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亲历《北平无战事》3——北平生活
注：最近帮妈妈修改整理她的一部分回忆录，而这段经历的大背景正是国共战争时期，妈妈和家人一起经历了从东北到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及返回东北的过程，算是“笔述”历史吧。所以我称之为《妈妈版的北平无战事》，现贴上来与大家分享。
- 2---1 租房难
- 2---2卖书和首饰过日子
2---1 租房难
到北平后，我们开始是借住在一位乡亲的女儿家，她家在前门外廊坊头条。这里本是繁华的商业区，她家开着一间前店后厂的银盾铺子。“银盾”是当时比较流行的饰物，用于家中装点房间，一般都是别人在谁家里有喜事时作为礼物相送的。银盾有底座和盾牌两部分。底座是用滑石（石质软，好雕刻）透雕着各种喜庆的图案的一个架子，上面插装一个纯银打制的似盾形的标牌，银盾上也有的压制或刻成的图案、花纹、还刻有祝福的话语。她们的店铺原来生意还可以，但因为当时处于战争期间，时局动荡，人心惶惶，这种东西已经无人问津，所以买卖已经歇业，工人也都离去了，正好工厂的作坊空闲着，我们全家就暂时在那里住下来。
过了不久，父亲也到了北平，于是父母开始张罗租房子，主要是在西城、北城等宜居的区域寻找。北平，是父母都熟悉的城市，而且当时北平的空房子也比较多，房子本应不难找，但事实上却很不容易租到。用现在的话说，主要是“信息共享”环节不行，偌大的北平，哪里有空房，谁在出租房屋，个人很难得到信息，需要借助“专业人士”，那时候这种人不叫“房屋经纪人”，而叫“房纤儿”。我们找的 “房纤儿” 是比较低等的，叫“拉纤的”，他们不作房地产交易，而是专门给招租和寻租的牵线搭桥，从中收取费用。这些人一般都没有什么文化，然而却能说会道，很像旧社会的媒婆。
我们家人口多，租到合适的房子不容易，房子小住不开，而大房子，我们又租不起。当时北京人还对东北人有成见，很多招租人，一听租房的是东北人，就拒绝了。记得当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于是就去问父母。母亲告诉我，这都是当年张作霖的东北军野蛮作为，在北平人心中留下了的恶劣印象。上世纪二十年代，正是军阀混战时期，这时发生过两次“直奉战争”——即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的战争。直系军阀即京津一带的军阀，而奉系军阀主要的就是以奉天（即后来的沈阳）为据点的东北军阀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九二三年），张作霖的队伍作战勇敢，又有张学良做指挥，冲锋陷阵打了胜仗。从此张作霖就驻扎在北平，直接控制“北洋政府”，成了太上皇，直到一九二八年。
张作霖虽然是个粗中有细、擅于打仗、会笼络各种地方势力的人，但是他没有文化，马贼出身，所以他手下的兵，也都是一些粗鲁野蛮，不受纪律约束的人。在他们驻扎北平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东北军的大兵到处横行霸道，给北平人留下很坏的印象。当时在北平百姓中流传两句顺口溜来形容他们：“妈了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第一句是说东北大兵坐电车等公共交通车辆不但不买票，而且张口就骂人；第二句是说，从后脑勺的形状就能认出东北人。东北人认为后脑勺大不好看，所以让孩子从婴儿期就仰卧，把后脑勺挤成扁平状，所以北平人看到后脑勺是扁的，就知道是东北人，就不敢惹了。于是，粗鲁不讲理便成了东北人在北平人心中的典型形象。这就是北平人不愿意接纳东北人的历史原因。
终于，在“房纤”的撮合下，我们家在北城的“西煤场”二号，找到了一处住房，这是一座独立的小四合院。房东姓丘，北房五间住着房主一家，西厢房已经租出去了，我们家就租了三间东厢房。父母去看房子时，发现西厢房的住户竟然是东北大学的同事。这个院子虽不豪华，却很整洁，打开院门是一扇影壁，影壁中间浮雕着一个巨大的福字，四角还绘有蝙蝠的图案，影壁前，养着几盆时鲜的花卉，转过影壁才能一览院中的一切。房东是满族，北房东面三间住着丘氏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西面两间住着两个中年妇女。对这个家庭的构成，一开始我有些好奇，住了几天之后，才弄明白，原来那两个中年妇女是房东的妹妹，因为当年等候满清宫中选秀女，才耽误了青春，后来一直没出嫁，成了现在的老姑娘。
2---2卖书和首饰过日子
我们家在那个院子里住到夏季，后因北平的夏天十分炎热，住东厢房下午的西晒就受不了。就又搬家，以后陆续在后海沿等几处住过。
前面说租房难，其实父母维系那一段生活更艰难。就说房租租金吧，我记得“西煤场”那三间房每个月就需交三袋“兵船”面粉。现在的人听这话觉得新鲜：为什么要以实物为租金呢? 因为解放战争在全国各个战场全面开花，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这样一来，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法币，日渐贬值，钱毛的厉害。正因为这种状况，当时一些期限较长的金钱往来已经不再用国民政府的货币来结算，而改用一种关系民生的最重要的实物——面粉来计算，因为“兵船”牌面粉是当时北平市面上最好的面粉，于是它就成了不会贬值的硬通货。不但房租用“兵船粉”来计价，连妹妹上私立小学（当时北平公立小学不收外地学生）的学费也是每学期要交两袋“兵船粉”。
除了租房，一大家子人还有柴米油盐的开销。开始两三个月，父亲的工资还能勉强维持。到后来，由于钱毛。而且父亲经常不能按时开饷，家人连吃饱饭都难以维持了。于是父亲把估计还能卖钱的书挑出来，让大哥二哥在街边摆摊出卖。这个做法，在父亲肯定是忍痛割爱，连我都觉得卖了实在可惜，那里面有些是我从小就爱读的中外名著，还有些是具有宝贵价值的书。我印象最深的一套书是《万有文库》里的大十六开精装本《新文学大系》。这本书收入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直至出文库时全部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品，确实是一部很有资料价值的书。把这些书一文不值半文的卖掉，实在出于无奈。卖书得的钱其实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后来实在没办法，母亲便把她一直珍藏着的一付手镯和几个金戒指陆续拿出来卖掉，给家人换饭吃。
其实，不仅是我们家这样，几乎家家都是这样过日子。那时候的北平，像一个巨大的自由市场，小广场、空地、马路边稍稍宽敞一点的地方，到处摆着旧货摊子。从日用杂品、旧衣物、旧书报直到古玩应有尽有，什么将校呢的旧军用大衣，日本关东军特制的军用毛衣、裤，甚至美式军用装备的鸭绒睡袋等等。这些都是国民党官兵，特别是从北平南前线溃败后，为了糊口换钱而卖的，而其他的杂物则是老百姓为了维持生命，填饱肚子不得已而变卖的。记得小妹的两件连衣短衫裤就是妈妈在街边破烂市上花两块钱淘来的。
市场上最活跃的是那些倒卖银元的人。由于钱毛，物价飞涨，手里略有些余钱的人都愿意把纸币换成银元以便保值。在街面上，随处可以看见一些青壮年男子，站在街边路口，一边把手中的几块银元颠弄得哗哗啦啦的响，一边叫着：“买了，卖了；卖了，买了！”看他们做这种买卖，我倒认识了好几种银元，什么“袁大头”（袁世凯称帝时铸的银元，上面压有袁世凯的头像）、“站人”（铸有孙中山立像的银元）、“飞鹰”（外国铸的银元）等等，由于这些不同品种的银元分量和成色有少许的不同，买卖的价格也有差别。倒腾银元的人就靠买卖的差价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