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危机,欧洲从中国找到药方？
面临危机,欧洲从中国找到药方？
《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020年10月31日发表文章“拿中国当榜样？”（Vorbild China?）写道，中国顺利度过了疫情，经济也迅速复苏，西方国家开始考虑是否拿中国当榜样。 “虽然疫情率先在中国爆发,而且美国总统对中国下达了各种制裁，但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仍比去年同比增长4.9%。西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美国的GDP与去年第三季度相比下滑2.9%，德国甚至下降4.1%。当德国与欧洲启动第二波封锁时，中国的疫情似乎已基本获得控制，人们在酒吧里欢庆，可以上博物馆、出门旅游、参加音乐会。”
“这样的成功具有吸引力，就连热爱自由和个人主义的德国人有时也会羡慕中国的道路。但请注意：中国政府将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生活条件艰苦的再教育营中，几乎所有言论都遭到监控，甚至指示大幅改写圣经里的几个段落，让耶稣基督支持死刑判决。这些情况有时候被严重忽略。”
作者引述法国知名思想家、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写道：“世界是个奇怪的剧院。有时候最糟糕的剧目会获得最大的成功。”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是法国思想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法兰西学术院院士，法国第二共和时期的外交部长、众议院议员。以《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著作闻名于世。
托克维尔发现，行政集权在中华帝国根深蒂固，而这正是这个帝国长期陷入停滞的根源所在：“在我看来，中国是通过非常集权的行政为其统治下的人民提供社会福利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从旅行家们那里我们得知：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创劲，有社会秩序而无公共的品德。在中国人那里，社会总是运转良好，但决不是甚好。我认为，中国一旦对欧洲人开放，欧洲人就会从那里发现世界上现存的最为完美的行政集权的典范。”
1839年底，中华帝国与英帝国发生军事冲突，英帝国随即派遣远征军，力图以武力打开对华贸易通道，占领军事要冲，勒索赔款。在得知英国正在派遣军队远征中国的消息后，托克维尔在给友人的信里这样写道：
如果我是英国人，当我看到正在开始的对中国的远征时，我无法不感到焦虑。作为一个善意但公正的观察者，当我想到一支欧洲军队入侵天朝帝国时只会感到高兴。欧洲的活跃终于和中国的停滞交锋了!这是个重大事件，特别是当人们考虑到它只是许多同样性质的事件的延续，是它们中间的最后一个时——所有这些事件都推动欧洲人离开家园、不断将所有其他种族纳入他们的帝国，或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有关中华帝国这一令人费解的停滞状态，托克维尔指出，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的所有工艺均已相当完善。但至此便停滞不前。后来，他们发现中国人的某些高级知识业已失传。这个国家注重实业;大部分科学方法得到保留;但科学本身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欧洲人发现，“这个民族的精神已陷入一种特有的停滞状态。”中国人对祖先亦步亦趋，而将那些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抛诸脑后。他们沿袭祖传的成法，而对其意义不甚了了;他们沿用过去的生产工具，而不思改进。因此，中国人墨守陈规。这就使他们不再进步。他们必然对祖先亦步亦趋，以免偏离祖先所划定的轨道，使自己陷入不可预测的境地。人类知识的源泉几近枯竭;尽管河水依然流动，但已不能卷起波澜或改变河道。在生产工艺方面，中国人注重的是实用技艺，缺少对实践背后高级理论的提炼，“高级知识”即原理科学始终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升，没有原理科学的新发现，也就无从产生新的科学方法，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实践也就只能不断重复以往的“祖传秘方”。
托克维尔对中国的上述观察，显然受到18世纪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相关著述的启发。其中一部重要文献即入华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5)编辑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该书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知识界了解中国的权威读本，书中收录了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1665-1741)神父在1730年8月11日从北京写给法国科学院院长德·梅朗(Dortous de Mairan，1678-1771)的一封信，其中在谈到中国在高级科学即思辨科学方面的困乏时，指出：“中国人的天才，而且是很值得受人尊重的天才，在人称之为思辨科学方面要远远低于我们。”这种才智尽管使中国人善于施政，要求民众乐天知命，对统治者驯顺服从，但却使中国人丧失了“精明的洞察力”，后者正是好奇心的源泉，而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这种好奇心。“中国人是所有民族中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最为天生不幸的人，他们既无力于改进已有的科学技术，又不善于对它们进行创新。……中国人自很久以来就专心于研究人们称之为思辨科学的内容，却不存在一个能对之略作深化的人。”巴多明神父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循，科学发现得不到鼓励;二是在中华帝国内部和外部都没有刺激和维护竞争的任何机制，例如天文学研究无法成为通向财富与荣誉的道路，作为帝国官僚系统的人才吸纳机制，科举制度将社会的主要注意力导向仕途，而进入仕途的“敲门砖”便是研究经书、史书、法律和伦理经典。社会的创造力就这样在无形之中遭到扼杀。(《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启蒙大哲伏尔泰(1694-1778)也为此深感困惑，中国人拥有他们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然而“奇怪的是，这个有发明力的民族在几何学方面从没有超出基本知识的范围。……人们要问，既然在如此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已如此先进，为什么他们又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在中国，天文学如此古老，但其成就却又如此有限;……这些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似乎大自然赋予他们的器官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所需的一切，却无法有所前进。……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儿子要取得所有亲属、朋友和官府的同意才能控告父亲。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
即便在高级科学方面全面落伍，中华帝国君主专制制度却表现出高度的稳定性。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的社会理想、伦理组织、政治制度一度成为18世纪欧洲尤其是法国知识界极力推崇的典范。在这一方面，德国大哲莱布尼兹(1646-1716)首当其冲，正是在他的极力说服下，法国政府取代葡萄牙成为欧洲在华耶稣会传教活动的主要赞助者和保护人。1697年，莱布尼兹用拉丁文编辑出版《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他指出，虽然在逻辑学、形而上学、数学等方面，欧洲人比中国人更胜一筹，但“中国人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各方面都有教养的民族过着更具有道德的公民生活……如果说我们在手工技能上与他们不分上下、在理论科学方面超过他们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人类生活及日常风俗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不得不汗颜地承认他们远胜于我们。”。该书1699年再版之际，莱布尼兹还特地收入了法国入华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撰写的《中国现任皇帝传》，该传记是作者打算呈献给法王路易十四的，在这部传记中，作者对康熙皇帝誉美有加，称他为“统治天下的帝王之中最为圣明的君主之一”。莱布尼兹关于中国的认识，对18世纪流行欧洲知识界的所谓“全盘华化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如法国的重农学派、百科全书派，都试图在中华帝国的文物制度中寻找解救近代欧洲面临危机的灵感和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