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事件说明一个基本问题，国家的国计民生，企业生存 依赖别人是不行的， 免不了受人掐脖子

著名学者茅于轼先生以70多岁的年龄皈依市场经济学术，言必称“市场”。其虔诚程度、执着程度堪称中国一现象。但经济学毕竟不是宗教。宗教是个人的事情，而经济学则关乎他人的福祉甚至生命。所以，在粮食安全这个人命关天的大问题上，还是严谨、谨慎一些为好。

茅先生多次撰文，强烈反对政府对粮食安全过度关注。认为“只要市场在，就不愁买不到粮食”，因此，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的一切保护、支持、补贴基本都是多余的，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甚至是“利益集团”在作祟。1995年美国有个爱管闲事的学者布朗先生，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提出警告，认为中国会饥饿世界。结果受到了茅先生的强烈的反感。他撰文说“1995年一位名叫Lester R. Brown的人写了一本书，书名为《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给中国造成了非常巨大的伤害，大大地推迟了粮食市场自由化的进程，还导致上千亿元的经济损失。”

姑且不论这个美国人是否在管闲事，是否有本事给中国造成“上千亿元”的损失。但中国的粮食安全的确是一个天大的事情。中国是一个13亿人的大国，尽管发展很快，但是也是在1984年以后才刚刚比较安全地解决了吃饭问题。并且，目前还有3000万人在688元的贫困线以下，饭都吃不饱，营养都成问题。一旦粮食产量受天灾人祸的影响而下降，那么吃不饱饭的农民就会迅速增加。吃不饱饭的感觉和后果可能不是经常在五星级宾馆开会的名流们所能体会到的。在中国的一些贫困地区，由于吃不饱饭，不少的老百姓甚至去卖血而染上了爱滋病。因此，茅先生力主“只要市场在，就不愁买不到粮食”多少有点坐着说话不腰痛的味道。退一步说，即使茅的话是真理，但也不要忘了中国仍然是一个“转型”国家，美国、欧盟这些老牌市场经济国家都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就是说中国要成为被人承认的市场经济国家，至少也要在2016年以后。在这种“转型”的非市场背景下，茅先生硬要以“市场”保障粮食安全，这不是在刻舟求剑又是什么呢？

话说回来，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由于各届政府在有关粮食安全的改革上杯弓蛇影、如履薄冰，“大大地推迟了粮食市场自由化的进程”，粮食安全才总算没有出现大问题。政府的这种倍受主流诟病、抨击的谨慎态度，受惠的自然不是恩格尔系数非常低的高收入阶层人士，而是普通的民众。特别是那些在温饱线上徘徊的民众。在这个意义上看，政府对粮食安全的投入，确实有对穷人转移支付的意义。因此，20多年改革开放受到多数百姓拥戴（或者说没有受到明显的反对）就不奇怪了。否则，那些吃不饱饭的数以千万计算饥民难免就会成为陈胜、吴广麾下的起义大军。在这个意义上看，政府为了粮食安全投入的数千亿元资金，不管是“成本”也好，“亏损”也好，“浪费”也好，都是值得的，都是值得肯定的。它保障了绝大多数百姓吃饱饭，这是一个奇迹，怎样高估都不为过。对此，茅先生的显然认识不够。茅先生虽然精通微、宏观经济学的要理，但并不知道粮食安全的“公共品”意义，所以一定要按照规范的市场经济理论，要求政府退出市场，让市场去保障粮食安全。这种错位的泛市场思想大概是他根据在北京生活的经验发现的。北京城里的有钱人想吃烤鸭就吃烤鸭，想吃鱼翅就吃鱼翅，吃得来减肥药都成为一大产业。所以推己及人，以为“只要支付合理的价格”，自然就不会有短缺，全中国的老百姓也不会有粮食安全问题。“只要商店开门营业，粮食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没有什么粮食安全问题可担忧的。”

但茅苦口婆心的经济学扫盲的作用不大。这至少说明其市场理论脱离了实际情况。上一届政府虽然在粮食问题上的市场化动作很大，但没有忘记利用国债修建500亿斤中央直属粮库。政府有粮，百姓不慌。否则，茅先生家里大概也得买一个“大米缸”来“存放应急储备粮”了。2003年以后，面对产量下降潜在危机，新一届政府动作更大，“两减免，三补贴”让农民的机会成本得到了一定的补偿。由此一些打工的农民回归农业，粮食产量才止跌回升，全国都松了一口气。这说明了政府“顾虑“农业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性。但茅先生2004年又发现与市场理论有矛盾，于是警告“不要被粮食危机论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