说:“毛泽东喜欢民族音乐。每当听到他喜欢的《浏阳河》,他的目光立刻变得柔和了,情思悠悠,仿佛走进了一个梦里。舞曲换成了《步步高》,他越来越神采飞扬,双眸熠熠生辉,舞姿更加潇洒。”

  关于毛泽东的舞姿,我们还是听听专业人士和做过毛泽东舞伴的人们的评价吧:

  “毛泽东的舞跳得极其有‘份儿’的,他把陕北大秧歌和类似迪斯科中的动作融进了交际舞中。这在50年代的交际舞中,是很少见的,纯粹是毛泽东特色。文工队的舞蹈演员们也曾模仿过毛泽东的动作,却没有他来的那么从容、帅气。”

  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让人感到含着几许崇敬色彩的修饰;相形之下,孩子们的回忆,则在平铺直叙中透着率真。

  此刻,他们对舞场上的毛泽东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几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个头甚至一个头;另一个就是毛泽东的长腿大步。

  汪东兴的长女汪延群说:“我几次去春耦斋,都是和小学的同班同学涛涛在一起。我们坐在一起观看几位领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还是快四、慢四。一次,涛涛问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几步舞?’我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一步!’我觉得,不论乐曲怎样变换,也不论是向前、向后或旋转,毛泽东都是均匀地一大步,一大步地迈,所以我认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别大,女舞伴得?两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觉是:“记得我与毛泽东伯伯跳舞,别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总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揽在怀中来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乐中随波荡漾。”

  吃饭

  丁楼的东头的一幢两层小楼,是中南海多数孩子都熟悉,都能讲出相关故事的一个地方。如今回溯起来,牵出的也都是缕缕的眷恋和温馨。

  地层入门门厅北面是厨房,也就是后来的西小灶。南边,用如今的话说可称为多功能厅,当年就是既作餐厅,也当会议室,还用作娱乐场所数功能并举。

  然而,每当孩子们过早地守候在入口处的时候,便可能通过放映厅的两扇弹簧门的门缝,看到特别有家庭气氛的场景,有几家人家还在吃饭。因此,关于在西楼看电影的故事,还得先从西楼里的吃饭说起。

  1959年以前,在此吃饭的有几家,刘少奇家、朱德家、彭德怀家、杨尚昆家,邓小平家有时也来这里吃饭。其他的人家,多是把饭菜打回家去吃。偶尔,例如过年过节的时候,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会来这里聚餐。

  在西小灶吃饭的几家中,人口最多的是朱德家。50年代中期以后,朱德女儿朱敏的孩子健健、窝窝陆续出生了,朱德和康克清也把这两个外孙,留在中南海里抚养了一段。加上早在这里的朱援朝、朱和平,以及从四川老家接来的孩子,就有十多个人了。

  一旦朱德老两口带上这十多个孩子,一张桌子就挤不下了。那热闹的场面,堪为中南海西小灶壮观一景。同在这里吃饭的刘源说:“朱老总家人若是聚齐了,就得坐两大桌子。上菜都得用盆端。”

  陈毅的女儿陈姗姗回忆说:“有一次,我看电影去得稍微早了点,看见朱老总一家,刘少奇一家,两家围了两大桌子吃饭。不知为什么,后来去西楼看电影,我就故意去得早一点,就想看那种感动人的场面。”

  因为朱德家人多,所以吃饭时做的菜也多,每份菜的量也大。同在西楼小灶吃饭的杨尚昆,和朱德是四川老乡,口味相近。在小餐厅,他常常笑呵呵地端着碗,离开自家的餐桌,跑到朱德一家的餐桌来,尝尝这个盘子里的,拈点那个盘子里的,嘴里一面嚼着,一面不住地说:“嗯,嗯,好吃,好吃,还是你们家的菜好吃。”

  其实,杨尚昆家的师傅,手艺也非常好。杨家大师傅做的各种小点心特别好吃,小孩子比较喜欢吃甜食,所以对此记忆犹新。

  纯粹就手艺而言,刘少奇、朱德、杨尚昆三家的厨师,都有自己的绝活儿。而且谁家做了师傅最拿手的佳肴,都会主动地招呼其人家来共享。

  刘少奇家的郝苗师傅,最擅长的是西餐。“到我们家来主厨,实在是埋没了他的手艺了,我们家常年吃的就是家常菜。但郝师傅很尽心,把普普通通的菜做得很精细。例如豆角切成很细的斜丝,炒出来很嫩;茄子经他的手烧出来,像烧肉似的,又好看又好吃。他的水平是高,什么菜,只要他一尝,就知道要用什么作料,是如何烹制出来的。”刘源说。

  当笔者问生长于湖南的刘少奇怎么会找了位西餐厨师时,刘源答道:“我爸爸建国前夕去苏联,就中国革命进程,新中国建立,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的承认等问题,与苏联方面沟通。日程安排得很紧,工作得心力俱疲,然而至归国时,爸爸反而胖了。琢磨了半天,推测是吃西餐的缘故,西餐有营养。保健医生对爸爸说:你胖一些好,腹部有些脂肪,可以把下垂的胃托起来一点儿。就这样从保健考虑,到北京饭店把西餐厨师郝苗给请来了。可请来后竟使他空怀绝技无处施展。”

  杨尚昆在非工作的场合特别活跃,哪儿有他哪儿就特别热闹。由于年龄的差异,他比朱德小21岁,故而在和总司令开玩笑时,还是很注意把握分寸的。可当朱琦来吃饭,他和朱琦逗乐的时候,便没了顾忌。

  朱德的长孙朱援朝说:“他总把我爸拉到一边,嘻嘻哈哈。他烟抽得挺厉害,还都是好烟,老有除了毛泽东其他领袖都很少抽的熊猫牌,是那种金属扁方盒装的。我爷爷不吸烟,家里也没烟,我爸却抽烟,偶尔会向杨尚昆要两包好烟抽。”

  每当杨尚昆得到或买到什么稀罕的玩意儿,就会拿到西小灶餐厅里来,给大家展示。1964年上海首次试制出比肥皂盒略小的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是熊猫牌的,这在当时是令人惊异的。因为此前,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曾送给朱德一架非常高级的日产半导体收音机,有一个旅行包那么大。

  那时中南海里上中学的男孩子,课余受好之一就是装半导体收音机。刘源、朱德的几个孙子,都自己装过,而且一直琢磨着小型化问题,自己买塑料肥皂盒,设法把所需要的零件塞进去。

  “但我们装的那玩意儿,和杨尚昆拿来的小半导体简直科没法比,赢得了我们不少赞叹。他对刘家和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说:你们看看,咱们的上海,能造出这么精巧的东西来了,我花了160元。这160元在当年我们的感觉里,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啦!”朱援朝说。

  看电影

  在电视还不普及,中国电视传媒业也很不发达的五六十年代,视听娱乐的主要节目,就是看电影。所以每当放映电影的时候,来看的人还是不少的,通常是住在西楼附近的人家和在西楼工作的干部。临开映前,在门厅买票入场,不论什么片子,放一部还是两部,都是两毛钱一张票。

  放映厅是木质地板地,只是在沙发前,铺有地毯。多数男孩子看电影,从不老实地坐后面的椅子。觉得坐后面看效果不好,前面的大沙发都知道是为谁摆设的,即使没有首长来,也不会去坐。所以,孩子们通常都趴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看。

  沙发前的这块地毯,是孩子们平等相处的见证。不论是谁家的孩子,只要想在这前面看电影,就都在这块地毯上打滚。刘少奇的孩子。朱德的孙子,李富春的外孙子,无不如此。放映苏联电影《攻克柏林》那晚,因片子比较长,电影结束时,地毯上一片睡着了的孩子。

  有一次,笔者和一些孩子都趴在地毯上,正等待电影开演时,王光美来了。她见我们趴在地毯上,就说这样看对眼睛不好,招呼我们坐在沙发上看。那是笔者第一次见王光美,还不认识她,知道她是谁,是后来在新闻纪录片时,看到她和刘少奇在一起。那次,我们终究没有坐沙发,但心里觉得这位阿姨等待小孩真好。

  时间长了,我们知道在此看电影次数稍多的,有刘少奇一家、朱老总一家、董老一家、邓小平一家、李富春和蔡畅。和在春耦斋一样,杨尚昆此时成了西楼电影院的常客。

  田家英的女儿曾立和曾自说:“在西楼看电影老碰到杨尚昆,一碰到他,他就拍着沙发对我们说:‘快去叫你们的爸爸来看电影,别一天到晚老写啦。’”

  但是,田家英非常不爱看电影,他进西楼电影院的次数屈指可数。偶尔去看时,他都是在后面的椅子上一靠。因为他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电影院服务员看见他,就会请他到前面沙发上看。可他坚持不去,因为他是随兴致所至到那里去看一下,说不定看到哪儿不想看了,就走人。坐前面,一走动就会影响别人,所以他总是在后面随便找哪儿一坐。

  王稼祥夫妇,是到西楼电影院看电影次数最多的首长之一。他们夫妇给人印象深的是从来也不坐第一排沙发,而是坐第二排。再有就是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对朱仲丽的打扮印象深刻。

  她总烫着发,略施粉黛,衣着也比较洋气,也许是在外国做大使夫人要讲究这一套的缘故吧。在中南海里平日像她这样打扮的夫人不多,与康克清、任弼时夫人、董老夫人、张际春夫人、胡乔木夫人比,就显出差别。“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特别丑化王光美,实际上王光美的朴素大方,在中南海里倒是很突出的。

  并不是每个片子,都让孩子们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如果不打仗,不抓特务,也不逗乐,男孩子们就该环顾左右而自寻其乐了。那时几乎每个男孩子都自制有崩弓枪,对电影没情绪的时候,就用崩弓枪制造情绪。

  他们崩放映机射出的光柱,黑色的小点子在光柱间飞来飞去;或把画面上的某个人当假想敌,一起射击,于是在前排的人就会听到银幕发出噗噗的声响;放映厅墙上边有些排风通气孔,百叶上积了一层灰尘,在纸弹弹击下会像雪花一样纷纷飘荡。

  偶尔他们也会恶作剧,向观众射击。一次,刘少奇来晚了,他弯腰向前排的沙发摸的时候,有的孩子就向他射击了。那是冬季,刘少奇穿着呢子大衣,纸弹打在身上他并没有感觉。可警卫人员听到了声音,四下搜寻起来。刘源这才发现,被击中的是自己的父亲,连忙悄声传话:“别打啦,是我爸!”

  “文化大革命”后,孩子们聚在一起,又忆及当年往事,说到此事后,不知是谁发感慨:“炮打刘少奇,是我们打的第一枪啊。比1966年可早多啦。”

  在西楼电影院里,还发生过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事情。这里又要说到中南海里孩子重名的故事。田家英女儿曾立的小名叫小英;陈伯达的一个女儿,小名也叫小英;曾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际春,也有一个女儿小名小英。

  一次电影开映,因为孩子都没有老老实实地和家长坐在一起,一位妈妈找不到自己的女儿,“小英”“小英”地喊了起来。这下可好,三个小英不约而同地从地毯上爬了起来,齐声答应:“哎!”把在场的人都给逗乐了。

  然而,也有让孩子们沮丧的时候,就是突然宣布放映内部电影。一些从东八所、南船坞跑来的孩子,要“跋涉”个十几二十分钟呢;还有那些平时住校,就盼着周末回家看电影的,一块“内部电影,小孩勿入”的牌子,就把孩子们挡在了外边。

  每逢这种时候,孩子们总会不甘心地磨一阵,甚至取闹一番,但多数情况下是没有用处的。只好等电影开演了,卖票收票的管理人员进放映厅后,再悄悄来到门厅,把双开门推开一条缝,扒在门缝那儿看一会儿。

  (摘自《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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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雕塑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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