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小镇Horn的打工生活

     想到去维也纳打工只是源于朋友的一句话：在维也纳打工一个月的收入顶在布达佩斯干七个月的！虽然一边讲德文一边讲匈牙利文，但找中国餐馆还是可以的。

他们那些国内外语学院送出来学匈牙利文的半大小子、姑娘消息就是灵通，胆子也大。听得我一向规矩的心蠢蠢欲动起来，好在堤堤一向理解我。

从小到大，父母给了我一个平凡，温馨的家，不富有但不知道缺钱的滋味。以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生活态度度过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留学生的日子让我尝到窘迫的滋味，逼迫我想多赚些钱养家。也从此颠覆了以前30年的一些认知和习惯，发掘出性格中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些东西。

说干就干，办签证，买火车票。因为奥匈旅游签证只给一个月，没想太远，我打算做一个月工就回来。与我们合住的小赵的弟弟在维也纳大学读书，事先帮我说好到一家浙江人的餐馆倒酒水。两个城市距离240多公里，乘火车要几个小时，途经边境时要耽误些时间，当天下午也就到了。

老板娘问我：“有经验吗”？
我答：“没有做过”。
“有工作许可吗”？
“没有，我不是在读维也纳的学生，是从布达佩斯过来的”。
“那我们不能用你”。

没想到两句话就结束了我跃跃欲试的希望。老板娘人还真不错，说你也不容易，我楼上有间空房你可以住几天，饿了就下来吃饭。

我一下慌了，给堤堤打电话。他说：哪有那麽容易的？没关系，你就当去旅游，在维也纳玩几天就回来吧。我又给帮忙的小赵打电话，他说：哎呀，你干嘛那麽诚实，说你有工作经验，说你是在维也纳的学生就好了，他们又不会真看你的工作许可！他又给我出主意：你找电话簿，挨个往中国餐馆打电话，这回可千万不能老老实实地说你是从匈牙利来的了！其实我很怵打这样的电话，可又非常不甘心就这样回去，硬着头皮打了很多电话。第二天终于有一家餐馆老板说：你来吧。放下电话我连这家店在哪里都没闹清，心里既高兴又忐忑不安。小赵帮我查了一下，要乘火车到一个叫Horn的小镇。又告诉我你到那儿看看，如果是一家人就没问题，要是只有几个男人，你掉头就回来。谢了老板娘的两天收容之恩，小赵送我上了只有两节车厢的小火车，开始了我真正的奥地利之旅。

早就看过电影《茜茜公主》，对片中湖光山色、花团锦簇、姹紫嫣红的美丽景色向往不已，但此时完全无心观赏一路丘陵起伏、古堡、乡村掠过的自然风景。在那个小小的车站下车的只有我自己，勉强用英文打听镇子里唯一的中国餐厅-- 万福，一路遇到的人都很和蔼。走进不大但整洁的“万福”，见到四十岁左右，精干的雷老板、优雅的雷太太以及他们的一对女儿，我暗暗松了口气。

老板夫妇都是大陆到台湾的军人后代，曾从台湾到中东工作数年。为女儿们的教育，也为气候。来到离维也纳八十多公里的乡下Horn买下这个附带着十几间旅馆房间的餐厅。除了厨房里的大厨、二厨，开始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们一家人自己在做。

乡下找工人不容易，难怪我打电话，雷老板没问几句就要我来了。我不懂德文，就在柜台里倒酒水，送饭菜，收餐盘。抽空还要去收拾旅馆房间，用洗衣机洗换下的被单、床罩，操作一台工业用电烫机把枕套、被单、床罩烫得平平展展。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三个星期。我想了再想，还是红着脸跟老板夫妇讲：真不好意思，来的时候没有讲实话，我不是在维也纳读书的学生，是从布达佩斯过来的，只有一个月的旅游签证；在维也纳碰钉子，耽误了几天，现在三个多星期的签证期到了，不能做下去必须要回去了。没想到老板夫妇一点儿都没责备，表示很理解出门在外不得已的难处。还说在小镇上办理居住许可比较容易，希望我能继续留下来。这个结果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好处是做下去可使我们的经济状况有极大改观，坏处是往返布达佩斯比较远，我回家的机会少了很多，堤堤又一次支持了我。

这是一段我从没有过的经历。开始到客人面前点餐我会觉得很不自在；餐后收盘碗，算账，一桌子客人看着你；有的人吞云吐雾吸烟，有的人漫不经心调侃，客人的狗围着你转，在桌下舔你的腿和脚；我都会感到很不舒服。相比之下，更愿意做旅馆里的活计，其实换下十几个房间的床单，被套，是一项地地道道的“全身运动”，第二天早起一定会腰酸背疼，抬不起胳膊。但给人家打工是没有选择的，哪里忙就得到哪里去。逢到“红日”（年历上标注的红字，表示节假日），是老板最高兴，生意最忙的时候，也是我们往返穿梭，最累的时候。记得很多次，晚上十一、二点下班回到居住的小阁楼，打上一桶热水把腿脚浸在里面，歪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这时候看着黑沉沉的窗外，格外想家，想丈夫，想孩子，想得流泪。

当然也有快乐的时候，在小镇打工的好处是吃住都在店里，没有其他的花销。有时到街上逛逛，想着给远在北京的女儿买些漂亮的衣裙，想着可以用挣来的奥地利先令帮助先生参加在欧洲、美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心里也甜甜的。

在Horn的第二年，我申请了维也纳技术大学。舍不得这份不花钱吃住的工作。每天早晨五点半乘汽车两小时多去Vienna上德文预科课，中午课程结束向回赶。在下午五点餐馆最忙的时候在店里做工，来回的车程还能看书，做功课。开始计划的真是挺好的，但真正实施起来，非常痛苦。餐厅的生意是中午工作餐多，客人多半都是吃点简单的客饭，很快就离开上班了，到一点多就没有人进来，两点关门休息；晚上五点开门，客人陆续上座，悠闲吃饭、聊天，七八点钟是最忙的时候，九点钟还可能有客人进门，十一点有的客人还没走，每天下班怎麽也要十二点了。回到房间的兴奋劲很久过不去，也就很久睡不着，第二天清早又睡不醒，起床很困难。很快我感到很累，很疲劳。最早发现长白发了，眼角有了细细的的纹路，就是从那时起。

堤堤有时来看我几天，老板觉得他是做大学问的，挺尊重也挺客气。我们上班时他也在厨房里帮忙用洗碗机洗洗碗，不真作数的。出国多年，他读书，读学位，工作不容易，唯一运气的就是没有打过体力工，没有看过别人的脸色。

Horn是个距Vienna东北方向八十多公里的小镇，全镇6000多人。那时从维也纳乘车来往，一眼望去尽是丘陵，漫坡，白墙红顶的村庄、城镇、古堡点缀在碧域蓝天之中。一年四季时有举行自行车比赛，时有游客来住小旅馆。平日来吃饭的多数是本地客人，常来常往的面孔都看熟了。有些客人一进门就已经知道他们要点什麽菜。

记得有一家四口，每周末都到这个镇上唯一的中国餐厅来吃饭。老板说是对面街上一家电器店的老板夫妇带两个还在读小学的儿子，有意思的是他们每次总是点四碗米饭和两个半八宝辣酱，从来不变。曾经向他们介绍过其他的菜式，不知他们以前是否曾尝试过，也许他们对这道“八宝辣酱”情有独钟吧？ 其实“八宝辣酱”原是一道上海非常著名的特色菜，因为原料多样，颜色十分丰富，光亮润泽，更由于用甜面酱和辣酱两种酱料来调制，所以鲜甜微辣的口感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口味，成为很多人的心之所爱。奥地利乡下中国餐馆的“八宝辣酱”显然“变色”了很多，但依然被人喜爱，足可以看到它的魅力了。

常有周围村子里的老人家来店里喝酒，都知道卖酒水比卖饭菜赚钱，他们喝啤酒拿大杯，白葡萄酒兑冰ＦＡＮＤＡ饮料，红葡萄酒兑冰可乐饮料。有位老太太每次来都喝得昏昏欲睡，虽有一些这样的客人，但酒醉闹事的很少。乡下人纯朴，待人友善。对我们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的亚洲人有些好奇，那个老太太问过我：你们的家乡不好吗？为什么要跑到这麽远的地方来？

饭店虽小，童叟无欺，无论进来什麽样的客人，我们都温暖相待。记得曾有几位年轻人进来坐下，看过菜单后，只点了三碗米饭，要了免费的三大杯冰水，后来拌上餐桌上的酱油吃饭，自如地从傍晚一直坐到我们下班。老板说，在维也纳的饭店不会接受这样的孩子进门，大都市人看外来人的目光中常含有不屑。这也许就是和欧洲大都市Vienna比，小镇Horn给我留下更美好印象的原因。

我留下不久，老板的朋友介绍了一对上海夫妇沈先生，沈太太到店里做工。据说沈太太的父亲曾是位名医，以前的病人都是达官贵人。四九年因为家里人口太多，想离开但没有走成。用沈太太的话说：“从那时起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两人都很能吃苦，沈先生寡言、踏实，在厨房里做二厨；沈太太待人处世机巧，和我一起在外面倒酒水，点餐，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法留下，攒钱开店接两个儿子出来。

在乡下开店，请工人难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其他的工人找不到，老板夫妇甚至两个女儿可以自己干。但厨房的大厨水平高低，是否做得长久、稳定对饭店的生意有很大的影响。我打工的近两年中，老板换过很多位大厨。有的做几个月，有的只勉强呆了几天。他们中有温州，青田一带出来打工没多久的大陆乡亲，有台湾来的餐厅厨师，还有从小在印度长大的华裔小伙子，有时一下找不到人，老板娘自己也顶上炒过菜。

旁观老板开店和经历打工者的艰辛，以及和这些人的接触，交往超出了我过去三十年的经历，也使我明白更多。很多人曾和我有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也会有和我很不同的待人处世方法。相对单纯，顺利的经历让我的世界一直黑白比较分明，喜怒表达比较直接，不喜欢的人和事往往不屑于继续接触。但是世界是复杂的，如果试图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想，有些事情至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回头去想，出国后的各种经历使自己在依然坚持个人道德、是非的准则下，能平和地看待和包容的人和事更多了。

后来离开Horn回到Budapest，知道雷老板夫妇卖了万福餐馆和旅馆到Vienna去开店了；沈先生，沈太太夫妇如愿在离Horn不远的边境小镇Resz接手了一家小酒馆，以他们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如今一定已经和儿子们团圆，做更大的生意，过得更好了吧？

二十多年过去了，家里至今还挂着雷老板送给我们的小木雕，前面是奥地利乡村古堡雕刻，背面写着：“兄留存：快樂！顺利！雷良相赠01/07/90”，这也算是我那段生活的一个记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