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中南海里的童年（组图）
跳舞
中共领导机关内组织舞会，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当时是战争环境，中共领袖们工作也紧张，根据地文化生活也单调，就靠跳舞来调剂一下生活。
新中国初创时，紧张工作的情况并没有立即出现多少改变，或者说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领袖和中央办公厅机关搬进中南海，在紧张的新政协会议筹备，新政府的构建之余，仍旧以插空安排场舞会的方式，使领袖们松弛一下，运动一下，恢复疲劳。
舞场上的焦点，是几位最高领袖和他们的妻子们。所以一追溯春耦斋的舞会，孩子们就会记忆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会都准时到场，又准时离去的，是朱德朱老总夫妇。他们总是在8点15分左右，舞会开始了一会儿后，悄然走进春耦斋。
舞场上的朱老总，常穿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脚上则习惯穿黑色软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蓝色便服。他们两人一进舞场，就随着乐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着舞步的朱老总总是含着微笑，人们形容说和他标准像上的笑容一样。
已经是60多岁的朱老总，跳几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间歇的时候，他会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发旁，轻松地聊一会儿。他的记忆力相当好，同他聊过的人，下次再碰见，他还能叫得出名字，记得起聊过的事情。有时，他会被闲谈的趣事逗乐，此刻的笑容，就比标准像上的生动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时，总是安详地坐在和朱老总隔几个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发。春耦斋舞场内的椅子，什么样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软有硬，像是从不同的单位搜罗来的，也没有统一的布罩。可见在那个时期，领袖的娱乐场所也没什么讲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着朱老总“昂道阔步”。
有时，朱老总的鞋带松开了，康克清马上会注意到。曲子一间歇，她就走到朱老总身旁蹲下，边为他系鞋带边说：“老总呀，你的鞋带儿跳散啦。”系好后，她依旧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朱老总跳舞。
9点15分左右，康克清会提醒朱老总，回去休息的时间到了。“好，再跳最后一个。”碰上朱德兴致特别高的时候，他会提一点小小的请求。有时，朱老总的最后一个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终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来时一样悄然退场。
刘少奇到春耦斋跳舞的时间好像没个准儿，有时舞会还没有开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来了；有时则到朱德夫妇走了，他们两口子才来。后来他们的孩子稍大些以后，有时他们一家同时到场，有时王光美和孩子们来得早些。
到场早时，他们总是面带微笑，向认识的人点头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当乐队奏起了舞曲，刘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这一曲舞过之后，王光美就招呼舞场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刘少奇跳舞。她自己则到旁观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谈。多数人对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亲切随和，所以许多人都和她谈得来，也愿意主动和她打招呼。
在舞场的刘少奇也常常是一脸严肃，对此连孩子们也发现了。跟着叔叔阿姨们学会跳舞，听到春耦斋的音乐，就忍不住要去凑热闹的周秉德，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跳过舞。她说刘少奇，“舞姿很优雅，舞步准确轻快，但是他仿佛不太会笑，话也不太多，脸上总是严肃的慈祥，让人有点距离感。”
刘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场，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约10点半钟……这时，王光美又请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诉我说：少奇同志快要退场了，因为王光美同志总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场和最后一场，然后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与毛主席和周总理打招呼，他们都微笑着点头示意。一曲终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门口，穿好衣服走开了。”
毛泽东一般也是在开场以后才到，但有时他到得很晚，要10点钟左右才来。
如果乐队得到毛泽东就要进舞场的通知，音乐就会戛然而止，场内的灯光也会全部亮起来。到舞会次数多的人，遇到音乐突然停，灯突然全部亮起来，就知道是毛泽东要进来了。
毛泽东的到来，往往能使舞场的气氛为之一变。这种变化并不表现为外在的场面的热烈，而是人们内心的、精神的变化。正如一位舞会参加者描述的那样：“舞场的气氛也更活跃、更庄重，满场的人都兴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却听不到任何嘈杂、喧哗。”
乐队为毛泽东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浏阳河》。乐曲响起来，毛主席就带着挤在最靠近他身边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纷纷随之下场，舞会渐渐进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泽东跳过舞的人回忆说：“毛泽东喜欢民族音乐。每当听到他喜欢的《浏阳河》，他的目光立刻变得柔和了，情思悠悠，仿佛走进了一个梦里。舞曲换成了《步步高》，他越来越神采飞扬，双眸熠熠生辉，舞姿更加潇洒。”
关于毛泽东的舞姿，我们还是听听专业人士和做过毛泽东舞伴的人们的评价吧：
“毛泽东的舞跳得极其有‘份儿’的，他把陕北大秧歌和类似迪斯科中的动作融进了交际舞中。这在50年代的交际舞中，是很少见的，纯粹是毛泽东特色。文工队的舞蹈演员们也曾模仿过毛泽东的动作，却没有他来的那么从容、帅气。”
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让人感到含着几许崇敬色彩的修饰；相形之下，孩子们的回忆，则在平铺直叙中透着率真。
此刻，他们对舞场上的毛泽东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几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个头甚至一个头；另一个就是毛泽东的长腿大步。
汪东兴的长女汪延群说：“我几次去春耦斋，都是和小学的同班同学涛涛在一起。我们坐在一起观看几位领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还是快四、慢四。一次，涛涛问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几步舞？’我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一步！’我觉得，不论乐曲怎样变换，也不论是向前、向后或旋转，毛泽东都是均匀地一大步，一大步地迈，所以我认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别大，女舞伴得？两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觉是：“记得我与毛泽东伯伯跳舞，别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总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揽在怀中来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乐中随波荡漾。”
吃饭
丁楼的东头的一幢两层小楼，是中南海多数孩子都熟悉，都能讲出相关故事的一个地方。如今回溯起来，牵出的也都是缕缕的眷恋和温馨。
地层入门门厅北面是厨房，也就是后来的西小灶。南边，用如今的话说可称为多功能厅，当年就是既作餐厅，也当会议室，还用作娱乐场所数功能并举。
然而，每当孩子们过早地守候在入口处的时候，便可能通过放映厅的两扇弹簧门的门缝，看到特别有家庭气氛的场景，有几家人家还在吃饭。因此，关于在西楼看电影的故事，还得先从西楼里的吃饭说起。
1959年以前，在此吃饭的有几家，刘少奇家、朱德家、彭德怀家、杨尚昆家，邓小平家有时也来这里吃饭。其他的人家，多是把饭菜打回家去吃。偶尔，例如过年过节的时候，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会来这里聚餐。
在西小灶吃饭的几家中，人口最多的是朱德家。50年代中期以后，朱德女儿朱敏的孩子健健、窝窝陆续出生了，朱德和康克清也把这两个外孙，留在中南海里抚养了一段。加上早在这里的朱援朝、朱和平，以及从四川老家接来的孩子，就有十多个人了。
一旦朱德老两口带上这十多个孩子，一张桌子就挤不下了。那热闹的场面，堪为中南海西小灶壮观一景。同在这里吃饭的刘源说：“朱老总家人若是聚齐了，就得坐两大桌子。上菜都得用盆端。”
陈毅的女儿陈姗姗回忆说：“有一次，我看电影去得稍微早了点，看见朱老总一家，刘少奇一家，两家围了两大桌子吃饭。不知为什么，后来去西楼看电影，我就故意去得早一点，就想看那种感动人的场面。”
因为朱德家人多，所以吃饭时做的菜也多，每份菜的量也大。同在西楼小灶吃饭的杨尚昆，和朱德是四川老乡，口味相近。在小餐厅，他常常笑呵呵地端着碗，离开自家的餐桌，跑到朱德一家的餐桌来，尝尝这个盘子里的，拈点那个盘子里的，嘴里一面嚼着，一面不住地说：“嗯，嗯，好吃，好吃，还是你们家的菜好吃。”
其实，杨尚昆家的师傅，手艺也非常好。杨家大师傅做的各种小点心特别好吃，小孩子比较喜欢吃甜食，所以对此记忆犹新。
纯粹就手艺而言，刘少奇、朱德、杨尚昆三家的厨师，都有自己的绝活儿。而且谁家做了师傅最拿手的佳肴，都会主动地招呼其人家来共享。
刘少奇家的郝苗师傅，最擅长的是西餐。“到我们家来主厨，实在是埋没了他的手艺了，我们家常年吃的就是家常菜。但郝师傅很尽心，把普普通通的菜做得很精细。例如豆角切成很细的斜丝，炒出来很嫩；茄子经他的手烧出来，像烧肉似的，又好看又好吃。他的水平是高，什么菜，只要他一尝，就知道要用什么作料，是如何烹制出来的。”刘源说。
当笔者问生长于湖南的刘少奇怎么会找了位西餐厨师时，刘源答道：“我爸爸建国前夕去苏联，就中国革命进程，新中国建立，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的承认等问题，与苏联方面沟通。日程安排得很紧，工作得心力俱疲，然而至归国时，爸爸反而胖了。琢磨了半天，推测是吃西餐的缘故，西餐有营养。保健医生对爸爸说：你胖一些好，腹部有些脂肪，可以把下垂的胃托起来一点儿。就这样从保健考虑，到北京饭店把西餐厨师郝苗给请来了。可请来后竟使他空怀绝技无处施展。”
杨尚昆在非工作的场合特别活跃，哪儿有他哪儿就特别热闹。由于年龄的差异，他比朱德小21岁，故而在和总司令开玩笑时，还是很注意把握分寸的。可当朱琦来吃饭，他和朱琦逗乐的时候，便没了顾忌。
朱德的长孙朱援朝说：“他总把我爸拉到一边，嘻嘻哈哈。他烟抽得挺厉害，还都是好烟，老有除了毛泽东其他领袖都很少抽的熊猫牌，是那种金属扁方盒装的。我爷爷不吸烟，家里也没烟，我爸却抽烟，偶尔会向杨尚昆要两包好烟抽。”
每当杨尚昆得到或买到什么稀罕的玩意儿，就会拿到西小灶餐厅里来，给大家展示。1964年上海首次试制出比肥皂盒略小的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是熊猫牌的，这在当时是令人惊异的。因为此前，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曾送给朱德一架非常高级的日产半导体收音机，有一个旅行包那么大。
那时中南海里上中学的男孩子，课余受好之一就是装半导体收音机。刘源、朱德的几个孙子，都自己装过，而且一直琢磨着小型化问题，自己买塑料肥皂盒，设法把所需要的零件塞进去。
“但我们装的那玩意儿，和杨尚昆拿来的小半导体简直科没法比，赢得了我们不少赞叹。他对刘家和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说：你们看看，咱们的上海，能造出这么精巧的东西来了，我花了160元。这160元在当年我们的感觉里，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啦！”朱援朝说。
看电影
在电视还不普及，中国电视传媒业也很不发达的五六十年代，视听娱乐的主要节目，就是看电影。所以每当放映电影的时候，来看的人还是不少的，通常是住在西楼附近的人家和在西楼工作的干部。临开映前，在门厅买票入场，不论什么片子，放一部还是两部，都是两毛钱一张票。
放映厅是木质地板地，只是在沙发前，铺有地毯。多数男孩子看电影，从不老实地坐后面的椅子。觉得坐后面看效果不好，前面的大沙发都知道是为谁摆设的，即使没有首长来，也不会去坐。所以，孩子们通常都趴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看。
沙发前的这块地毯，是孩子们平等相处的见证。不论是谁家的孩子，只要想在这前面看电影，就都在这块地毯上打滚。刘少奇的孩子。朱德的孙子，李富春的外孙子，无不如此。放映苏联电影《攻克柏林》那晚，因片子比较长，电影结束时，地毯上一片睡着了的孩子。
有一次，笔者和一些孩子都趴在地毯上，正等待电影开演时，王光美来了。她见我们趴在地毯上，就说这样看对眼睛不好，招呼我们坐在沙发上看。那是笔者第一次见王光美，还不认识她，知道她是谁，是后来在新闻纪录片时，看到她和刘少奇在一起。那次，我们终究没有坐沙发，但心里觉得这位阿姨等待小孩真好。
时间长了，我们知道在此看电影次数稍多的，有刘少奇一家、朱老总一家、董老一家、邓小平一家、李富春和蔡畅。和在春耦斋一样，杨尚昆此时成了西楼电影院的常客。
田家英的女儿曾立和曾自说：“在西楼看电影老碰到杨尚昆，一碰到他，他就拍着沙发对我们说：‘快去叫你们的爸爸来看电影，别一天到晚老写啦。’”
但是，田家英非常不爱看电影，他进西楼电影院的次数屈指可数。偶尔去看时，他都是在后面的椅子上一靠。因为他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电影院服务员看见他，就会请他到前面沙发上看。可他坚持不去，因为他是随兴致所至到那里去看一下，说不定看到哪儿不想看了，就走人。坐前面，一走动就会影响别人，所以他总是在后面随便找哪儿一坐。
王稼祥夫妇，是到西楼电影院看电影次数最多的首长之一。他们夫妇给人印象深的是从来也不坐第一排沙发，而是坐第二排。再有就是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对朱仲丽的打扮印象深刻。
她总烫着发，略施粉黛，衣着也比较洋气，也许是在外国做大使夫人要讲究这一套的缘故吧。在中南海里平日像她这样打扮的夫人不多，与康克清、任弼时夫人、董老夫人、张际春夫人、胡乔木夫人比，就显出差别。“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特别丑化王光美，实际上王光美的朴素大方，在中南海里倒是很突出的。
并不是每个片子，都让孩子们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如果不打仗，不抓特务，也不逗乐，男孩子们就该环顾左右而自寻其乐了。那时几乎每个男孩子都自制有崩弓枪，对电影没情绪的时候，就用崩弓枪制造情绪。
他们崩放映机射出的光柱，黑色的小点子在光柱间飞来飞去；或把画面上的某个人当假想敌，一起射击，于是在前排的人就会听到银幕发出噗噗的声响；放映厅墙上边有些排风通气孔，百叶上积了一层灰尘，在纸弹弹击下会像雪花一样纷纷飘荡。
偶尔他们也会恶作剧，向观众射击。一次，刘少奇来晚了，他弯腰向前排的沙发摸的时候，有的孩子就向他射击了。那是冬季，刘少奇穿着呢子大衣，纸弹打在身上他并没有感觉。可警卫人员听到了声音，四下搜寻起来。刘源这才发现，被击中的是自己的父亲，连忙悄声传话：“别打啦，是我爸！”
“文化大革命”后，孩子们聚在一起，又忆及当年往事，说到此事后，不知是谁发感慨：“炮打刘少奇，是我们打的第一枪啊。比1966年可早多啦。”
在西楼电影院里，还发生过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事情。这里又要说到中南海里孩子重名的故事。田家英女儿曾立的小名叫小英；陈伯达的一个女儿，小名也叫小英；曾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际春，也有一个女儿小名小英。
一次电影开映，因为孩子都没有老老实实地和家长坐在一起，一位妈妈找不到自己的女儿，“小英”“小英”地喊了起来。这下可好，三个小英不约而同地从地毯上爬了起来，齐声答应：“哎！”把在场的人都给逗乐了。
然而，也有让孩子们沮丧的时候，就是突然宣布放映内部电影。一些从东八所、南船坞跑来的孩子，要“跋涉”个十几二十分钟呢；还有那些平时住校，就盼着周末回家看电影的，一块“内部电影，小孩勿入”的牌子，就把孩子们挡在了外边。
每逢这种时候，孩子们总会不甘心地磨一阵，甚至取闹一番，但多数情况下是没有用处的。只好等电影开演了，卖票收票的管理人员进放映厅后，再悄悄来到门厅，把双开门推开一条缝，扒在门缝那儿看一会儿。
(摘自《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