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秦城监狱——傅连璋、刘仁都死在那里（图）

通过车上的相互交谈，我认识了这位前来接我的年轻人名叫杨富年，湖北人，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担任书记员（特别法庭成立后担任第一审判庭书记员）。

10时左右轿车到达位于北京郊外的秦城监狱。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只见这座位于燕山南麓的监狱，除了朝南的方向是一马平川之外，三面全是险峰峻岭，连绵相接，如同一把钳子，将这山下的监狱牢牢地钳住。山岭上树木葱郁，隐约可见古长城的断壁残垣，蛇形般绕着山岭。北面山顶的最高处有一个三角点，不知是做什么用的。

建国后我随部队南下，曾在上海市公安局干过一段时间的公安工作，早已知道这座监狱，但这次却是平生第一次走近它。面对着眼前那隔断人世的高墙，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因为这是一座特殊的监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里一共关押了500多名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各行各业的“反动学术权威”，有的在这里被关押10年之久。以后我看到狱监方面整理的一份材料，在对待被关押的老干部时，名义上是“关心生活”，实际上炒鸡蛋时连蛋壳都炒在里面，致使这些老人无法吃菜，只能啃点窝窝头充饥，还有的在这里被迫害而死，文革中这是一座令人不寒而栗的法西斯集中营。

这座监狱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昌平县（现昌平区）境内，因为建在秦城，所以称秦城监狱。这座建于1958年的秘密监狱，此前归公安部管辖，主要是关押国民党重要战犯、美蒋特务和重大案件的案犯。当时有4个监区，400间监房，各种与此相配套的设施也一应俱全。到了1968年，看着一批批被迫害的 “牛鬼蛇神”无处关押，林彪、“四人帮”便在这里大兴土木，加建了两个监区，400间监房，将这座位于北京西北郊的监狱建成了一座特级监狱，成了林彪、“ 四人帮”残酷迫害民族精英们的一座“据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知识分子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冤狱遍于神州，秦城监狱扩建成特级监狱便是一个缩影。

秦城监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领导筹建的。他哪里想到，在“文化革命”中自己不但遭受残酷迫害被监禁，而且妻子郝治平也被关进了这座监狱。

江青三十年代历史与上海市公安局的冤案

文革中罗瑞卿妻子郝治平被关进了这座由他一手兴建起来的监狱。事情还得从江青身上说起。我是到秦城监狱参加预审后，从大量的材料中才了解到这件事情及其起因的。

那是1954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江青随毛泽东主席来到西湖边上的杭州。

有一天，江青突然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信的主要内容是说她3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丑史，并要她向党组织交代清楚。信的末尾没有署名，这是一封匿名信。

江青非常恼火，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对她的诬蔑和恶毒攻击，因而她要国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侦查此事。后来，毛泽东看了这封匿名信，认为是别有用心的人干的，也指示罗瑞卿查办。为此，罗瑞卿指示公安部一局、华东公安局及有关省市公安机关立案，组织力量进行侦查。

由于江青的丑史不少与上海有关，匿名信又是从上海发出的，因此，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公安部的部署，也立案组织了人员进行侦查。在侦查过程中，有关人员搜集了30年代上海出版的报纸杂志，接触到江青在上海的历史，如当年江青和唐纳结婚后又闹离婚的风波等，这些报刊图片后来都被送到了市公安局保管。

可是，正是这些奉令“侦查”的东西，却给我的公安同事们带来了杀身之祸。

1967年，张春桥利用他掌握的上海党政大权，与江青相勾结，由江青派人持尚方宝剑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找出当年“侦查”时对江青历史情况的匿名信所形成的档案材料，然后秘密押送到北京，在林彪家里当场烧毁了。

没有得到这些材料时，江青终日坐立不安，当得到这些材料后，她又终日惶恐，生怕自己在30年代的这些丑史被暴露。材料被她烧毁了，但当年参加此案的人员还在，他们的脑子里都装有这些材料。于是，她便暗下毒手，首先制造舆论，到处大肆诬陷上海市公安局，说是整了她的“黑材料”，然后，与谢富治等相勾结，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

有关这起“匿名信”的案件，1959年罗瑞卿在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离开公安部时，曾对接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专门作了详细交代，此后谢富治也参加了中央讨论有关此案的会议。

1960年，谢富治在主持公安部工作期间，查到了写匿名信的人名叫江明。她在写这封匿名信时，其丈夫当时是领导干部。她30年代在上海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对江青的情况十分了解，直到抗日战争后才去了延安。1960年时其丈夫已经去世，她本人也已经自杀。

此案的前后情况，谢富治完全了解，但他却不顾事实，按照江青的旨意，以“侦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和有关省、市的公安局长以及参加侦查的一些干部，逮捕到北京，大都关入秦城监狱。这其中包括浙江省公安厅先后任过厅长的王芳、吕剑光，江苏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政等。

以我工作过的上海市公安局为例，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小组组长，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老红军黄亦波等21名局、处、科级干部，5名工作人员共26人统统被无辜地抓了起来，并于1968年2月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飞机从上海押解到北京，长期关押。其中警卫处长王济普、档案处长王学纯（女，系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党中央社会部干部）两位同志被摧残致死。黄亦波在被关押7年之后释放回沪，于1978年病故。

江青将王学纯迫害致死还不能解心头之恨，她又向王学纯的丈夫下毒手。

王学纯的丈夫杨时，是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1942年在延安整风之前曾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保卫科科长，王学纯在党中央社会部工作，他们都多少知道江青的某些情况，在文革前，夫妇俩曾在家中谈论过江青。文革开始后，公检法被军事管制，军管会以杨时夫妇议论江青等问题，将杨时关在机关隔离审查多年，遭受到残酷的批斗，而此时王学纯已在北京被迫害而死，真是被搞得家破人亡。

江青手段之毒，令人发指。她要将一切了解她情况的人都斩草除根。

此时早已调离了上海的许建国也未能幸免。

许建国是一位老红军，是党的老一辈保卫干部，与罗瑞卿早已认识。1951年12月，许建国从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1952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1956年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政法工作部部长和公安局局长。1954年还被任命为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兼），1959年调任我国驻外大使。就因为他在上海任职期间，负责过公安工作，文革开始后被调回国，然后就是长期被关押和审讯。由于这位老红军不屈不挠，坚持真理，最后竟被迫害致死。

就这样，做贼心虚的江青在清除了公安机关的“黑”材料和相关人员后还不放心，将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也关入秦城监狱。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之死

轿车在秦城监狱的大门前停了下来，只见两位武警身挎冲锋枪，威严地站在那里，他们的身后是高墙和蓝天。

进出秦城监狱必须要有特殊的证件。我因为刚从上海赶来，没有这种证件。杨富年让我在车上等候，便独自下了车，向站岗的武警出示了证件，径直朝里面走去。过了一会儿，杨富年从里面出来了，他将办理的有关证件交给站岗的武警，轿车便开进了秦城监狱。前后经过三道门才到达里面，犯人的监房也都在这里面。

我被安排在一座监房里，这座监房就成了我在长达近3个月的时间里休息的地方。

说是监房，但这里却并非“暗无天日”，房里的设备远远地超过当时中国普通人家的居室，如果不是不时看到一些来往的战士，真想象不出这里竟是一个监人之地。粉碎“四人帮”之后，被迫害的干部大都被释放，许多监房都是空着，参加预审的部分司法人员被安排在这些监房里，一人一间，有10多平方米大小，一张睡觉的铁床，房里有单独的抽水马桶。只是因为是监房，长方形的铁窗很高很狭窄，窗外布满着铁丝网，透光度不是很好。过去关犯人时，每次吃饭都是从铁门下面的一个小洞里递进来的。我们作为办案人员，当然不能再“享受”这样的“待遇”。

中午吃饭是在食堂里，参加预审的人员8个人一桌，自由组合。伙食每人每月45元，公家补贴。“四人帮”每人每月伙食35元。在吃饭的时候，我看见有小战士提着饭盒，来来往往地在为关押的犯人送饭，这其中当然包括“四人帮”。

在秦城监狱，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林彪、“四人帮”利用这座“特级监狱”残害高级干部的罪行，令我至今不忘的是“四人帮”对甘英（特别法庭上担任审判江青的主审法官）的丈夫、中共北京市委原第二书记刘仁和曾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傅连璋的迫害。

在一个漆黑的冬夜里，一伙人连鞋都不让刘仁穿上，将光着一双赤脚的他强行带走了，戴上了脚镣手铐，关进了秦城监狱。自从进了这里之后，他就再没有了自己的名字，而代替的则是一个数字，那就是他囚衣上的号码：6803。

1968年1月，一个颠倒是非的简报送到了“四人帮”手中，刘仁于是就被升级为“叛党叛国”的“反革命敌特分子”。“四人帮”在这份简报上批示：“要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审问。”“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

刘仁经常被突击提审。

这种提审，实际上是对人从肉体到精神的一种折磨，其手段之毒辣令人不忍目睹。有的被提审的人员，就是在这种“突击提审”后，不久就活活地死去了。对刘仁的突击审问更是残酷至极，每次都长达三天三夜。他不能立，不能睡，极为痛苦。几十天折磨下来，使他每天咳嗽不断，有时一天吐痰达1公斤之多。“ 四人帮”妄图用此办法来摧毁刘仁的意志。

审讯室里，刘仁一双目光怒视着专案人员。

专案人员见刘仁经过了如此多的折磨之后，仍然目光如炬，不肯“低头认罪”，就大声地问：“刘仁，你知道‘二月提纲’吗？”

就像当年从事地下斗争面对敌特的审问一样，刘仁泰然地回答：“当然知道。”

专案人员气势汹汹地说：“你知道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背着中央文革搞的吗？”

刘仁：“不知道。”

专案人员逼问：“你一直在家养病，为什么突然要跑去参加彭真的这个会议？”

刘仁反问道：“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彭真让我参加讨论，我能不去吗？”

专案人员未想到刘仁会如此地反问，就大声地吼道：“刘仁，你要认识自己的问题！你和彭真为什么要背着中央文革的首长，搞这个‘二月提纲’？”

刘仁坦然地回答：“讨论‘二月提纲’的会议，他们是参加了，可为什么又说没有参加，是彭真背着他们搞的呢？这不符合事实。在会上，我也未见他们之间有过不同意见，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吵，这是大家一致通过的事情。”

专案人员一听，气得直拍桌子：“刘仁，你胡说，你要为你的这些言论负责！”

这时，刘仁将戴着手铐的手高高举起，毫不退让地说：“我是自觉自愿地参加革命的，我的言行就得对党负责，不能讲违心的话，不能不尊重事实，决不能把党搞乱，我敢为我的言行负责！”

铮铮铁骨，耿耿丹心，日月可鉴。

刘仁再次被提审时，他已经被折磨得难以行走了。可是，他的意志却坚如钢铁，他知道自己的身后，是千百同志的生命线。

当年刘仁领导北平地下党在白区开展斗争时，全市共有3000多名地下党员，都是按照党的地下斗争原则进行的是单线联系。作为城工部长兼敌工部长的刘仁，以“老头”的代称领导着这支地下党员的队伍，一条条北平地下党员的线索，最后都归到刘仁这个“老头”的总指挥部，他是唯一一个了解北平地下党员全部情况的人。“四人帮”一伙知道，要想达到将北平地下党打成“特务窝子”的目的，能够提供全部情况的就只有刘仁一个人。因此千方百计地攻下刘仁，成了他们的主要的目标。

可是，“四人帮”一伙却打错了算盘，刘仁这个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老资格的地下党负责人，又岂是那么容易“攻”下的？

对于“特务窝子”的审问接连不断。

专案人员：“刘仁，你得老实交代你的特务问题！”

刘仁：“特务，谁是特务？”

专案人员：“你就是特务，解放前就潜入了党内。”

刘仁听后一阵大笑，用手提了提脚上的镣铐，屋子里便响起了“哗啦哗啦”的声音：“请问，你们有凭据吗？有证人吗？要说特务，我是共产党的特务，是带着特殊的任务到城工部工作的，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重新组建北平地下党的，为解放北平做准备。当年全市的地下党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白区开展斗争时，你们都在哪里？你们凭什么说这些话，凭什么来审问我？”

专案人员被驳得理屈词穷，就冲上去拧刘仁手上的手铐，疼得刘仁头上直冒汗水。

专案人员：“说！你这个特务头子说不说？”

刘仁忍着疼痛站稳，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不信，可以问党中央，问毛主席，问周总理，我刘仁领导的北平地下党的党员们，当年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在白区工作的，他们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的功劳是不容污蔑的。我刘仁个人的问题你们可以审查，但绝不能任意污蔑北平的地下党组织。”

面对个人的生死，刘仁就是这样大义凛然。他深知自己作为当年北平地下党的“老头”，在这个问题上是决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决不能因为个人的安危而编造历史，嫁娲于人。如果自己有半点不慎，就会给当年的城工部，给北平地下党的党员同志们造成无法设想的后果。面对监狱、镣铐和非人的折磨，刘仁宁死不屈，不为解脱自己而尾随于人，也不为苟且偷生而取悦于人。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立场，为许多当年的地下党员证明。有些同志由于年代久远记不清的问题，经过他的证明而得到了澄清。他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捍卫了党，保护了同志。

刘仁被关在监牢几年时间里，吃饭都得举着被手铐铐着的双手，然后从门下面的那个小洞去掏窝窝头。睡觉时被规定脸必须朝外，被冰冷的手铐铐着的双手就得一直压在胸口的同一侧，时间一长疼痛难忍。到了冬天，手上的手铐也一刻不准取下来，连穿衣服都不准取，棉衣连衣袖都无法伸进去，只能披在身上。由于长期胸口受寒，肺炎不断，最后发展成了严重的肺结核。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加之没完没了的无情审讯和折磨，就连上厕所也要作为要犯严密看管，刘仁的两只手腕被手铐磨得露出了骨头，脚也被脚镣磨烂。

1973年10月26日，刘仁在秦城监狱含冤而死。“四人帮”的专案人员规定“他还没有结论，孩子们不能戴黑纱”，“不能向别人讲”。就连对刘仁的遗体进行火化时也不能写上他的真实姓名，而只能写上他的囚号：6803。

正如当年刘仁在秦城监狱里对前去探望他的夫人甘英说：“我这一生，坐过国民党的牢，坐过外国侵略者的牢，想不到还要坐我们自己建造起来的牢房。”

1980年12月23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判江青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时，甘英担任主审审判员，她与同时担任此案审判的刘丽英、曲育才、黄凉尘坐在审判台的第一排。中央电视台特地对甘英播放了一个特写镜头，人们看到这位主审法官威严面容的时候，同时也看到她的眼里流出了泪水……

特殊的“囚犯”傅连璋之死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傅连璋同样在秦城监狱被迫害致死。

当我接触到林彪、江青一伙对傅连璋进行迫害的材料时，心中更加感到气愤。

傅连璋，福建长汀人，1894年生。1934年参加工农红军，任中央苏区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后跟随红军长征，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并负责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1934年，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曾生过一场重病。当时浑身发烧，躺在床上不能动，由于当时红军所在的根据地缺医少药，加之敌人的“围剿”，使毛泽东的病越来越严重。毛泽东躺在床上，病情处于危险之中，红军指战员们都很着急。

这时有人想到了在教会医院里担任医生的傅连璋。当时由于反动派的宣传，使很多医生都不敢来根据地给红军的病员看病，这位在当地很有点名望的傅连璋医生，到底会不会来呢？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傅连璋得到消息后，根本没有犹豫，背着药箱就来了。

经过傅连璋的仔细检查，毛泽东得了疟疾，这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根据地，可是一个致命的病，有不少的红军战士都曾死于这种疾病。傅连璋给毛泽东打了针，接着又开了点奎宁丸，让毛泽东服用。其间，傅连璋还来为毛泽东检查过几次。毛泽东的病在傅连璋的精心医治下，很快地康复了。

从此，毛泽东与傅连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毛泽东又动员傅连璋一同长征，并在途中负责红军首长的医疗和伤病员的救护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死党邱会作说：“卫生部不烧傅连璋就是没有党性。他是个好大的毒蛇，他放毒。”接着，邱会作一伙就组织人批斗傅连璋所谓的“三反言论”。

1968年3月14日早晨，邱会作根据林彪“把他抓起来”的旨意，在京西宾馆坐镇指挥，将傅连璋夫妇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傅连璋被单独押入201监区16室，囚号6847（这与前面刘仁的囚号一样，是林彪、“四人帮”为被他们迫害的高级干部们编的代号，即1968年被关入秦城监狱的第47位高级干部）。傅连璋的夫人陈真仁则被关入另一间囚室。

由于在审讯时傅连璋“拒不交待问题”，因此被打断了3根肋骨。

此时傅连璋已是74岁高龄，拖着断了3根肋骨的身体，又有胃病，不能吃窝窝头，要求吃稀饭，监管人员不给。

根据秦城监狱的“看守日记”记载：3月15日、16日，傅连璋一连两天没有吃饭，他一再要求吃稀的，医生给开了病号饭，但是监管处不批，并说：“叫他隔一时期饿饿看，吃点苦是应该的。”

一位70多岁的老人，被如此折磨之后，感到身体实在不行了，傅连璋就向监狱方面提出要求，要“出去打电话，给毛主席、杨（成武）代总长写信”。

可是，这样的要求不但得不到允许，反而被看守人员训斥了一顿：“现在你不想一想，你还是将军呀，你现在是个反革命分子，还想去给毛主席打电话，给杨代总长写信？”

傅连璋说：“我是一名医生，是一名将军，我参加革命几十年，跟随毛主席长征，怎么就成了一个反革命？你们天理良心也说不过去呀！”

看守人员根本不理，大声训斥：“良心，谁没有良心？是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才没有良心！”

3月18日，傅连璋敲门要求出去，再次遭到看守人员训斥，当晚被换到33室看押。

换到新的地方后，傅连璋仍然要求放他出去，整天对着外面大叫：“你们这是迫害，我要找毛主席去，你们问一问，毛主席能让你们这样做吗？”可是，任傅连璋无论如何呼叫，始终无人理睬。

由于一再的要求都遭到拒绝，傅连璋感到了失望，他不停地用手擂着牢房的大铁门，大声地叫喊着：“毛主席，快来救救我吧！”他的呼喊声，从牢房的铁窗飞了出去，在整个秦城监狱的上空回旋。

3月19日、20日、21日接连3天，由于极度的痛苦和失望，傅连璋接连3天都吃饭很少，吃了一点也吐出来了。

由于营养不良，老将军睡在床上起不来了。

3月22日傅连璋不再吃东西。

看守人员怕人死了不好向林彪和“四人帮”交代，就在他第四天不再吃东西之后，才答应给他开“病号饭”。可是，这“病号饭”来得却太晚了，3月23日傅连璋“两顿未饭”，又被换到27室关押。

傅连璋自从被关进秦城监狱之后，曾为自己的生存进行过反抗和斗争，也曾想依靠自己和毛泽东主席的特殊关系，得到看守人员的同情与关心来获得释放，获得自由，获得生存。可是，这位善良的将军还没有明白过来，这是一座特殊的监狱，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

据“看守日记”记载，3月24日傅连璋“身体看来很弱，情绪很低，吃饭还是很少。”3月25日“一天吃饭很少。”3月26日傅连璋整整一天都 “没有吃饭”。他拖着十分虚弱的身子，在牢房里不停地从床上爬到床下，然后又在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爬来爬去，不时还抬起头来，透过高高的窗子，看着外面晴朗的天空，从嘴里不断地发出低微的声音，不知道在说一些什么。到了晚上，看守不断地从门缝里观察，发现他“一夜未睡觉”。老将军时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辗转着身子，有时又从床上爬起来，拖着虚弱的身子爬到门前，用手不停地擂着沉重的大铁门。擂累了之后，他又爬回到床上，独自面对着天花板，嘴里不停地发出一声又一声的长叹。3月27日傅连璋“吃饭很少一点”，“晚上躺下了，但一夜似未入睡”。

傅连璋遭受迫害后，在1966年8月29日曾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信，说他在1934年曾救过毛泽东的命，如今恳求毛主席救他一命。毛泽东曾在信上批示：“此非当权派，又无大罪；应予以保护。”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仍不放过他。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恩怨呢？

3月28日这一天，他拒绝吃饭，拒绝吃药。晚上，牢房外惨淡而昏暗的路灯光，透过窗子射进屋子里来，老将军无法入睡。他的身体已经是很虚弱了，躺在床上，不停地喘着粗气。有时他又从床上爬起来，倒在地板上，翻来覆去地在地上打滚，痛苦地呻吟着，一会儿又在屋子里四处乱爬，将身子钻进了床下。

负责监视的看守发现了，就大声地喊他，让他从床底下爬出来。可是，老将军就是不肯出来。看守的日记是这样记录当时的情况的：傅连璋“一夜没有睡觉，在地板上反（翻）来复（覆）去，到处占（钻），一会把头占（钻）在铺板底下不出来，看来活不几天了”。

3月29日早晨7时，有人从监视孔里看见傅连璋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就立刻告诉看守，让打开看一下，“好像不行了”。可是看守竟说：“我还要打我的饭，没有工夫管他，回来再说。”

等到8点多钟打开牢房时，傅连璋早已含冤死去多时，浑身冰冷。

傅连璋从入狱到死，前后只有半个月时间，死时手上还戴着沉重的手铐，两腕部及肘部表皮脱落，结着黑紫色的血疤。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何要如此地迫害一位终生从事医学的老将军，迫害一位曾救过毛泽东主席命的恩人？

1980年月12月10日，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审问邱会作时，审判别员问他：“你为什么要批斗傅连璋？”

邱会作答：“第一次对傅连璋批判，主要是因他说了林彪没有病。我是拥护林彪的，那么我就反对他。”

原来，1950年在准备“抗美援朝”时，毛泽东首先点的将不是彭德怀，而是后来有解放军十大元帅中的“少帅”之称的林彪。林彪声称有病，不去 “抗美援朝”，到处求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请医术高超的傅连璋为林彪诊断，傅连璋看后曾对人说，林彪没有什么大病，只有吸鸦片的毛病。

后来这话传到林彪耳朵里。从此，林彪对傅连璋便怀恨在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便利用手下的邱会作，置傅于死地而后快。毛泽东对于傅连璋的求救信已作了批示，但林彪一伙仍不放过他。傅连璋在1967年11月8日写给后勤部党委的信中说：“在毛主席批示‘对他应予保护’后，仍然遭受威逼迫害。”

傅连璋是“文化大革命中”关押在秦城监狱的高级干部中第一个含冤而死的。

“四人帮”被押入秦城监狱的经过

历史给林彪、江青一伙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四人帮”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扩建的这座用来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特级监狱，竟成了最终关押自己的地方。

关于江青被捕时的情况，人们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负责执行任务的张耀祠是提着手枪冲进去的；有人说当时江青听到宣布后，就倒在地上打滚，不肯站起来；有的说江青想反抗，同时还指责去抓她的人。更有的书刊上将此事描写得如同传奇一般，说是江青听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的宣读后，“忽”地跳下床，手指办公厅副主任，横眉瞪眼骂道：“ 滚！你给我滚出去！警卫员！来人哪！快来人哪！”接着江青又指责这是在“搞阴谋，搞政变”，并反身抓起床头的一只瓷瓶，奋力朝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砸去。张耀祠闪身躲过，猛扑过去一把将她抱住……

据我参加对于“四人帮”审判前后所了解到的情况和看到的材料，实情是这样的：

1976年10月6日晚上8时30分，负责抓捕江青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首先去抓的不是江青，而是毛远新。张耀祠穿便服，没有带手枪。行动小组的人员穿军装，但也都没有带任何武器。张耀祠来到毛远新那里，向他宣布：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

请注意，这里用的不是“隔离审查”，因为当时在决定抓捕“四人帮”时，也同时决定必须抓捕毛远新，但他与“四人帮”又有区别。张耀祠命令毛远新交出手枪。毛远新根本不听，拒绝交枪，并大声地吼着：“主席尸骨未寒……”

这时，张耀祠身后的行动小组人员上前，迅速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并将他押走。1986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判处毛远新有期徒刑17年。

接着，张耀祠仅带着行动小组3名人员，来到江青所住的万字廊201号住处。

由于张耀祠多年来一直负责中南海的安全警卫工作，警卫人员一般都同他很熟，当他出现在江青的住处时，两位警卫人员并没有阻拦他。张耀祠就命令行动小组人员缴了两名警卫员的枪。这突然的行动，使两个警卫员不知发生了什么，就笑着问：“张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呀？”

江青吃完晚饭后坐在沙发上，见张耀祠进来，只朝他点点头。毛泽东主席生病期间，张耀祠是经常来这里的，这次江青没有想到的是，张耀祠站在她的面前，很严肃地向她说了一段令她吃惊的话。

张耀祠说：“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

此时的江青并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向张耀祠扔瓷器，而是仍坐在沙发上，双目怒视着张耀祠，然后才慢慢地站起来，板着一张脸，从腰上取下一串钥匙，轻轻地扭开保险柜，从里面取出一个牛皮信封，看了看，再找来一支铅笔，在上面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也将钥匙放在信封里面，才将信封用封条封好，交到张耀祠的手里。

从这些行动似乎可以看得出来，江青对于这一天是有了一定准备的。

江青被押送到中南海一个秘密的地下室时，坐的仍然是自己过去的驾驶员开的那辆轿车。江青并没有作任何的反抗，她显得很平静。震惊中外的抓捕江青的行动，就是这样平谈，这样毫无一点惊心动魄之处。

运送“四人帮”到秦城监狱的秘密行动，是在1977年4月9日零点开始的。

自1976年10月6日晚8时“四人帮”被抓获之后，他们一直被隔离在由8341部队管辖的同一地下工程的不同区段。随着案件的进展，大量证据说明，“四人帮”一伙是一个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决定移交国家司法机关严惩。在对其进行审讯前，由8341部队交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部队事先了解了地形，认为秦城附近大都是起伏的丘陵，少桥梁和涵洞，有利于夜间行车。从时间上计算，从中南海到秦城，汽车中速行驶，单程需1小时10分，这样分两天时间，来往4趟，到当天的天亮可以完成预定任务。

那天深夜，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

第一个被押送的是王洪文。

王洪文被铐上手铐，押上防弹车坐在司机后排的中间。左右坐着的霍际龙和吴兴禄，就是粉碎“四人帮”的当晚抓他的两个人，他们可说是“老相识” 了，二排坐着两个手持冲锋枪的队员，押送组的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边。两辆警车，将这辆防弹车夹在中间，上面坐着全副武装处于临战状态的行动队员。

这次行车路线是：从中南海东门至德胜门，经沙河镇拐弯，到9日1时10分到达秦城监狱。立即办理各种手续，移交王洪文随身所带杂物，王洪文被带至牢房，换上号衣。

第二个被押送的是张春桥。

送王洪文的车回到中南海时是9日凌晨3时，张春桥被铐上双手押上车，同样经过一小时左右到达秦城监狱。

第二天，也就是1977年4月10日凌晨零点，开始押送江青。

行动组长高云江和队员在上车之前，拿出手铐对她说：“今天要换个地方，戴上这个吧。”江青听后没有吭声，然后缓缓地走进了洗手间，上完厕所以后，不慌不忙地站在镜子前，慢慢地梳着她的头发。江青的头发，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也还是油光乌黑的。行动队员们耐心地等待着她办完这些事情，等她出来的时候，便将手铐伸了过去。江青此刻也未作任何的反抗，顺从地戴上了手铐，接着就被带上了车。负责监管江青的女同志陈世冠坐在前车上，江青原来的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上。到秦城监狱的时候，前面站了许多人。这些人有的是监狱的工作人员，也有的是专门来看热闹的，很多人都想在这里看一看江青的“尊容”，看一看这个在文革中闹得全国上下都不得安宁的“红都女皇”的下场。

江青下车后伸着两只戴着手铐的手，抬着头，就直朝里面走，脚步走得很快。两个女狱警将她带到牢房里。这是秦城监狱里一流的一间牢房，里面房间较大，有抽水马桶，其他卫生设施也很齐全，通风、采光都很好。接着，马晓先、陈世冠向监狱长和女狱警介绍了江青近期的饮食、睡眠及各种情况，将江青的衣物进行了交接。女狱警很快就给江青换上了犯人穿的号衣。从此这位“红都女皇”便在这里开始了她的铁窗生涯。

姚文元是最后一个被押送的，一路同样顺利。

到1977年4月10日5时，在8341部队隔离监护达187天的“四人帮”，被全部准时地移交秦城监狱关押。

后来有很多熟人问我，“四人帮”被关在了秦城监狱，而陈伯达呢，此时为什么不将他也关到秦城监狱？我说，陈伯达由于身体的原因，这时住在北京复兴路的公安部医院里，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得事先给他看好病。

1980年11月10日，特别法庭派书记员到秦城监狱将起诉书副本，分别送达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并告知他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6条的规定，被告人有辩护权，还可以委托律师辩护。

我在隔壁的闭路电视上看到，当书记员叫江青在收到起诉书副本的送达证上签字时，江青竟将日期写成了“一十月”。当书记员给她指出时，她看了看后自己也觉得好笑，冷冷地笑了两声，然后用笔将写错的日期改成了“十一月”。

江青与秦桂贞在秦城监狱“见面”

但是，到了秦城监狱里以后，江青看到自己的幻想落空，她再也不愿“冷静”下去了，她在监狱里经常是喜怒无常，动辄骂人，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她骂蒋介石、骂林彪、骂刘少奇、骂专案组的工作人员、骂站岗的哨兵，同时也骂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就连给她送饭的小战士，江青也不放过，动辄就骂，开口就吵，弄得小战士们都不太愿意去给她送饭。

江青在监狱里还进行过“绝食”，她认为监狱里给她的伙食不好，对她是一种虐待，因此她要以这种形式来进行“斗争”。可是，她的这种“绝食”，每次最长未超过3天，她又开始吃饭，理由是要养好身体，好继续“斗争”。

江青在狱中的生活是毫无规律的，每次预审都不肯交代自己的问题，下来以后她一会儿要看书，一会儿要作画，一会儿又要写日记，可是写了以后又自己将这日记撕掉……

不难看出，她表面上装着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但实际上心里还是很烦躁的，这与她被捕时的冷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江青被关在秦城监狱里时，还有这样一件事情。

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江青在上海的时候，由于生活比较困难，常住在亭子间。当时有一个名叫秦桂贞的邻居，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在同一座楼里给别人家帮工，经常给江青以各种生活上和照顾。江青离开上海时，秦还将自己搜集的有关江青剧照的一本影集送给江青做纪念。

谁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没有文化而又心地善良的女工，却受到了江青的迫害，被诱骗到北京，然后就关入了秦城监狱，在这里受尽了虑待，受到各种审讯，吃够了苦头。

令秦桂贞没有想到的是，1980年她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从上海请到了秦城监狱。

秦桂贞上次来北京，是江青让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专机去“接”来的，然后被关入秦城监狱。这次同样也是乘飞机来的，同样也是进入这座昔日她被迫害时的监狱，但这两次的心情对她来说却完全不同。曾经以德报怨，被她称为“妖怪精”的江青，已被关在了这里。她们的位子相互倒了过来。

法庭这次将秦桂贞接来北京，主要是在预审时，对于对她的迫害，吴法宪法已经承认，并作了交代。而江青却始终不肯承认，因为江青估计秦桂贞早已被她迫害死了，死无对证，因此江青在这件事情上不肯认罪。法官将一本旧相册拿出来给她看，上面有江青当年在上海做明星时的剧照，这是当年秦桂贞搜集后送给江青的。同时还有一些散的照片，是吴法宪派人从秦桂贞家搜出的当年江青在上海演出时用艺名蓝苹所拍的剧照。

当女看守打开那扇沉重的大铁门时，秦桂贞看见一个女人依着墙角坐着，她身上穿一件军大衣，翻起海虎绒的衣领，透过外面射进来的阳光，正在那里晒太阳。这个女人面色不错，白里透红，鼻梁上架一副紫色秀郎架的眼镜，但精神却不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太阳光下面养神。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秦桂贞大喝一声：“蓝小姐，我是秦桂贞，你还认得我吗？”

这声音太熟悉了，江青吓了一跳。江青急忙回过头，然后站了起来，吃惊地望着，接着就叫一声：“阿桂！”江青伸出手去，要同秦桂贞握手。

秦桂贞根本不愿与江青握手，对着她冷冷地说：“蓝小姐，你可把我害苦了，我在这里被你无辜地关了两年多，你待我真是太‘好’了！”接着，秦桂贞伸出手臂，将衣袖挽起来，对着江青说：“你看，这上面的手铐印还在哩！”

江青的脸色刷地一下变得惨白。

说完，秦桂贞头也不回地走了。

事后，江青见人证物证俱在，只得承证了迫害秦桂贞的事实。

江青在狱中所写“我的一点意见”及受审

1979年11月，江青眼看着自己出狱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于是每天就开始写她的“交代材料”，她给这份“交代材料”取了一个标题，名叫《我的抗议与更正》。

1980年5月，江青终于完成了她的这篇“巨著”，总计34页。主要内容是写了“我同刘少奇的斗争”，“我同林彪的斗争”，“我同邓小平的斗争”以及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光辉斗争历程”。后来，江青将这份材料的标题进行了修改，定名为《我的一点意见》。她将这份材料带到了法庭上，为自己的反革命罪行进行辩护。

1980年12月24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法庭辩论。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出席，副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主持，我和其他17名特别法庭审判员出庭。

9时整，值庭法警拉响了开庭铃。江青被法警带了上来。

我看见这位“红都女皇”在经过前6次的法庭调查后，今天依然同过去出庭一样，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穿一件黑色棉袄，外套一件黑背心，棉袄的领口上打了一块补丁，一派旁若无人的样子。

特别检察庭检察员江文在发言中指控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有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经过6次法庭调查，对被告人进行审问，出示和宣读了证据、证言，听取证人出庭作证，播放了江青的讲话录音，完全证实了特别检察厅对江青反革命罪行的控告是完全确凿无疑的。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现在，经过调查可以确定她的主要罪行是：第一，她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第二，江青肆意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第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勾结林彪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大量的事实证明，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承了林彪的衣钵，继续进行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勾当……江青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98条、第144条，构成了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鼓动罪，非法拘禁罪，诬告陷害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搜索他人居所和人身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应该根据刑法第103条从重判处。”

接着江文还强调：“在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江青在法庭调查时拒不认罪，公然多次继续诬蔑国家领导人，攻击诬蔑法庭和法庭工作人员，肆意扰乱法庭秩序，已构成继续犯罪行为，请法庭在量刑时从严判处。”

在江文发言完后，审判长曾汉周宣布：“被告人江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我坐在审判台上，看见台下的江青在听江文的发言时面部表情就像演戏一样，时而蔑视，时而冷笑，时而怒气冲冲，时而又歪着脑袋做出一副傲慢的样子。这时只听她对法庭上说道：“那就请你们按你们的那个根据去定罪吧，我听候你们的审判。有本事你们把我弄到天安门广场公审，枪毙！”

曾汉周：“是不是枪毙你，法庭将根据你的犯罪事实依照法律判决。”

江青：“你不要装腔作势演戏了。没有我这个道具，你这场戏就演不成呵！你要有胆量就把你的后台导演请出来。我要和他当面对质。”

曾汉周：“我警告你！不许你谩骂法庭……”

在审判长的喝斥下，江青仍然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她将头抬起来，冲着曾汉周说：“我不怕你呀！刘少奇、林彪我都没怕过，我能怕你吗？”

曾汉周：“法庭调查了大量事实，给了你充分的辩护时间，你反而利用进行反革命宣传。……”

江青立刻回答一句：“你才是反革命哪！……”

曾汉周：“你侮辱法庭，这就构成了新的犯罪……”

江青不以为然地说：“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大不了杀头。我是孙悟空，我能变几个脑袋，你多砍几个，我多长几个……”

我坐在台上，看见江青如此的胡搅蛮缠，心中真是十分气愤。可是，作为法官，还得耐着性子听被告的“辩护”。

这时，只见曾汉周按响了警铃，对江青提出了警告：“你再扰乱法庭，就取消你的辩护权！”

江青这时不再扰乱法庭了，她说：“对不起，我可以方便一下吗？”

“方便一下”——一个在严肃的法庭上很少有人提出的问题，江青在与法庭较量的对峙时刻突然提了出来。

曾汉周对于江青提出的“要求”宣布：“带被告人退庭‘方便’。”

江青站了起来。可是她并没有去“方便”，而是停了一会儿接着说：“算了，我不去了，我要念一念《我的一点看法》，你不反对吧？”

曾汉周：“你可以念。”

这是江青早已准备好了的一份“宣言”。

自从江青不愿要辩护律师后，她自己曾看过一些相关的法律书籍，同时又向监狱当局要过《文天祥集》和《辞海》，后来又要了屈原的《楚辞》，苦苦地在牢房里折腾了几天，才写成了这份“留存青史”的“宣言”，她妄想像屈原、文天祥一样地“留取丹心照汗青”。江青拿出一沓纸来，站在那里念道：“《我的一点看法》。”

江青滔滔不绝，在法庭上作她此生此世的最后一次演讲：“一张起诉报告，满纸胡说八道；要为真理斗争，我的声明如下。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什么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我过去的一切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做的，我的工作中有错误，有偏差，但绝不是犯罪。……古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搞的就是这个伎俩。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压得抬不起头来，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一案），我的意见已经说过多次了，你们爱怎么定（罪）就怎么定吧，这个我也没什么。你们现在翻刘少奇的案，翻彭真的案，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的路线？这都是反对周总理，反对康老，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能答应你们吗？……”

江青在“一点看法”中说起了自己跟随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同时质问法庭：“战争的时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随毛泽东主席的女同志只有我一个，你们躲在哪里去了？”

江青此话一出，本来很安静的法庭顿时响起了一片讥笑之声。

江青根本不管，接着念道：“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认为我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过去我经常说：革命要有‘五不怕’：一不怕杀头；二不怕坐牢；三不怕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不怕开除党籍；五不怕老婆离婚。这第五条我不成问题了，二、三、四条已经3年多了，我经受了，第一条杀头，我久候了！……”

江青念她的“一点看法”，念了近两个小时。

江青在这两个多小时的辩护发言中，对法庭指控她点名诬陷和批准逮捕的干部群众，造成大量冤案，致使许多干部群众惨遭迫害，其中有些致伤致残，家破人亡的犯罪事实，竟然说是法庭拿“这点小事丑化我”，而对她的犯罪事实却避而不谈。例如她勾结叶群、吴法宪等人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郑君里等人的家，江青竟胡说郑君里被抓起来后死了，是在法庭上才听说的。江青还抵赖诬陷邓小平是“大”的罪行，狡辩说“我没有听说他做过，怎么说我说他做了呢？我何时说过这句话呢？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说过，这是造谣嘛！”对于诬陷时传祥，江青则说自己“不认识时传祥”这个人，在法庭上推卸迫害时传祥的责任。

江青在辩护中还用了大量的是时间东拉西扯，大谈所谓20世纪30年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这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以及什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不按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辩护。

最后，江青以她的“诗”作为结束：“清君之侧，目的在‘君’。罗织陷害，血口喷人。利用专政，搞法西斯。精神虐待，一言难尽。破坏政策，凶悍残忍。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杀我灭口，光荣之甚。这就是我的回答。”江青念完之后，曾汉周：“被告人江青讲完了吗？”

江青：“讲完了。”

曾汉周：“现在把你的原文交给法庭。”

江青：“可以。”

江青将手中的《我的一点看法》原稿交给了值庭的法警。

曾汉周反复问江青：“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江青：“已经很累了，到此为止。”

曾汉周宣布：“将被告人江青带下去，现在休庭。”

我看了看手表，此时已是11时38分。

1981年1月25日上午9时，北京正义路1号特别法庭12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人们都等待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最后宣判。

10名主犯被从秦城监狱带到了正义路的法庭候审室。

这里一共有10间候审室，10名主犯各居一间。这些屋子放的都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木床，同时还有单独的厕所。江青开始进去时提出要在她的床头挂一幅毛主席像，要在她的桌子上放一套《毛泽东选集》，前者遭到了拒绝，后者法庭满足了她的要求。

这天，江青是10名主犯中起得最早的一个，据说她一夜未曾很好地入睡。起床后，她照例是梳洗一番，不安地等待着对她命运的最后的判决。

开庭之后，由庭长江华宣读判决书。判决书长达1．6万多字，江华读完“集团罪”部分后，由副庭长伍修权宣读“个人罪”部分，接着再由江华宣读到最后结束。

这次再不像开庭时那样将江青放在最后了，而是根据罪行将其列在第一位。我朝台下看去，这时的江青不再闹了，而是戴上耳机，侧着脑袋，很仔细地听着宣读关于她的“个人罪”部分。

庭长江华以极其严肃而洪亮的声音对江青等宣布判决：“本庭根据江青等10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2条、第93条、第98条、第101条、第102条、第103条、第138条和第20条、第43条、第52条、第53条、第64条，判决如下——”

这时，我看见江青一下子侧过耳朵，伸长了脖子，屏住呼吸，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台上的江华。整个会场寂然无声。江华提高了嗓音，放慢了速度，一字一句地念道：“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

念到这里的时候，江华略微停了一下，江青这时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因为宣判前罪犯都没有戴手铐，江青就跳起来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时的江青已没有了昔日的“风采”，头发早已散乱。伍修权一见，立刻命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

两名女法警走了过来要给江青戴手铐，江青拼命挣扎，两位女法警无法按住，这时，从后面上来两个高大的男法警，在后面压住江青的手臂，女法警亮出手铐，“咔”的一声给江青戴上，然后拉了下去。

到了外面的候审室里，法警一松手，江青一下子倒在地上，不停地打滚，同时仍大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接着又大哭，大吵，大闹。她以为马上就要将她拉出去执行死刑。

这时，一位女法警向她猛喝一声：“江青，你听清楚了没有，判处你死刑，缓期2年执行！”

江青一听，立刻不再哭闹，从地上乖乖地爬了起来。

宣判结束。我看见法警在给张春桥戴手铐时，张春桥挣扎了几下，可是当被法警戴上手铐后，他又将戴着手铐的手举了起来，被法警压了下去。接着整个法庭的旁听者都顾不得法庭的规则和规定，立刻响起了一片掌声。

宣判结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被再次关入秦城监狱。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在秦城监狱的命运

1983年1月，江青、张春桥缓刑两年已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6条规定：“死刑缓刑期间……没有以极瑞的方式抗拒劳动改造……可改刑为无期徒刑。”江青、张春桥于1月25日被改刑为无期徒刑。

张春桥对此仍不说话。江青对此不但不感激，反而在听完宣布后声嘶力竭地叫喊着那句曾经大闹特别法庭时的老话：“你们杀了我吧！你们为什么不杀我？”

江青是被单独关押的，她住的牢房面积20多平方米，有卫生间，窗户上的玻璃可以透光。但这玻璃外面可以看到里面，而里面却不能看到外面。

江青的伙食同其他9名主犯一样，每天是35元，但在当时却远远地高于北京市民的生活水平。其他的罪犯对此很少有异义，只有江青不时提出伙食不好，要求监狱方面提高伙食，不时还要闹一点“绝食斗争”。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们在这里可以看报，规定的报纸仅有两份，一份是《人民日报》，一份是《北京日报》。可以听广播，要看电视可以到电视室去看。但是，一旦有审判或者提审与他们有关的人员和案件，就要停掉他们的报纸和广播，因为怕他们了解情况后给审讯带来麻烦。

1981年5月21日，江青在她的狱中日记中写道：“……秦城监狱只有‘关’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层楼的底层，这里只管我一个人。……除看守我的人以外，别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围的。西边的‘风场’也空了两排。‘风场’外边也是大片的土地，我刚来时就在这儿放风；土地外面是数丈高的带电（网）的围墙，围墙外边还是监狱的楼房，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见外边的。……我能参加劳动的时间不多了，身体衰老了，两三年来我总是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既然是1981年的春天，请发还我改造世界观的权力（利）！”

曾经将无数无辜的人投入监狱的江青，终于自己尝到了铁窗生涯的滋味。

由于年龄的关系，监狱里没的安排江青参加劳动，只是给她提供了织毛衣的工具和毛线，让她自己在一针一针的编织中度过时光。江青过去一直都很喜欢织毛衣，延安与毛泽东结婚时，她也曾为毛泽东织过毛衣，现在整天无事，在毛衣的编织中她也得到了一时的清静，不再去想别的事情。

除了织毛衣，江青还喜欢看书。她自己拥有1万多册藏书，在获得监狱方面的允许之后，有的书被送到了牢房里，她就将自己沉浸在那些喜爱的书籍里。她在这里先后读了《楚辞》、《鲁迅书简》、《容斋诗话》、《重订老子正话》、《李白与杜甫》、《史记》等。可是，一旦她不想织毛衣和看书了，情绪就极不稳定，一会儿要求出去，一会儿又乱骂人，一会儿又要写自传。

1992年8月5日，10名主犯中的王洪文因患肝炎，在他58岁的时候病死于秦城监狱。

1983年3月，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黄永胜因患肝癌，死于保外就医的青岛。

1987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邱会作在秦城监狱刑满释放。

1988年3月前后，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江腾蛟、吴法宪、李作鹏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陈伯达均因身体原因，被保外就医。

此时，10名主犯，被关在秦城监狱里的只有“四人帮”中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了。

江青在秦城监狱里的时候，她的女儿李讷和女婿王景清还时常乘公共汽车到这里来看她。由于这里离城太远，女儿女婿来去就得要一天时间，但他们还是经常来看自己的母亲。见到女儿，江青还是高兴的，由于腿有点不方便，她便站起来，用手扶着墙，一步一步地走到女儿的面前。她有时情绪不好，对去看她的女儿发火。

1984年，秦城监狱的高墙外春暖花开。江青感到嗓子有些肿痛，开始时以为是感冒，并未在意。可是不久日见严重。不但疼痛，而且进食皆有困难，经医生检查，发现患了喉癌。

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经公安部批准，江青搬出原有的牢房，住进了紧靠监狱的一幢楼房——这就是她在日记中所写到的“围墙外面还是监狱的楼房”的地方，生活环境和伙食都得到了改善。

江青自知身体不行，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她利用一切机会，向有关方面提出要搬回中南海去住，要有关方面归还她在中南海里的那套被称着“201”的房子，她说那是毛泽东主席生前用自己的稿费为她修建的。她还几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为自己平反。

1991年月5月14日凌晨，江青在被判刑关入秦城监狱10年之后，再也看不到希望了，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悄悄地为自己梳洗了一番，然后穿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将自己的床单撕碎成布条，系于床栏上，躯体横卧着，就这样在床上自缢身亡。

5月15日，江青的遗体被化名为“李梓”，送往解放军总医院太平间停放，冰柜上贴了封条，安排了武装人员看守。消息开始是封锁的，但社会上很快就有人传说这件事情了。

5月24日，六名公安人员奉命取走江青遗体，运往八宝山火化。

6月4日，新华社公布了江青的死讯：

“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

被判有期徒刑20年的姚文元2001年到期释放，回到上海与妻子共同生活，2002年12月23日去世。2005年4月21日，张春桥也在秦城监狱病逝。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都已经不在这座神秘的监狱里了。

摘自《文史精华》2006年第10期 王文正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