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遗嘱：我死了，“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图)
被迫签订《二十一条》之后，袁世凯专门向全国百官职司发出一道密谕，要求大家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云云。此外还令人撰写了《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五万册，秘密寄存山东模范监狱内，期冀日后形势逆转后，可以公开发行。
袁世凯称帝不成，又想回头做他的大总统。结果不仅西南护国军方面和独立各省不同意，就是北洋系的骨干冯国璋等人也坚决反对。时袁世凯已忧惧成病，又被一碗“二陈汤”灌下肚去，终于不治。他于最后的时间里，似已深自悔恨，遂重新启用了当初拒不合作的老朋友徐世昌和老部下段祺瑞。这两个人也是他的病榻托孤之臣，他执徐世昌之手，用最后的力气呜咽道：“我被群小所误，以至于有今日。幸亏国事有依法承继之人，可以不必担心了。宋卿（黎元洪）虽没什么雄才大略，但若兄和芝泉（段祺瑞）象周公、召公夹辅成王那样，收拾时局，应非难事。”他预藏于金匮之内的继承人名单，也已由“黎元洪、袁克定、徐世昌”易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而他尚留有遗书一联，置于案上，最令后人争议不已：“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看来，他确实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称帝的错误，所以要“看中国再造共和”。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在这一句“看中国再造共和”里体现无遗，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袁世凯
可是，众所周知，他在帝制自为的同时，即与日本签订了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他因此已不仅是一个窃国大盗，更是一个最大的卖国贼。那么，他又何以王婆卖瓜，说什么“为日本去一大敌”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对德宣战，遂出兵侵占德国的殖民地青岛，并占据胶济线。德国此时有意将胶州归还中国，但日本越俎代庖地坚决不允，且显然有霸占山东全省的意思。此时，袁世凯政府强烈抗议，日本均置若罔闻。袁世凯又诉诸英、美两国，乞求主持正义，英、美乃合力劝阻日本，但日本不予理睬，且一度想刺杀周旋于英、美之间的中国外交家顾维钧。然日本最令人毛骨悚然之处，则是抛出一个旨在将中国变成又一个朝鲜的《二十一条》。
日本作为一个孤悬大洋之中的岛国，接受的却又是大一统的中华大陆文明，其对大陆的渔猎之心，虽逾千年未尝稍变。中日之间的恩怨是非，只须举出一个简单的事例便足以辩明，不须多费唇舌：中日做了几千年的邻居，在冷兵器时代，中国一直强于日本，但除了蒙古人的元初之外，从未进攻过日本，也从未想过要进攻日本；日本则截然相反，从唐朝到明朝，不断地派军队和海岛进攻大陆，到了明治维新后的第二年，它的侦察船只便已出现在上海海面。它的处心积虑实在匪夷所思，令人脊背生寒。
而在侵略他国的具体行为方面，日本又极尽狡诈和霸道，往往非常人所能理解，非常理所能解释。《二十一条》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的想法是，要抢在欧战结束之间，完成独霸中国的局面，因此无论军事还是外交，一定要讲究一个“快”字。因此，它迫不及待地进攻山东，俨然以主人自居，此后更威胁各国不得干预。其蛮横无理，已是无以复加，不料更抛出《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接受这些条款不说，还威胁中国不得走漏消息给别国，显然它也自知理亏。
《二十一条》分列五号，每号包括若干条，合计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
第一号四条，要求享有德国原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不得将山东省的土地和沿海岛屿出让或租与他国，日本得在省内建筑铁路，开辟主要城市为商埠。
第二号七条，将旅顺、大连租界期限和南满、安奉两铁路交还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为期，日本人在南满和东蒙享有土地租界权或所有权、居住权，以及开矿等各种权利。
第三号二条，要求将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其附近之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口、海湾及岛屿，出让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七条，要求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所设之医院、寺院和学校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警政和军械厂，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建筑铁路，福建省内铁路、矿山建筑、开采，日本有优先权，有在中国传教权。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看准了时机的。首先，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其次，袁世凯已有称帝之心，日本遂欲以此“二十一条” 作为支持他称帝的条件。因此，在提出《二十一条》的同时，日本还对袁世凯恩威并御，一方面许诺归还青岛，帮助镇压革命党和宗社党，另一方面又派兵强占山东，并大力帮助革命党、宗社党人遣返国内，将中国搞得一团混乱，以逼袁世凯就范。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这一密约面呈袁世凯，并再三告诫要绝对保密。但袁世凯十分明白，中国的自救之道，便是将这“二十一条”公之于众，让世界干预此事。于是，顾维钧化装进入英、美使馆，翌日，“二十一条”即成为西方媒体的头条新闻。日本的阴谋被揭发，从而陷入相当被动的境地。
此外，袁世凯对条约本身进行了据理力争，他声色俱厉地告诉日使：“可让步者自然可以谈判，但不可让步者，诸如第五号诸条，根本就没有谈判的可能性。”然随着日本的跋扈日甚，袁世凯的策略转为消极拖延，以待友邦支援，并派有贺长雄赴日本游说政坛人物。以陆徵祥为首的中国外交团仰承袁世凯的指示，拖延不决至于四个月之久，这时国内外反日呼声日渐高涨，日本遂被迫主动放弃第五号中的七条。然而，日本旋即发出“最后通谍”，声称日本海军已整装待发，若不签约，后果自负。袁世凯遂于5月25日，与日本人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中日新约》。虽然他的条款已不足二十一个，但后人仍习惯性地称之为“ 二十一条”。
饶是如此，由于是“空手套白狼”，日本仍视之为重大外交胜利。不仅日本举国狂欢，便是在北京的日侨也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令人侧目。而袁世凯则在国务会议上作声泪俱下。他说：
“……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尽日本最后通谍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人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谍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予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指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他还专门向全国百官职司发出一道密谕，要求大家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云云。此外，他还令丁佛言撰写了《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五万册，秘密寄存于山东模范监狱内，期冀日后形势逆转后，可以公开发行。
俗云“知耻而后勇”，然而袁世凯虽知其耻，却没有一心一意求发展，而是一门心思要当皇帝。两事相加，失尽民心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纵览袁世凯的一生，确曾是日本的一个大敌，但日本更是他的大敌。当年驻戍朝鲜时，他两次把日本人赶出了朝鲜，被日本人视为大敌。当时的日本，国力和军力还远不够强大。然而，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得到了相当于其战争投入之四十倍、其上年度财政总收入三倍的回报，一夜暴富。他便用这些得自中国的不义之财发展军备，再回过头来侵略中国。日本趁欧战而侵华，这对袁世凯来说，实为不幸！袁世凯自然明白中国决不是日本的对手，因此明知《二十一条》是卖国条约，但也不得不签。而其签约后，信誓旦旦要报仇雪耻的态度，也显然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他耽迷于帝制自为，将报仇大事暂抛脑后，直到人之将死才天良发现、“其言也善”起来，实足唏嘘！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便如一片阴霾一样笼罩在中国大地上，对许多具体而微的人和事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拿袁世凯为例，至死都把日本当做一个大敌，耿耿于怀，甚至死不瞑目。而袁世凯之后的六届北洋政府元首中，除黎元洪归隐、冯国璋早逝外，其余四人即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均受到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徐世昌晚年居住在天津租界内，30年代多次拒绝日本人的拉拢，1939年生病后，因恐被日本人扣留而拒绝外出就医，遂致不治。曹锟也多次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1938年郁郁寡欢地死在天津租界内，他的爱将吴佩孚则于翌年被日本牙医害死。至于张作霖，则因拒绝继续与日本人合作，而被炸死于皇姑屯。这些人均在最后关头秉持民族大义，拒绝与日本合作，故被日本人视为敌人，因此，他们的死，都可以说是“为日本去一大敌”。
摘自：《乱世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