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与立德、立功、立言

永生与立德、立功、立言

德国的主要宗教信仰是基督教。全国大约有5500多万人信奉两个教派中的一个， 其中约2760万人信福音新教（由24个基本上独立的路德教派、联合教派和革新教派的分会组成的联盟），2750万人信罗马天主教（普世罗马天主教会的一部分，服从罗马教宗和教廷的指导，目前德国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天主教徒），还有一小部分人属于其他的基督教团体。

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葬礼一般都在教堂举行。家里如有人去世，先要与教堂商定举丧日期，并要用适当的方式通知亲友。此外，尸体要用清水洗净，他们认为水有着无限的神力。它能净化人的躯体、净化人的心灵和灵魂，并能祛邪镇妖。人降临尘世要洗礼，离开尘世也要洗尸，洗刷尘世间的一切罪孽。

在教堂举行葬礼的这一天，亲朋好友手持鲜花或花圈陆续来到教堂。首先由牧师或神甫主持追思礼拜，参加葬礼者按事先的安排唱圣诗赞诗、奏哀乐、祷告、宣读由丧家提供的死者生平。 教堂葬礼只是整个葬礼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是在墓地举行，只有死者的家属、近亲和亲密的朋友参加，一般好友在参加完教堂葬礼后即可离去，不必去墓地。在德国，葬礼多以土葬为主，亲朋目送灵柩安葬在事先指定好的墓穴中安葬。人们围绕在墓穴周围，为死者祷告，愿他安息、灵魂升入天堂。

基督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唯一的目的，是希望堕落的人类能与天父重归和好，因此死后能进入天堂享永福。换句话说，耶穌圣诞的真正目的，是希望人类能重获已失落的「永生」。永生，就是死后「永远生存」的意思。人类之所以死后不像其它动物化為灰烬，而尚能永远生存下去，正因為只有人类有一个永远不灭的灵魂存在。也正因為人类有这种永远不灭的灵魂，所以人类才有是非善恶的道德观及责任感，凡按照自己的良心去行善避恶者，死后将享永福，否则将遭永罚。一切宗教都有这种永福与永罚的观念，否则不成其為宗教。换言之，若宗教不谈永生问题，则已不再是宗教，也不需要宗教，宗教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个永生观念。

西方宗教的永生观念，从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上看完全是一种譬喻(metaphor)、象征(symbol)，迷思（myth），或者是西方基督宗教神学对人的信仰与其生命关系的一种建构。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不依赖灵魂不朽而积极肯定现世人生，儒家提倡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遂成为中国人世代传承的“永生”信仰。

所谓立德、立功、立言必然是在一个人的生前完成，或许有人于身死之后，其德、功、言才受肯定而遗惠后人，但其所遗完全是由于在未死之前的各种努力所致，而且所遗之惠依然在人间。由此可见“三不朽”所重的是现实世界，所以钱穆说：“中国人的不朽，则在他死后依然留在这一个世界内……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推其用意，只是人死之后，他的道德、事功、言论依然留在世上，便是不朽。”［1］

既然所重在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是由人群所组成，所立的德、功、言也是就对这一人群有所助益而言，绝非离群索居，只求洁身自好，而对苍生的休戚漠然无动于衷者所能达致。孔子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于己立己达之外进而立人达人，则其所建树者才可以称为立德、立功、立言，才可以不朽。由此可见“三不朽”所重的是社会群体，亦即获得社会群体的肯定才能不朽。

王阳明的立德：知行合一。王阳明创立“知行合一”，是一种行动的儒家思想，他强调要内圣外王，达到“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的至高境界。在知与行的关系上，他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王阳明的立功：平乱建功。王阳明不仅是一个儒家学者，还是一个战无不胜的将才，他不仅拥有杰出的政治才能，还能熟练发挥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公元前1516年，由于赋税徭役沉重，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很多农民走投无路不得已做了起义军，占山为王与朝廷对抗。朝廷派军征伐都屡屡失利，对此明军实在束手无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起用了王阳明，任命他为巡抚。王阳明初到任上，首先推行“十家牌法”，断绝当地居民与起义军的联系，正所谓“攻敌先攻心”；接着针对兵源不足采取措施，招募军队，选练民兵；最后分析形势，决定先易后难，先攻打较简单的起义军。不到两年时间，王阳明便击溃起义军，解决了这个令朝廷时刻担忧的心腹大患。

王阳明的立言：心即是理。他青年时，遍读朱熹的著作，对“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甚感兴趣。他曾为了追寻真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然而一无所获，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为他后来悟道埋下了伏笔。在一次被贬中，经历过生死之后，王阳明豁然开朗，他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究其一生，王阳明受到道家的影响要明显多于佛家，但终究不离儒学本质。他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的思想，反对理学中通过事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提倡“心即理”，坚持从心出发寻找“理”，认为“理”在人心，影响了一代哲学思想的形成。

参考

［1］钱穆．灵魂与心［Ｍ］．钱宾四全集编委会，整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