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写下短文题目：“加拿大，一个不重脸的地方”，突然生出无力感，头脑里冒出四川某地方方言：‘看那虾子的脸嘴儿’，冒出：‘人活脸，树活皮；电灯泡子活玻璃’、‘人不要脸，鬼都害怕’等耳熟能详的民间俗语。面对祖国丰富多彩的语言系统，陡然觉得这分寸实在不好拿捏。虽不担心被误会成五官科医生或美容小姐，但还是诚惶诚恐，怕伤到了面子，也刺痛了心。
面子到底是什么？是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脸？是拼凑在那张脸上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是为人评头品足的名声？还是从个人到人群、从官员到官府都刻意的形象？不管它该被归类于什么，也不管它是内瓤子的真实表现，还是蒙人的马屎皮面光，它的分量倒的的确确不轻。
（1）人活脸，树活皮
‘人活脸，树活皮，电灯泡子活玻璃’。脸，这个傢什，可比身上其他零件宝贝多了。头可断，血可流，脸不可以丢。脸，岂止是宝贝，它简直就是生命的全部。没有脸，还活着干什么！‘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不就是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边的吗。
脸是什么？脸就是面子。内瓤子有些什么，自己清楚就行了，反正别人不知道，可以混一天算一天。这面子，可是人人都看得见的东西，不打理好咋做人！‘死要面子活受罪’也在所不惜，那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也有不要脸的，不过那只是要达到让‘鬼都害怕’的效果。这就像川剧里的变脸，也像《聊斋》里的画皮，只是不让人看到真实的脸而已。还有‘脸皮厚，吃得够’一说，那就更表明脸在生存竞争中的重要地位。
脸也不是个人的小事。从小处去说，是家庭大事、家族大事。从大处去说，可大到是国家大事、民族大事。你个人可以把脸抹起来揣在怀里、兜里，做个不要脸的人，可家庭、家族、国家、民族，丢不起这个脸。‘一粒老鼠屎，弄坏一锅汤’。你一个人丢了脸，全家、全族，乃至全国都让人看扁，都跟着丢人现眼。所以我们的祖先，对不要脸的人动之以刑，直至处死，不足为怪。
脸，既然是如此珍贵，当然就有着崇高的地位。所以，不到生死关头，千万不要去动这拥有崇高地位的脸。如果你举止言行不慎，让人感觉你‘欺(负)人欺上脸’了，那可能招人记恨你一辈子，甚至惹来杀身之祸。如果有人有事求到你门下，你可视对方脸面，即有无来头、来头大小，以及礼物轻重，决定是‘给脸’还是‘赏脸’，给多少脸，赏多少脸。不给脸的事，不是不能做，但却要格外慎重。
脸的运用在人际交往中，是如此的一点也马虎不得。在事关大至国家的大局时，当然就更不能随意处置了。
（2）与时俱进话脸皮
活得有头有脸，是我华族同胞世世代代的理想。若达不到有头有脸的档次，至少也不能太失面子。这头脸，这面子，也是与时俱进的。在啥事都要论等定级排序的社会里，职业、身份的序位变化，很能表现这头脸、这面子的与时俱进。
从传统上的士农工商到工农兵学商的排序变化，就像四川人开饭馆送一碟泡菜给食客一样，只不过是历史的小插曲。尽管做工人的、当兵的也红过一阵子，大学生也风光过那么几年，他们像泡菜上淋的辣椒油、撒的麻椒粉一样，辣过了、麻过了，也就拉倒了。人们不会把它当成持久‘拿脸’的追求。虽然也有人在峰头上抱得美人归，但麻辣味过后，美人后悔、抱怨，乃至夫妇打脱离，并不鲜见。
当官的，才是最有头脸，才自古以来就稳坐老大的位置。就是在上世纪无政府状态的动乱年代，以打倒为己任的造反派，也喊出过‘权、权、权，命相连’、‘有权就有钱’的著名口号。其实，岂止有权就会有钱，有钱也可以买到权。拿钱买通权力为己服务，已是秃头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这年头，秦始皇又开始大红大紫起来。为他歌功颂德、评功摆好的作品连篇累牍，却偏偏漏掉了他对官商勾结、权钱结合的一打二杀。就是那个宰相吕不韦，虽有护主开国之功，但因又身为头号大商人，而不为始皇所容。自那以后，‘商贾不得入仕’渐成规例，让当官和发财在制度上不得兼容。
当然，皇有皇道，官有官谋。只准你皇帝一家掌权又发财，让百官空守清水衙门，岂不是让一大群社会精英成为淌口水一族！把权变钱，用权发财，在当官的说了算的时代，是轻而易举之事。‘一年清知府，10万白花银’，于是成为常态。不堪重负的百姓，也于是成为改朝换代被利用的暴力。
清朝后期，废商人不能做官的规矩，卖官鬻爵成为朝廷敛财的正道、官员发财的捷径。此时，无法无天的皇室，也快走到寿终正寝的尽头了。承前启后的民国政府，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草头王混战后，位子坐得稍稳后的百官，又争先恐后地搜刮民脂民膏……
卫星上天、人进太空的今天，基本格局依然是为官才最有头脸，官员依然代表着一家、一地、一国的脸面。社会对人的评价尺度，主要还是官位的高低、权势的大小；光宗耀祖的最有效途径是做官，做高官；改变家族弱势地位的最好办法，是家族中能冒出一个有权有势的官员；生意的兴衰，受制于后台官员的势头…..大家都在以诅咒的方式，做着当官的粉丝，而大家又都在税收之外争相向官员进贡，以获得比他人更多的‘方便’——不管你是愉快还是无奈。
（3）面子工程唯此为大
个人事小，国家事大。特别是当了大官，做下丢脸的事，就不仅是丢自己的脸，更是丢组织的脸、丢国家的脸了。官越大，面子越大，越丢不起这个脸。国家最重要的面子工程，就是使官员不要丢脸，从而使组织不丢脸、使国家不丢脸。
防止官员丢脸，从古至今通行一法：由上而下的教育。其一是震慑教育，即‘惩前毖后’是也，包括罢几个人的官，砍几个人的脑壳。其二是评功摆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既可让自己人有样学样，也可看起来面子光鲜，让大家认识到伟大光荣正确是主流、是10个指头中的9个。
对于死了死了的高官厚爵者，通常是说好不说孬。既展现了在位者的宽阔胸怀、能撑船的大肚，又维护了面子工程的大局。故登上庙堂高位而又未被废黜者，鲜少在后世不成为圣人的。自然为了大面子工程，瞒一点什么，或弄虚做假一点什么，也很正常。但谁要去捅破它，就是丢了国家的脸，关他个10年8年，毫不足怪。
在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对官员的是非得失，就像对他们的升迁一样，是不容百姓置喙的。下级服从上级、全民服从皇上，做顺民、当不多言多语的好人，已是一种历史共识。官员就是你的父母（‘父母官’）、你的家长，你用税赋养活了他们，那也是皇恩。他们在税赋之外多吃多占、白吃白拿很正常，只要还能办一点事，那就是好官。你要去公开揭露他们的贪腐，岂不是否定皇上的天纵英明、明察秋毫？‘诽谤朝廷’，那可是要招致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的滔天大罪。从皇上到百官、到族长、家长，早就堵死了有损官员面子、有损朝廷面子的百姓议官、议政之路。
当然，朝廷也会抓出一些不听话的贪官。那也是皇上震怒的结果，是皇上的英明。不过，也有与常例不同的时候，那就是新皇继位之时。不把前朝重臣赶尽杀绝，不让亲信之徒围绕身边，新皇是夜难成眠的。这，虽然损伤了前任皇上的面子，但却令新皇真正有了天威。这大概就是所谓权力辩证法吧：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开启新面子。
（4）面子工程背后
面子工程，恐怕哪个国家都少不了。不过，从资金来源看，有商家出钱的商业项目，和纯由纳税人割肉的官方项目之分。前者只要没有幕后交易、没有侵害公众利益，商家赚钱、大家拿脸，无可厚非，而由纳税人割肉兴办的面子工程，就有考究了：
一种是按照程序，纳税人充分知悉，并同意授权实施的项目。此种可谓官民同拿脸的面子工程，当然也无可厚非。
再一种是并未经过上述程序，纳税人事前并不知悉，更未授权，却由官家力推的项目。这类由纳税人割肉，换来官员单方面神气的面子工程，埋下的可能不是祸根，也是怨气了。
1888年，在这个数字满发的年头，慈禧太后移用海军军费，重建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重修后改名为颐和园）。这既是当年最大的皇家享乐工程，也是官家拍太后马屁的最大面子工程，却成为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70年后，没有皇帝、没有太后了，但有‘上意’，更有唯‘上意’马首是瞻而不顾百姓死活的人。我所在的西南重镇成都市，也按上意‘大跃进’了：拆城墙——将数百年历史的古迹荡平、大炼钢铁——把绿树变成炉灰、把每家每户的铁锅铁件变成废铁………。与此同时，古旧的蜀都冒出了14条革新街：将老房子的屋檐锯掉，将一张张布景片贴固在旧木柱上，把整条街面遮蔽起来，于是老屋变了个新楼面子。
这‘革新街’本就是假场合，虽弄了个全城轰动，迎合了‘上意’‘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速度，但没过多久它们就变得迹印斑驳、歪歪斜斜、摇摇晃晃，外糊的水泥沙浆一块块剥落，露出了里面的瓤子——竟是豁皮板板条条钉的。有市民挖苦它是‘马屎皮面光’，有市民干脆用顺口溜说：“革新街”，锯屋檐，豁皮板板钉个“假洋盘”。（见庸工：《革新街》）
革新街这一面子工程，虽说浪费了公币，但还算没有留下多少祸害，而同期的农业‘放卫星’，就不能不说是祸国殃民了。当时四川的主政者向上邀功，将农村强壮劳力抽去“炼钢”的同时，在四川全省掀起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在他的狂热怂恿和高压下，成都郊区竟然放了一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那时稻谷亩产８百斤就算高的了），这是当时全国之最，立即上了报。这种天方夜谭般的假货色，他却不准别人怀疑，谁怀疑就要挨整。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黄觉民反对登报，就被他撤职。他在动员会上对干部们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
牛皮吹上了天，征粮数字也跟着这牛皮往上涨，连第二年的种子粮搭上去了也不够上交。人没吃的了，只有从水肿走向死亡。四川的上千万父老兄弟，就这样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那位李大人讨好‘上意’的面子。李大人也从地方大员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坐上了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的交椅，成为享用‘专列’待遇者中的一员。（参见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川西大饥荒纪实》）
（5）百姓的尊严和官家的面子
上个世纪后期，有文章说：发达国家的官员通常比较廉洁，而经济落后国家则较多官员腐败。这一说法，被我的祖国所挑战。已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跃升为第二大，却被官员的贪腐所困扰的祖国，尽管所有媒体都被戴上了口罩，仍然禁止不了对贪腐官员愈来愈多的咒骂之声，而官员贪腐则大有愈益无法收拾之势。不过，如果说这也叫特色的话，这个特色早已在我们祖宗创造的历史中存在了。
从汉以降的大一统王朝，都经历过它的盛衰周期。除元朝而外，不管皇帝的姓氏如何变化，它们在由衰而盛、又由盛而衰，直至被推翻的历史中，都呈现过一些大致相同的状态：
1)新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对创造财富的老百姓较为仁慈，能采取一些顾及民生、促进生产的措施；
2)经济发展与官员贪腐同步。社会空前繁荣之时，也是官员贪腐空前泛滥之日；
3)官员的贪腐与地方豪强势力同步膨胀，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百姓对未来渐失希望，皇室的权力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4)皇家朝廷一手包办惩治贪官污吏以平息民怨，一手打击地方豪强势力，以巩固皇室政权，但朝廷的反贪和抑豪强举措愈来愈难奏效，民怨累积如蓄势待发的火山；
5)天灾或瘟疫，让本已不堪重负的平民百姓生路堵死，成为灾民、难民的他们，由生产劳动者转变为暴力，成为改朝换代的民间力量；
6)饥民、灾民的暴乱，给觊觎皇位的豪族势力提供了机会，它们借助暴民的力量，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
一个新的王朝盛衰周期又启动了。祖祖辈辈企盼明君、明主和青天大老爷的善良人们、我们的先人——感恩戴德之心深入骨髓的先人们，又开始了和平的生产和生活，并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了这一切都是大救星——新皇上带来的观念。
祖国自古以来的平民百姓，是最给皇室、给官家面子的，不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他们对上总是恭恭敬敬、唯唯诺诺，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当然也就没有对上的批评和监督意识。唯上，已是我华族同胞根深蒂固的文化。与此同时，恃强凌弱也成为一种官方文化。随着被推翻的前朝离他们越来越远，皇室和官家愈益膨胀的贪欲，不断践踏百姓的尊严，也最终毁掉了他们自己的面子。
（6）尊严，呼唤讨好百姓的体制
官员的贪腐，不仅践踏了百姓的尊严，乃至断绝百姓的生路而激起暴力，最终也让皇室和官家失去江山、大丢颜面。如此直观的历史后果，史上之人岂会视而不见，一味鸵鸟！故监督官员用权、惩治官员贪腐，也成为封建朝廷的重要职能。于是，自秦代以来，就设立了‘御史府’、‘御史台’、‘都察院’这些名称稍有不同，可权力都很大的职能机构，‘掌举百僚，推鞫狱讼’，集监察、弹劾、审判于一身,对付不轨的官员。
据载，这些‘府’、‘台’、‘院’，有着比当今香港廉政公署还大的权力。如唐代，监察御史虽是御史大夫下属，但在弹劾官员时，却完全不受上司约束。明清御史，则披戴法袍上朝弹劾官员,被弹劾官员，不管其职位有多高，也得立即站出来，等待皇帝裁处。问题是：为何如此力道的监察，再加上对贪官污吏的严苛律法，仍然不能阻止层出不穷的官员贪腐，仍然不能挽救王朝覆亡的命运呢？
答案也尽在历史中：他们的反贪，是在封闭的官僚体系中进行的，完全排斥社会公众的参与。这种关起门来由上而下进行的肃贪活动，不仅给贪腐官员留下了许多可操作的空间，且往往让肃贪沦为官僚体系内部的残酷党争，制造出不少冤狱。明末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就是显著的一例。
这种靠暴力夺取又靠暴力维系的一家天下政治结构，先天就是压制民众的绞肉机，注定了它们视民众为洪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不可能将反官员贪腐开放给民众的；也由此决定了它们暴力+短命的宿命。
皇家官僚系统的贪腐，是对平民百姓的戕害，其实也是旧王朝的自戕，成为历朝皇帝永远摆脱不了的致命疾病。虽然不同姓氏的皇帝都做着同一
个梦：江山永固、天下天平、长治久安，以达致世世代代为万乘之主、子子孙孙永远稳坐金銮宝殿。但他们的美梦少则10多年，长则二三百年，就破灭了。
在旧王朝的社会生态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没有平等可言，也就谈不上相互平等基础之上才可能有的尊严。社会所存在的，只有上对下的威严、强对弱的的欺压、权势对平民百姓的践踏和剥夺，无权无势的社会大众，只能永远居于任人宰割的弱势地位。整个社会弥漫着媚上、唯上、讨好上面，唯独不讨好老百姓的风气。
这种皇权体制，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万众人讨好皇家、讨好官员的体制。国家只有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官员仕途受制于民众的满意程度，官员都必须讨好民众、接受公众监督的时候，尊严才可能回归民众，由暴力酿成的巨大社会动荡，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
（7）也说“第五大发明”
说来难以令人置信，我在北美的中文大报上读到过这样的文章，称说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应是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并列的‘第五大明’。文章还振振有词地宣称，西方文官的考录制、现代学习的考试制，均来自中国的科举制。
如此为国争光的重大发现，真让90多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黯然失色。当年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全都瞎了眼，守着这些老祖宗的法宝，不但不用，还要投之以刺刀、匕首。之前那些废科举、兴西学的人，当然更只能归类于疯子了。
不过，历史不是说说、写写就能改变的。就像不能因为都须有‘缠’的动作，就把裹脚布说成是外科绷带的始祖一样，我们不能都因有一个考字，就把科举制度吹得神乎其神。
如果社会仍然见不到曙光，如果我们还别无选择地只能生活于皇权制度的桎梏之中，歌颂科举制度也许还可说无可厚非。毕竟我族先人创设的这一制度，在那个封闭的社会系统中，留出了一个由下往上流动的通道，保持了系统运行的一点活力。让这个专制社会，能把最优秀的人才嵬集到专制统治者的麾下。令我们不能不设想，倘若没有科举制度，中国的专制皇权能维持2000年之久吗？
但也正是这一制度，将社会的知识精英，都吸引到做官一途上。让本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创造更多思想的读书人，加入为这个千年不变的僵化体制的复制者和巩固者。他们的聪明才智，都贡献于‘唯上’的社会活动中，成为皇权最忠实、最自觉的高级奴才。在皇帝和权贵面前奴颜婢膝，是他们的身份使然，也是对他们奴才嘴脸的贴切写照。
在皇帝和权贵面前，他们是最没有尊严的人。可在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面前，他们又变得趾高气扬，可以肆意践踏民众的尊严。在这个层层往上讨好的社会里，尊严不属于任何人。科举制度所维系、所服务的，就是这样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