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汉奸的人特别激动地说：“不能让日本鬼子踢我！”- “抗日”电视剧的幕后

有相当一段时间了，每次看到“抗日”题材的文艺作品，尤其是电视剧，都会觉得无论是剧本，演员都让人感到腻味，根本看不下去。电影界内的一些知名人士也提出，这种“作品”实在是极其不负责任地对待历史。南都网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怨不得呐。什么时候能摆脱这种腻味劲儿啊。

 抗日剧里的日本演员：“导演，这不太可能吧”

2013-03-08

摘要：有剧本要求日本演员冢越博隆在大雪中强奸一个村妇，博隆说：“导演，这不太可能吧，天太冷了”。日本演员们感到很困惑，“许多角色别说像日本人，连人都不像”。

　矢野浩二、三浦研一、涩谷天马、冢越博隆，也许这些名字你想不起是谁，但他们的脸一定会让你惊呼：“那个鬼子！”

　　这四个日本人站在2005年开始的抗日剧热潮浪尖上，一部部抗日剧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让他们从跟班、白领、待业青年变成了今天的“鬼子专业户”。同时，他们也成了抗日剧所蕴含的仇恨投影，在中日两国民众的夹缝中生存着。

　　“你不像鬼子”

 2005年，在中国无所事事了两年，每天琢磨着是吃拉面还是吃盒饭更饱的冢越博隆收拾行李回到日本。那段时间他的目标就是“每天能省一块钱”。回到日本没多久，导演杨阳的一个电话让冢越博隆又赶回了中国，电话里说：“抗战胜利60周年到了，有很多戏要拍。”

　　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是矢野浩二。为了演好“鬼子”，矢野浩二开始大量观看中国经典抗战片，学习其中对日本人的表演。《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中方华的表演更是被他反复提及，都看过一遍后，矢野浩二明白了，“原来他们希望要这种凶狠的鬼子”。

　　对于涩谷天马来说，“鬼子”之路并不平坦。初到中国的那段时间，他频繁地在剧组扎堆的太阳宫一带的宾馆奔波，接受导演面试。“你太瘦，不凶，不像个鬼子。”得到的大多是这样的回复。“到底鬼子是什么样，也没一个导演告诉过我。”涩谷天马说。

　　从电影《斗牛》开始，日本演员冢越博隆成了“鬼子专业户”。他有时不明白，戏里的鬼子别说不像日本人，“连人都不像”。他曾经拍一场雪中行军的戏，导演要求博隆在村口看到一个女人后迅速从马上跳下去强奸她。

　　“导演，这不太可能吧，这么冷的天，不会有人想干这种事吧。”

　　导演坚持：“你不懂，那个时候日本人就这样。”

　　正是隆冬，博隆裤子还没脱下来，屁股就冻僵了。但为了“像一个日本鬼子”，博隆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

　　演了几部抗日剧后，三浦研一感到很多中国导演并不需要他们演一个真正的日本人，“只要用日语把台词念出来就可以了”。2005年，三浦研一在电视剧《我的母亲赵一曼》中饰演处死赵一曼的宪兵队长。在日本时，三浦研一就有去旁听庭审的爱好，尤其是对死刑犯的审判。接到宪兵队长的角色后，三浦研一参照着自己了解的杀人犯心理，在家中默默准备了两周。

　　第一次开拍，三浦把宪兵队长处刑前犹豫不决、内心挣扎的戏份演绎得淋漓尽致，不仅是台词，连面部表情都随着行刑过程不断变化。没想到，导演不买账。“三浦，不要这么多，上去把电闸拉下来就可以了。”

　　在冢越博隆出演的大多数戏中，导演的要求只有一个——一喊开机马上就要凶起来。“时间长了，眉毛都会一下下发抖。”冢越博隆说。

　　在中国开始“鬼子”生涯的初期，几位日本演员都极为珍惜手中的角色，导演怎么说就怎么演。“认认真真地演没有人性的恶魔。”矢野浩二说。

　　“中国人，无敌”

　　戏演得越多，日本演员们心中的困惑也就越多，而导演们也一再抱怨着“你这样演不像日本人”。

　　从2002年第一次演鬼子至今，三浦研一已经在影视中扮演超过六十次鬼子，他感受最深的是国外导演对相同题材影片的操作。2009年，三浦研一在德国导演执导的电影《拉贝日记》中扮演一个拿喇叭的日本兵。戏份很简单，拿起喇叭喊战俘们吃饭，把他们骗去屠杀地点。

　　“导演，这个士兵知不知道战俘们要被处死？”三浦研一问导演。

　　德国导演很惊讶，认真和他讨论了很久，最后得出结论，这个人是知道的。导演让三浦在喊“吃饭了”这句话时要带着紧张、害怕的心情，“要带颤音的”。这让三浦研一感到，国外导演对待角色的态度与中国导演的差别，“他们把日本兵看作人”。

 2012年，三浦研一参演了一部由美国导演执导的二战题材电影，其中有一场戏是他饰演的日本兵去抢夺村民财产。美国导演告诉他，在杀村民的时候不要想着自己是日本兵，而要像一个强盗，就像所有的罪犯一样。

　　经验的丰富也让三浦研一开始向导演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有些日语太奇怪，有些日军高层的形象设计过于漫画化。“像冈村宁次，不可能像小兵一样跳起脚来吹胡子瞪眼的。”

　　拍戏拍多了，博隆也会和导演交流对角色的看法。一次，他向导演建议，演八路军的人是不是太强了，稍微弱一点大家势均力敌会更好看吧。结果，男主角走到博隆面前，看着他只说了五个字：“中国人，无敌。”

　　冢越博隆感觉自己发挥得最好的是一场和长官在战壕中等待决战的戏。当时他和另一个演员演得很卖力，两个人想表现出生死离别之情，但作为日本人又不会选择外露的方式。临场发挥时，冢越博隆和另一名演员面对面站着，低下头，大声哭泣着讲过去的笑话。

　　一声“CUT”后，导演告诉他“这样的戏要少一点”。

　　几人之中运气最好的是矢野浩二。2005年以前矢野浩二只出演过四部抗日题材电视剧。但2005年一年便有四部他出演的抗日剧上映。“打开电视，都是浩二扮演的鬼子。”经纪人孔屹说。

 2006年，在接连出演数部抗日剧后矢野浩二感到深深的疲惫，“没办法一直保持仇恨的状态”。于是他决定转型，2008年矢野浩二开始在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天天向上》中担任主持。“鬼子”的称呼从此渐渐离他远去，在日本《产经新闻》的一份调查中，矢野浩二甚至是中国人认知度最高的三个日本人之一。但让他有些郁闷的是，只要演日本人，哪怕不是抗日题材，在剧中也都是以死亡终结。

　　有些死亡方式被导演安排得带有某种象征性的仪式感。有一次冢越博隆演一场剖腹自杀的戏，导演要求他一边自杀一边用手蘸血在身前写下“谢罪”两个字。后来觉得效果还不够，就又告诉博隆“边哭边剖”。

　　“在中国演戏的日本演员98%在戏里都是要死的。”浩二总结。

　　夹缝里

　　无论是矢野浩二这样的“鬼子”前辈还是冢越博隆这样的“鬼子”新星，在参演抗日剧之前都没想过中国的抗日战争会和自己发生什么关系，也未曾想自己会成为一段民族仇恨的直接载体。

　　冢越博隆初到中国时因为语言不通所以生活很不方便，但他没想到，他的中文越好痛苦反而越多。拍摄《斗牛》时，冢越博隆第一次听到了“鬼子”这个称呼。他被人“鬼子、鬼子”地叫来叫去，但又不明白什么意思。回家后他查了字典才明白过来“鬼子”的含义。

　　后来有一场戏，导演让他加一段踢身边的汉奸的戏。没想到，演汉奸的人特别激动地说：“不能让日本鬼子踢我！”

　　这几年拍戏时，剧组里的人休息时总是喜欢拉着博隆聊抗日战争的话题，聊着聊着大家就会吵起来。“他们总是想让我向所有人道歉。”

　　让博隆更为不解的是，他有时会无辜成为人们发泄仇恨的对象。2009年，博隆在山西拍一场被村民俘获的戏，他躺在地上装昏，正等着导演喊“CUT”。一个老太太突然冲出来，死死掐住博隆的喉咙，大吼：“小日本鬼子！”

　　导演起初以为是群众演员在表演，后来看博隆的表情不对，连忙冲上去把老人拉走。

　　误会同样来自日本，2003到2005年，矢野浩二参演的抗日剧在电视上大量播放时，日本著名网络论坛2CH上便充斥着对他的攻击谩骂。2007年，矢野浩二在日本和朋友吃饭，一位同桌人在得知他在中国饰演日本兵后揪着他的衣领问他：“为什么要演这样的东西！？”

　　即便是矢野浩二也并不认可自己当年的作品，他说不会把当年拍的电视剧拿给女儿看。如果女儿问起为什么他总是在电视剧里“被击败、肮脏地死去”，他会说：“因为我喜欢悲剧”。

　　冢越博隆的母亲在看过他出演的数部抗日剧后，有些不高兴，“因为每一部里面都会死”。当中日关系紧张时，母亲还会在电话里哭泣着哀求冢越博隆，一遍遍地说着“回家吧”。后来，冢越博隆出演了一部日本国内的影视剧，这次没死，母亲才高兴了一点。

　　有空的时候，四个“鬼子专业户”会在北京的饭馆偶尔小聚。一桌子的“鬼子”感慨着都不想再演恶魔一样的角色。曾有日本留学生在吃饭时对三浦研一说：“三浦哥，能不能少演点这样的角色，大家会以为日本人都是那样的。”

老外怎么拍“抗战剧”

　　在西方的影视工业史中，也有过无限丑化敌人的时期。但战后，在价值回归和政策松绑下，老外的“抗战剧”走上反战、探索人性和人类命运的道路。

　　战争是影视剧经久不衰的题材。1929年第一届奥斯卡最佳影片便是以一战为背景的《翼》，其后至今获得最佳影片的战争题材影片多达17部。在西方经典战争片中，探索人与战争的关系是不变的主题，这其中包含着对人性与人类命运的关切与反思。然而在几十年前，西方国家也曾有过歪曲战争，宣扬对敌方仇恨的阶段。但常识与人性的需求，使得战争片逐渐确定人性、反战的主流。

　　曾经的纳粹与“鬼子兵”

　　虽然在影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的战争题材影视剧，但无论美国或前苏联也都曾出现过丑化、矮化敌方，片面描写民族英雄酣畅淋漓的战斗激情的时期。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出于宣传需要便曾拍摄大量丑化德国的宣传片。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奥地利人斯特劳亨在这段时间便因祸得福，他自称是奥地利贵族，专门在这类电影中担任反面人物，因成功塑造让人憎恨的德军军官而小有名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情况相似，1942年到1945年，好莱坞共生产了1700余部影片，其中大约有500部是战争片。这一时期的美国由于存在着对电影进行严格审查的《海斯法典》，揭露现实问题的影视剧基本无法通过审查。这部1930年公布的法令中的具体内容包括：不得宣扬造酒，不得详细描述谋杀、盗窃、抢劫的方法，不准出现男女唇间接吻，慎重对待三角恋等等。

　　为了绕过审查，好莱坞拍摄了大量善恶划分不明确、格调阴郁的“黑色电影”，如《马耳他之鹰》。当时大量的电影创作人员在宣传反法西斯的需求下投身二战题材影视剧创作，当时影剧作家没有觉得这是任务，反而认为写作这种题材更加宽松，是一种“解禁”。（《世界电影史》第十四章）

　　摆脱“法典”限制的电影创作人员报复般地在战争片中加入了大量血腥、杀戮片段，暴力、武器、酒精这些正常影片中被禁止的元素在战争片中都得以出现。这些战争影片中的日本人邪恶、残忍，为夺得胜利不择手段，《横渡太平洋》、《紫心》、《威克岛》是此类影片的代表。如在《紫心》中，日军士兵对美军战俘的虐待显得异常血腥残忍，各种手段无所不用，而8名美军战俘则大义凛然、不屈不挠。

　　大量宣传的后果之一便是二战期间许多美国人认为日本人都是间谍、军国主义者，普通的日裔美籍人在美国四处遭受的排挤、歧视，生活困苦。而对日本人的仇恨心理又使得相关影片得以热卖，如《紫心》便在当年获得票房大卖。

　　由于大量德裔移民的存在，德国人的情况要稍好些，但银幕形象同样难改脸谱化的命运。如1942年出品的影片《希特勒的子孙》中把德国人描绘为邪恶、毫无人性的纳粹。

　　走向反战

　　二战结束后，宣传需要的消失并未立刻带来影视剧创作的春天。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的盛行使得好莱坞人人自危，大批导演、编剧被列入“黑名单”，而无法正常进行创作。直到1954年后，麦卡锡主义遭到唾弃，社会民众也更渴望普遍价值观的回归。这一时期的好莱坞，在经受了长时间的压抑后才开始涌现大量展现战争真实性的影片。

　　如《最长的一天》便描绘了盟军攻占诺曼底海滩的惨烈与艰辛。而1960年代，《海斯法典》的废除更是让好莱坞剧作者们摆脱束缚，可以尽情深挖人性。《决斗太平洋》、《野战排》、《现代启示录》等影片便把人们由对法西斯的反思带向对战争本身的思考上。

　　一直到1950年代前，前苏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题材影片还立足于讴歌战争英雄的伟大，作为敌方的德军很多时候显得过分愚蠢弱小。如影片《攻克柏林》中，苏联红军对德军的进攻显得砍瓜切菜般容易，加之导演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宛如一场苏联一边倒的对德攻占。影片中斯大林的形象因为彩色胶片后期处理时的美化，显得神采奕奕、面目和蔼，而对领袖“让我们过上美好生活”的讴歌更是不绝于耳。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后，由于社会剧变和对个人崇拜的抛弃，前苏联战争题材电影开始由弘扬战争英雄向战争对生命的摧残与折磨转变。以《雁南飞》为例，该片讲述了一对热恋中的男女在战火中家破人亡最终生死两别的故事，无论是描述战争的残酷性还是战争对个人的摧残上，《雁南飞》都远超前苏联以往的影片。此后，前苏联又涌现了《一个人的遭遇》、《自己去看》等经典战争片。

　　虽然此后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各国也都出现过片面、丑化敌方的战争片，如《赤色黎明》等，但反战已成为战争片的主流方向。

　　影像理论家居依波德曾说，众多的影像文本反复观看的结果是符号胜于物体，副本胜于原本，幻象胜于现实。

　　反战影片《决斗太平洋》中，李·马文所扮演的美军士兵便是一个被仇日教育洗脑的人，他将共同漂流到孤岛上的日本兵视作恶魔，但两人后来还是一度相濡以沫。这部影片的结尾被很多影评人称道，孤岛上的两个美国人和日本人再次爆发了由战争引起的争吵并准备厮斗，这时一颗炸弹落下，一切化为灰烬。

　　在走向反思的过程中，也曾几次出现过反复的情况。如朝鲜战争电影《猪排山》中，敌人的形象均陷入了脸谱化的窠臼。但这样的题材再未成为主流，其原因之一便是审查机制的松绑使得影视剧创作人员可以多角度尝试创作。而更重要的是民众对于战争的清醒认识又使得这类影片在市场上无法讨好，如越战期间美国民众浓厚的反战思潮使得《猎鹿人》虽然获得奥斯卡奖但仍饱受批评。

　　反思的新层面

　　正如著名编剧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中所写，动机固定于具体原因会使角色形象显得单薄。优秀影片会探索正反双方人物的人性，这点《辛德勒的名单》中的德军军官阿蒙·戈特是个经典案例。

　　影片从人的角度使角色更具矛盾性，对于阿蒙的刻画让观众深刻感到纳粹对人性的扭曲，而非几十年前那样对德国人的仇恨。

　　影片《钢琴师》描述了集中营里纳粹德国的种种暴行，但主角在饥寒交迫时却被一名喜爱音乐的纳粹军官救助，因而得以幸存。

　　除了浓墨刻画人性外，国外影视剧在对战争的残酷性刻画上也毫不避讳。伤亡惨重、领导不力、士气低落、厌战情绪，这都是经常出现的场景。以电视剧《兄弟连》为例，在这部电视剧中，新兵误杀长官，遍布鲜血的野战医院，指挥不当导致的行动失败等场景让人感受到的是胜利的艰难与和平的珍贵。

　　为了体现战争的真实性，有时国外影视剧还会展现己方的愚蠢。如以偷袭珍珠港为背景的影片《虎！虎！虎！》中，与日军高层运筹帷幄、步步为营相对的，是美军的松散懈怠、玩忽职守。

　　近年来西方影视剧对于战争的反思更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与现实社会的对照。《浪潮》讲述了一群少年如何在一场政治实验教学中逐渐丧失自由意志的过程，各国影评人对其最多的评价为“我们离法西斯到底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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