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龚继先

 

——王亚法

 

那年是一九七九年，文革刚过，我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图画家赵仁年，在无锡鼋头渚公园搞创作。赵仁年有商业头脑，看到鼋头渚公园的外国游客多，灵机一动，和公园的领导签了一纸协议，借公园背临太湖的诵芬堂做展厅，开画廊，向外国游客兜售中国画。

         不料此举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时生意兴隆，买卖十分活跃，记得那时画家送展的作品由刘旦宅、华三川、汪观清、顾炳鑫、龚继先、王仲清、赵仁年……大风堂张大千的一些学生也开过几场展销，参加者有章述亭、陆元鼎、曹逸如、顾福佑、陈从周、伏文彦、潘贞则、郁慕娟、郁慕贞、郁慕洁、郁慕莲……朱屺瞻先生也送来過一张四尺整纸的朱砂竹子，开价四千元，结果被一位香港的游客买走。
 

         画展开幕时，照例由举办方邀请画家到场，当场挥毫，合作一幅大画，作为给举办方的礼物。        

来场作画的画家中，要数龚继先最年轻。他思路敏捷，画路宽阔，花鸟虫草，出笔快捷，而且为人慷慨，没有架子，谁要索画，不管当地老农，还是文人雅士，立等可取。我在一旁帮他拉纸钤印，暗中计算一下，他一个小时内画了五张画送人，可谓神笔。
  

         那天晚上我们在无锡过夜，住在鼋头渚公园的招待所里，我和继先一个房间。

         我自幼通读《内经》，继先则是个“易经通”。儒家的医卜星相和六艺原本出自一家。那时他的斋号叫《大易斋》，因此两人一见如故，从“太极生两仪”谈起，到“八八六十四卦……”；从“天一生水”，聊到五行的相侮相生，由此及彼，又听他解释石涛《画语录》中的“蒙养”，到一起背诵板桥的《道情》……个中欢乐，至今犹存。

         继先是书香门第出身，十八岁拜国画大师李苦禅为师，红氍高烛，三跪三叩，是按传统礼仪拜师的入室弟子，进入中央美院后，和范曾、邓琳是同学，又师从叶浅予、李可染、蒋兆和、郭味蕖、田世光、俞致贞……等名家，他学养深厚，古文功底足，說是交谈，实质我在向他学习，使我得益不少。

在无锡鼋头渚的相遇，使我和继先成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

 

 

和继先认识后，一来二去，他巨鹿路的家，成了我常去谈天的好去处。那时我年轻，骑着一辆13型自行车，转令一响，穿过巨鹿路小菜场熙攘的人群，转进弄堂，然后进入一个空间晾满衣服的杂乱大厅，爬上黑黝黝的楼梯，穿过一间间门口堆满厨具器皿的房门，在门帘外，喊一声：“龚兄!”

在应答声中撩开门帘，进入了他——具有客厅、睡房、画室、饭厅多功能的家，这是他一家三口——夫人张逸弘和爱女小磊磊的家。

进门左边的墙上的一个镜框里，挂着他的的斋名“大易斋”。

“大易斋”狭长而又逼仄，因为是顶楼，靠窗的一边是个斜坡，能见到裸露屋顶的椽子，他的画案就临窗而设。至今想来，真不可思议，当初他许多赏心悦目的丹青，就是在这个斗室里诞生的。
 

就是在那张画案上，那次他当场挥毫，给我画了一条肥硕的鳜鱼，并题了“桃花流水鳜鱼肥”几字。为了那张画，我还特地去旧货店买了一只红木镜框，挂在我“半空堂”的书斋里，至今还保存着。想到这幅画是在那个环境里诞生的，每每念及，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对着墙上鳜鱼叹息：“鱼儿啊，英雄莫论出身低呀！”

一次我进入“大易斋”，没等说话，他就告诉我，刚才受了一场虚惊，原来上午大风堂的糜耕耘来作客，带来一幅张大千的自画像，有谢稚柳画的松树补景，一起欣赏，赏毕，糜耕耘将画巻好带走。谁知他到家，打传呼电话来，说那画忘在“大易斋”没带走。急得继先有口难辩，满室寻找，幸亏不一会糜老又来电，告诉说画找到了，是自己带回家的，放忘记了。以后才知道，那时糜耕耘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

一次他从敦煌回来，请我去“大易斋”小酌，酒酣时，从柜子里取出一件小东西，剥开层层纸片，最后露出一块银元大小的泥团，上面塑着一尊菩萨，他小心翼翼地送给我说，这东西藏语叫“擦擦”，是去敦煌途中泥巴堆里捡到的，为防止风化，他已经涂上了清漆，送给我当礼物。为此我当时写过一篇小记，翻检旧箧，附之如下：

 

 

    （阴历的乙丑，是公历的一九八五年，距今已是十八年前的旧事了——笔者一叹） 这是一次记忆最深刻的对酌，那天他请我去“大易斋”，一壶黄酒，一碟油氽花生、两个皮蛋加红肠，这是那时代穷知识分子餐桌上常见的下箸之物。他认真地告诉我，局领导有意要让他当人美的总编，是受还是不受，正在彷徨之中。我问其究竟，他说，他从小就立志做个画家，当处士，无意仕途，而且有了官职会议多，要影响创作，想听听我的意见。我们又聊起明朝的高启和徐渭，又从徐渭聊到郑板桥，最后作出一个既不拂逆上意，又不拗违己志的决定——“学得板桥走马任，潍坊县衙滚一滚，”权当一任，随即辞职。

这就是龚继先为什么几年后，坚辞不继续当总编的幕后故事。

说完“大易斋”的故事，提醒后人不要忘记上海巨鹿路260弄13号，在上海人美的职工宿舍，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艰难日子里，这里曾经蜗居过许多著名画家，孕育和诞生过许多传世精品。他们的名字是：龚继先、胡海超、陈家声、还有马寅初的女儿马仰峰……听说改革开放后，画家们纷纷迁入新居，人去楼在，另换新主。

可惜当今社会重画轻文，没有人去记载这幢楼的历史。

 

 

 

         常言，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此话不虚，说到龚继先，不能漏说他的夫人张逸弘。

         因为和龚继先兄弟相称，所以第一次去他家，就喊张逸弘“嫂嫂”。

         “嫂嫂”是江南人叫哥哥夫人的称呼。张逸弘是无锡人，虽然在上海长大，但口音中还有浓重的无锡味。我也是无锡人，无锡话是我第一母语，所以两人对话，总习惯用乡音交谈。我们三个人说话时，继先是一口地道的京片子，我和他夫人说无锡话，有时又说上海话，十分有趣。但不足的是，继先的语言天才和他的艺术天才成绝然反比，不敢恭维地说，他老哥居住在上海几十年，还说不成一句道地的上海话。
 

         外人也许不知道，满口京片子的龚继先竟是一个爱妻柔情的好丈夫，一次我在“大易斋”聊天，张逸弘蹲在桌子旁的一只大木盆前，用搓板洗衣服。那时上海人家还没有洗衣机，衣服都是用手工洗的，继先见了，柔情道：“逸弘，你放着，等亚法走了，我来洗。”
继先逸弘，夫妻鹣鲽，可见一斑，这个小细节，至今我还清楚记得。

我出国前，办手续忙碌，好一段时间没去“大易斋”聊天。那天登门，继先不在，逸弘嫂见面，劈头就问：“亚法你出国的事办得怎样了？”我说：“去澳洲本来不需要经济担保，现在突然要经济担保了，所以还缺些钱，在奔忙呢。”逸弘嫂不假思索地说；“继先刚卖给香港人一张画，我这里有一百美金，你拿去。”一百美金哪，在当时是几个月的工资。我虽然立即辞谢，没要她的一百元，但她这句话，暖人心肠，叫人没齿不忘。以后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抄在我的《张大千演义·大陆篇》样书的扉页上贈送他：
 

 

赠继先、逸弘兄嫂七律：

兄才识高古，画艺精湛，不与时人争，乃性情中人也。家藏兄赠旧作《鳜鱼图》、《梅花蜜蜂图》，如若拱璧。尤感予去国前令嫂之诚言，其诚也，犹如亲兄嫂也。光阴荏冉，弟与兄嫂，均垂垂老矣，人生奈何，奈何人生。

                巨鹿“大易”旧帘拢，小楼谈艺蹇时穷，

桃花鳜鱼起涟漪，梅蕾蜜蜂细嘤嗡，

不与时人争高下，欲在身后比雌雄。

难忘最是令嫂话，浊世还存上古风。

 

註：《桃花鳜鱼》和《梅花蜜蜂图》是继先兄赠我的墨宝。

 

继先和邓琳、范曾、周思聪乃中央美院同学，但他从不吹嘘自己的学历。他卦在嘴边

的一句话是，画的好坏是众人评述的，不用自己吹嘘。一九八二年严冬，我去叶浅予先生北京甘雨胡同二十四号的居寓所采访时，接连两个下午，听他谈画《王先生》的故事，听他谈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苦楚；听他谈和老一辈画家张大千，谢稚柳和黄苗子的交往，当谈到小一辈的范曾到龚继先时，他从鄙夷不屑的口气中转过来，夸奖龚继先：“这青年诚恳，不浮躁，肯下苦功，爱读书，画路也广……”

事后，当我把这段细节告诉继先时，他宠辱不惊地说：“这是叶老对我的偏爱，人家范曾比我用功，他一早起就在走廊里，踱方步背唐诗……”

 

 

中年以上的人在一起聊天，总不免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当政时期的怀念，怀念那时候的学术气氛活跃，思想相对自由，人们对金钱的追求也没有今天这么强烈。书画爱好者聚在一
起，会不约而同地追念起那本曾经放在案头翻阅的《艺苑掇英》。

文革拨乱反正后，百物复苏，《艺苑掇英》也应运而生。该刊创刊时，是一本介绍古代书画、瓷器、石刻、壁画等内容的综合月刊，出版后读者反映内容比较杂乱，出版到到第七期时，决定改版，专一介绍中国古代书画，并由继先担任总编。

当时《艺苑掇英》的稿源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和抄家归还后的藏家，为了寻找作品，继先和编辑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几乎走遍了全国博物馆。

每当继先谈到，编辑《艺苑掇英》的往事时，会不无感激地提到谢稚柳先生对他的帮助和指导。谢老是他来上海工作后，第一位结识的老一辈艺术大师，在以后十余年的日子里，交往从未间断，可以说继先是谢老未拜门的入室弟子。我曾有次在“壮暮堂”的画案上，看见谢老面前放着一卷“怀素苦笋帖”的复制品，在和继先谈论个中的妙处。

那时我因帮《新民晚报》副刊，写关于张大千的连载小说“彩笔风流”，常去谢稚柳先生的“壮暮堂”闲聊，久而久之，成了那里的常客，谢老和我除了闭口不谈政治之外，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一次谈到《艺苑掇英》时，话题转到继先身上。谢老说，现在既能作画又懂得鉴定古画的人不多，今后要看继先的了。至今我还记得，谢老说这话时脸上露出“后有来者”的欣然。

我和继先在一起，也经常闲聊张大千的轶事，继先也说了一段有趣的事：有一次他为《艺苑掇英》去某博物馆采稿，看到一张清初四高僧渐江的山水长卷，空灵潇洒，笔墨精到，但稍有疑点，经过同仁们反复的否定和肯定后，决定采用。一俟出版，大家又出现感觉上的别扭，总觉不妥，后来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中，专家们反复论证，断定此画是张大千的临摹之作。通过此事，编辑们接受教训，以宁缺毋滥为原则，严格挑选作品，以致今天的新一代收藏家以《艺苑掇英》作为对照某些古画的蓝本，成了一本甄别古画的字典，可谓流泽后世，功德无量。

至于继先离开《艺苑掇英》后，读者对以后出版的《艺苑掇英》的非议，当然是另当别论了。

欣闻在二〇〇五年的一场拍卖中，一套七十册的《艺苑掇英》，竟然拍出十六万五千的天价，这在现代书刊拍卖中是罕见的，也是对继先和他的同仁们辛劳工作的肯定，为之欣然。

继先在编辑《艺苑掇英》期间，每期都寄我样书，一直到我出国为止。

和他道别的那天，他将托过的五幅画送给我，说在外可以和朋友结结缘。记得其中有一张是《梅花蜜蜂图》，九只蜜蜂，围绕几朵梅花，振翅盘旋，静心细观，仿佛能听到细微的嗡嗡声，令人神往。我刚到澳洲的日子里，曾经把它挂在卧室的墙上，陪伴过我思乡的岁月。
我知道，这是他从苦禅老师处学来的绝活。可惜那画被一位学画的老华侨借去临摹，我几次催讨，回说弄丢了，一直没有归还。

因写本文需要，刚才翻检集影薄，找出一九八八年我出国前，我和继先在上海扬州饭店告别宴上的合影，那时他年轻，我比他小七岁，更年轻，一晃间，我俩都步入老年了，对岁月真有说不出的无奈。

 

 

 

         一九九五年，我在澳洲办妥居留，第一次回国。

那时继先已经迁入长宁区华阳路的新居，这时他的居所里挂着陆俨少先生题的匾额“枕流堂”。

老友重逢，有说不出的喜悦，那天继先和逸弘嫂做了一桌好菜，还把逸弘嫂的母亲，和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小磊磊，以及未进门的毛脚高婿都请回家，一同欢聚。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乐不可支。

老友久别，谈这些年各自的经历，世事的沧桑变幻，岁月的无情流逝，不胜感慨。那时他已经从总编位子上辞了下来，我看他谈及辞退总编时的一脸谈然，对名利世俗的轻视，心中不由念叨，眼前的继先还是那个继先，在当今世俗的红尘里，能保持那份出污泥而不染的继先。

那次闲聊中，我们谈到了施大畏。我和施大畏不熟，但是我们是同代人，文革后期我和施大畏、朱金晨、韩硕几乎同时调进出版系统。我和朱金晨是多年的老朋友，与韩硕是少儿出版社的同事，所以有时候朋友们谈起，总会有一份间接的关顾。

继先善饮绍兴酒，烟瘾也大，他是“555”香烟的老相好，那天我不知他喝了多少酒，抽了多少烟。

那天说定，我写了两首新诗，他给我画两幅四尺整张的大画，以资纪念，我写的诗是：

当年伧楚出乡关，搏击天涯雷十万，

试问倦鸟几时归，结巢故里好清谈。

他画了一只大苍鹰，伸出利爪，冲天而下，向莽莽大山扑去，大有搏击天涯之势。在画的下款题道：上录亚法兄新诗一首并画，继先写。

另一幅画的是三条肥硕的大鲶鱼，那一阵继先迷恋画鲶鱼，墙上挂满鲶鱼的画稿。

鲶鱼，谐音“年余”，九十年代末，他的鲶鱼在社会上颇为流行。我的诗句是：

正是新荷初开时，大易斋里鱼满纸，

乞得三尾补寒壁，半空堂里作浅池。

那两张画
，我视若拱璧，前几年儿子在澳洲买了新房，要讨我这两张画，说挂在新房里，好向外国朋友炫耀。当时就被我直言回绝：“不行，等老头子玩几年再传给你！”

我告诉他一件轶事：九十年代初，我在悉尼华文报上看到一条“画家龚继先画展”的新闻，我以为他来悉尼开画展了。那天我约了几位朋友一早赶到展厅，发现收藏者是一位姓蔡的女士，她不认识继先，但欣赏继先的画有气势，认为时下在中国画家中，能达到这样高水平的画家不多。从交谈中得知，她离异独身，并不富有，是靠多年来节衣缩食的钱，从各个渠道收藏了八十多幅继先的作品。我认出其中有几幅，是继先在无锡开画展时，送给一位叫姚琦的朋友的。

继先并没有为有这样的粉丝而感到意外，听罢，只是喷了口烟，淡然地说：“我不认识

你说的那位女士，但我曾送给姚琦许多画。”

我再次回国拜访继先，他已经搬到华东师范大学附近的大渡河路的新居了，进门的墙上依然挂着陆俨少先生题的“枕流堂”匾额，画室也比以前大了许多，沿墙一溜书橱，整齐地排满名家的和他自己的画册，特别显目的，是他参与编篡的那套《中国美术全集》，蓝布精装，非常气派，全卷六十册。我在悉尼美术馆工作的朋友柳杨的办公室里曾经翻阅过，在版权页上看到继先的名字，排在老一辈书画家启功、谢稚柳的后面。我在海外看到继先参与这么大的编篡工程，为之高兴，那天我还和柳杨聊了我和继先交往的旧事。

继先轻松地告诉我，现在他足够的空间作大画了。我看了他许多近作，越发精湛，

大渡河路的“枕流堂”，在六楼，楼下住着另外两名画家——胡振郎和黄阿忠。

记得那天继先请我在小区门口的小饭馆里小酌，他只陪我喝了少量的黄酒，烟瘾也退了不少。

望着继先脸上新增加的老人斑，我心里暗暗思忖，世界上最难攀的，也许就是艺术高峰，艰险，曲折，崎岖，陡峭，当你到达这个境界时，你也已经进入了老境。

 

 

         高人必有绝活，天津泥人张的的创始人张明山的绝活是，只要见过一眼，他就能在袖筒内捏出那人的容貌来；吴昌硕的绝活，是在袖筒里操刀，瞬间治出一方完美的印章；张大千的绝活是从两个点先后起笔，中间会合，看起来天衣无缝，了无痕迹，他画大幅荷花的茎杆就是这样运笔的。

         龚继先也有绝活——他的绝活是“指画”。

         “指画”者，顾名思义，是用手指作画。关于此画种的由来，传说众多，最可信者是，康雍年间，铁岭画家高其佩，晚上做梦，来到一个山水旖旎的风景之地。他掏出墨盒，铺开纸张，正想作画，忽然发现，出门匆忙，忘记带笔。正踌躇间，身后出现一个手拄拐杖的仙翁，指着他的手说：“汝可以指当笔乎？”一语惊点化梦中人，于是世间诞生了第一张指画，高其佩也成了中国手指画开宗派的创始人。嗣后，指画曾经一度盛行，扬州八怪中的李鳄、黄慎、罗聘等都曾经以掌濡墨，以指作画，但作此画难度极高，因此逐渐式微，到了近代，只有潘天寿敢尝试指画外，几乎乏人问津。
 

继先自小就着迷指画，空余时常闭门自习，游戏指墨，聊于自娱。

不料这爱好，在关键时刻还真派上了大用处。

一九八九年，继先应邀赴新加坡举办画展，因为行李多，托运时把部分展品和常用的毛笔放在同一个箱子里，偏偏那件行李在机场出了差错，不能按时运抵。而离展出时间只有两天时间了，更急人的是报纸广告和请柬已经发出，时不待人。情急之下，继先使出了平时聊以自娱的看家本领，在华侨朋友送来的一刀宣纸上，手蘸墨汁，指爪齐使，五指跳跃，连涂带抹，在众人的叫好声中，一幅幅精美的图画脱颖而出。

没想到绝处逢生的无奈之举，竟然别出成果，临时急就的指画，竟然受到观众的额外好评，画展结束，凡是指画均被抢购一空。去年冬天，笔者去新加坡参观艺博会时，顺便拜访一位在乌节路东陵坊开画廊的佘先生，他是当年目睹继先作指画的观众之一，与我谈起此事，还不忘当初情景，连连称赞：“真是纸上搔出乾坤来，绝技！”

梅花香从苦寒出，继先的指画绝技并非凭空而来，他八岁入迷丹青，到一九八零年，在艺术殿堂里已经苦钻三十二年，凭他的天份和勤奋，应该说已经到了得心应手的艺术化境了。
 

         自古至今，关于艺术化境的故事很多，唐伯虎当年走在街上，见一妇女责打顽儿，问其究竟，妇女告说，顽儿食毕杨梅，乱扔核子，将白色蚊帐污成斑点，唐伯虎听罢，取出画笔，在蚊帐上三二涂划，顷刻出现了一幅斑斓夺目的“红梅图”；齐白石画虫草，了然于心，信笔拈来，自成天趣，张大千六十年代旅美时，眼疾严重，以心代目，作画如常；余叔岩晚年目瞽，但上了舞台，胸有方寸，潇洒自如，举步不乱，观众说是假瞽，孟小冬则解释说，老师双目虽瞽，但舞台方寸，烂熟于胸，此乃化境使然。

化境是熟能生巧之技，化境是手挥五弦，目送红鹄之功。继先指画，信手涂抹，即是一例。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整理张大千资料时，谢稚柳先生告诫我：“你不光要要写老一代的画家，要多介绍中青年一代的画家，继先是很有前途的。他不光会画，这几年编辑《艺苑掇英》有机会看到不少古画，锻炼了眼力。”

那时我就留意继先的为人和作品，蓄意筹集资料，准备日后为他写传。可惜造化弄人，一九八八年，一阵出国潮的巨浪，把我巻出了艺术圈朋友的海滩，漂浮多年，再度回来，时过境迁，当年海滩的砂器，已不复旧观。

二零零零年，继先又乔迁往长寿路达安花园新居，取斋号“半闲草堂”，过着你若上午找他可去居所，你若下午找他可去画室的，半日潇洒作画，半日会客清谈的悠闲生活。

继先的艺术成就，就像他从“大易斋”的陋室，走向“半闲草堂”高层那样，日臻进步，走向辉煌。我为他这些年的艺术成就而高兴。

然而我们都已经步入老境，生命的光阴已经不允许我们像年轻时那样尽情抽烟，尽情喝酒，尽情抢着说话了。

祈祷老天多假我们一些时日，让继先多画一些传世之作，让我多浏览几处世界风光。

最后感谢文友陆其国兄代我实现了当年的夙愿，他写的《龚继先画传》，使我读之欣喜！

时间过得真快，综前所述，我和继先兄已有三十五年的友谊了，翰墨之交，我们必须留些文字，可惜余文已晚，只能聊作狗尾，附之陆其国兄《龚继先画传》的骥后，赘之而又赘之了。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半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