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 | 侦察兵苏雷（1952.4 - 2022.11）

苏雷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是少有的文武双全。文为国家一级编剧，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一生写剧十余部，而戏剧在文学创作中难度最大；武则当过特种侦察兵，当年全国选拔仅一百二十人，带枪武装泅渡是基础训练科目。苏雷年长我三岁，属大龙，白羊座，浓眉大眼，高鼻硕耳，广额丰颐，年轻时英气逼人。

那年月，男人就讲究血性，长得漂亮没用，尤其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们，或多或少地都会受家长的影响。父辈都是战争岁月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人，传递着一种阳刚之气，所以血性是我们年轻时的主题。

苏雷家住北京地安门总政宿舍大院，地安门与天安门同处北京城中轴线上，天安门在南，地安门在北，构成了京城文化的两极：天安门永远是宽广庄严，红旗猎猎；地安门则是三教九流，商贾云集。苏雷小时候住的总政宿舍大楼在路东，路西是总参宿舍大楼，两楼相对，绿琉璃瓦为顶，古香古色。因为地安门的地理原因，出了军队大院就是胡同毗邻，所以苏雷幼时还沾染了许多胡同文化；苏雷六十岁后开笔写长篇小说《地安门》，描述的就是他童年成长的故事。初稿完成之后他把我叫去，想让我听听感动不。在一间冰冷的屋子里，他为我一个人念了半天章节。我年轻时为职业文学编辑，但审稿只能阅读，不能听，听小说得是专业播音员的活儿。那天屋里冷，肚子饿，苏雷念稿不是强项，我听得快睡着了，又不好意思睡去，熬到苏雷也累得念不下去了，我俩才松了一口气，相视一笑，找了个小餐馆吃了顿面条各奔东西。

苏雷答应我小说出版后送我一本，改编影视剧时再请我当参谋。我爽快地答应了，不为别的，为的是我们之间几十年的交情。小说《地安门》出版后没多久，苏雷就病了，其间他夫人胡健还联系我请徐文兵大夫为他看病，后来就疫情了。三年来天天盼望疫情结束，我们几位旧友相约好去看望他，但不曾想噩耗先来了，壬寅年小雪日，苏雷悄悄地走了，告别了缠绕他多年的病痛，往生去了天国。

我接到葛小刚发来的消息，大声哎呀一嗓子，随即拨通了他的电话，小刚在电话一头泣不成声，我也是眼泪盈眶，声音哽咽，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兄弟之间的那份情感，无名无利，无欲无求，只图快乐。魏冬生立刻写了悼诗：“爱恨情仇皆原来，飒飒黄花为你开。”我也将消息转告了王朔。

大约四十年前，新时期文学正处在冉冉上升期，几乎每个月都有轰动社会的文学作品问世，每年都会有新作家出现；许多当时的青年作家，至今仍是文坛上的主力，一有新作品发表，必定引发关注。那时的作者与编辑水乳交融，往难听了说是“沆瀣一气”，大家凑在一起欢乐无比，我们那时有个小团体，五个人按年龄苏雷排老大，地位也高于我们其他人，他是铁路文工团的职业编剧；排老二的是葛小刚，中国戏剧出版社的文学编辑；老三是魏冬生（笔名魏人），公安才子，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啄木鸟》杂志的编辑；我排四，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王朔排老末，自由作家。

有那么几年，我们常常混在一起谈天说地，在文学大潮的裹挟下趟着经济溪流，试图名利双收。文学大潮最初的十年，潮起潮落，许多不起眼的作者一夜成名，令社会刮目相看；年轻成名大多会飘飘然，毕竟成名不易。可我们这群人多少都有点玩世不恭，我记得王朔当时有一篇小说，名字就叫《一点正经没有》。我们几人都对这小说名字认可，有点儿像我们的生活状态，可见时代的风潮风向，温凉咸甜。

志同道合又无利害关系的几个人凑在一起，除去嘻嘻哈哈吃吃喝喝，还是干了不少正事。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就是两颗大成果，很多往事虽然记得，但细节常常漫漶不清，大家即便一起回忆，也会有许多误差，唯一没有误差的是苏雷是大哥，他不仅年长，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我们不可及的履历。

1969年这一年对我们都很重要，苏雷在这一年去当了兵，当兵前还短暂下过乡，年仅十七岁；小刚和冬生各自去了内蒙，年十六岁；我随父母去了黑龙江五七干校，年十四岁；王朔尚小，十一岁，攻读小学中。今天看五人当中竟没有一个成年人，可当时我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男儿当自强，离家走四方。

那一年我们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知道谁，不知道十几年后大家陆陆续续相识，在某一天凑在了一起，又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个小团伙。这个小团伙没有结拜，也没有命名，就是那些日子大家几乎天天在一起谈天说地，憧憬未来，幻想着一种美好生活。

我们的美好生活就是文学创作，苏雷是职业编剧，王朔是自由作家，余下三人都是文学编辑为生，创作为辅。发表作品最早的反倒是王朔，他参军的第二年的1978年就写了一篇小说《等待》，投稿于《解放军文艺》杂志，小说中彩似的发表了，这两千余字点燃了王朔的创作之火，没曾想后面几年创作陷入死寂；余下的几人发表作品都在八十年代初，前后脚，只是我的小说起步高点儿，因为被《小说月报》转载了，我也因此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干上了文学编辑，这在四十多年前算是屎壳郎变知了——一步登天。

我们臭味相投的五人慢慢混在了一起，大概在1985年，《啄木鸟》杂志组织了黄山笔会，几十人去黄山连创作带游览，那时还没有旅游概念，游山玩水都是借公事揩油。那是我第一次去黄山，一路上欢歌笑语，同行人中有两位重量级嘉宾，即文学评论界的新星曾镇南和雷达先生，二位评论家都年长我们十岁左右，前者是福建漳浦人，后者是甘肃天水人；一般来说，作家都有点儿巴结评论家，当年的评论家不似今天的评论家，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懂得照顾作家的面子。一路上，我们几人却不在乎二位评论家的地位，铆足了劲儿开他们的玩笑，继而反倒打得火热。

今天的语言环境比起上一代人的语言环境显得特“脏”。“屌丝”、“苦逼”地随便发泄；可仅在三十多年前的社交语言中，择词还是很传统文明的。我们这群人已是说话非常反叛的，但也不能逼了屌了挂在嘴上，这种文字净化的传统根深蒂固，连《水浒传》这样的口头文学，“屌”都由“鸟”替代，“你这鸟人”是我们年轻时开玩笑说得最脏的话了，因为避讳脏字，我们交谈中有些替代词汇听着跟黑话一样。

记得在黄山客栈休息时，曾镇南先生把我拉到一旁，悄悄地问我：“你们老说的傻簸箕是什么意思？”我一听就乐了，这词是王朔发明的，本义就“傻逼”，因为“逼”字不便出口，便分开读，以拼音示众～波依。“波依”叫着叫着就音变俗化，给了个具象的“簸箕”，所以让福建长大一口闽普话的曾镇南先生听不懂了。第二天说起这段，大家高兴得不行，苏雷、冬生、王朔又将北京土话相继展示了一番，由傻波依到傻簸箕，听得曾镇南云里雾里，实在搞不懂北京方言与詈骂的关系。

对于长年在城市养尊处优的我们，爬山还是挺累的，苏雷个大膘肥，拄杖而行，我也弄了根竹竿，帮不了走路但显得有模有样。我一直认为自己的体能还算可以，快 60岁时去西藏徒步登上甘丹寺，四千米的海拔我虽有点儿喘，但还能马不停蹄，那别说年轻时登个黄山了。一路上，苏雷和我聊了很多往事，当年考上特种侦察兵的擒拿格斗训练，武装泅渡一游一天，尿尿都是酱油色云云，我这个人天生惧水，游泳学了很久，也只能在游泳池凑合横渡。苏雷打趣我说，你那个叫“横渡脸盆，竖渡尿盆”。

和朋友在一起的日子最舒服就是无欲无求，我们五人在一起，唯一相互利用就是发表作品了。《啄木鸟》杂志当年社会影响很大，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1986年）就发表于此，冬生是其责任编辑；我有一中篇小说《记忆的河》也是冬生责编；王朔这篇小说是其言情小说的巅峰，把许多少男少女感动得死去活来。这一年的冬天，我也为王朔的《橡皮人》责编，颇费周折才将王朔被文学评论界认可的纯文学作品发表于《青年文学》上，连续两期连载当年是破了例的，后来还被《小说选刊》转载。而苏雷、冬生都是忙于写戏编剧，时间一久，大家觉得凑在一起发挥所长，写个剧本吧，好赚钱。这才有了后面的《编辑部的故事》和《海马歌舞厅》。

我们几个人决定写室内剧，原因有二，一是室内剧当年算新形式，容易火；二是室内剧可以选题分配写，因为不是连贯的故事。于是大家在某一天约在了一起，小刚去找朋友借了间闲置不住的房子，我们开始了《编辑部的故事》策划与编剧。那房子就是个普通二居室，在北京西郊，房子孤零零的，旁边都是菜地，那时别说手机了，屋里连个电话都没有，每个人最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就是BB机了，一旦谁有人呼叫，就着衣换鞋地走过几百米菜地，找一个公用电话花钱回个电话。那日子不方便，可有温情。

写室内剧必须先确定一个行业或门类，我们五人把可能的领域排了队，苏雷说，解放军不可撼动，再说苏雷、冬生、王朔三人都当过兵，对解放军有感情；王朔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不能过分调侃；冬生说，农民生活咱们都不熟悉，写不了；思来想去，我和小刚说，只有我们自己禁得住“糟蹋”，要不就写编辑部发生的事吧！因为我们五人之间有三人是在编辑部工作的，自觉还比较熟悉这块儿，我记得虚拟杂志《人间指南》的名字还是王朔起的，他特别善长调侃自己，所以《编辑部的生活》一开始就定下了调子～拿自己开涮，这也就是它最终成功的根本。

《编辑部的故事》创作并不顺利，三起两落，因为当时社会很难容下这种创作手法以及生活态度，其实我们这帮人在一起就是这样，没一点儿正经，好话都不好好说，朋友之间挖苦是常态，只有话轻话重的差别，没有能说不能说的区别。说话最重的是冬生，急了还翻脸，只有苏雷能治他，因为苏雷年长，各方面履历都强；说话最轻的应该是我，我和谁都好，所以后来海马影视创作室成立时他们推举我干秘书长。

我们五人一起时，苏雷总给我大哥的形象，虽然小刚冬生也大我两岁，但他俩太不正经，没有兄友弟恭之感，全是江湖习气。而王朔因为小几岁，他又是我们之间唯一没有农村生涯的人，所以身上永远透着一种城市痞行，唯一可以形容他的词汇叫玩世不恭。我们五人小组结构特别有意思，什么都是五三二，五个人中有三个当过兵；五个人中有三个正经下过乡；五个人中有三个在编辑部工作；五个人中有三个特喜爱玩牌；五个人中有三个离了婚；五个人中有三个有儿子；……据说这种五三二结构最坚固，五行金木水火土，五彩青黄赤黑白，五味酸甜苦辣咸，五德温良恭俭让……人生有许多奇怪的事是说不清楚的，能说清楚只是经历过的琐事。大概是1988年，我们结伴带家属去北戴河玩，后因为北戴河人满为患，就去了不远处的南戴河。那次南戴河之行有两件事给我印象颇深，一是朱晓平和冬生打赌跳下长城，脚脖子肿成黑猪腿；另一件事就是在路上遇到一帮流氓打架动凶，本来没我们任何事，两拨人什么缘由冲突我们谁也不清楚，眼看着两拨人持械斗殴在即，苏雷忙不迭地跳下车大喝一声制止，冬生、小刚、王朔也大声增援，我跟着苏雷身后，看见了他那当年特种侦察兵的风采。

有一个持刀者气势汹汹，刀有二尺长，这哥儿们挥刀示威，苏雷镇静地迎上前去，一把将其右手腕握住，然后顺势一别，让刀尖直冲那人腹部，苏雷只冷冷地说了一句：“你信不信我让你自己捅自己一刀！”行家一上手就知有没有，那哥儿们显然知道苏雷手头的力量，立刻满脸堆笑懈气松了手，械斗双方顺坡下驴，偃旗息鼓，散了。当时我多多少少有些害怕，毕竟对方持有些紧张，可苏雷说，空手夺刀是我们当年训练的基本功，这种野小子不是个儿。

苏雷有极强的正义感，还有一颗包容他人的仁心。他永远是大哥的作派，做事沉稳，语言宽厚，从不在人前说别人坏话。苏雷喜欢打牌，有一票牌友，冬生、王朔也喜欢玩牌，我和小刚不喜欢，因而不沾。我总怕朋友们之间玩牌哪天会急眼，可苏雷说没事，有冬生呢，冬生是高压锅的限压阀，等不到爆炸就先滋了。冬生在我们五人中个性最强，喜怒形之于色，不掖不藏，该乐就乐，该火则火，没有对错，做得不周全时事后一定道歉，诚恳不诚恳另说，反正道歉时大家都能释怀。

那些日子，是我记忆中最为快乐的日子，有着漫无边际的文学梦，时不时地还有些小成果问世，心中多出几分得意。那时的媒体都是公媒体，不似今天自媒体发达，即便引发社会关注也多以正面为主，听到批评不会觉得有恶意，也愿意从反面吸收营养。而今天，无论好坏，人都麻木了，全成为了金刚不坏之身，皮糙肉厚，诈哑佯聋。

我的收藏生涯早，三十几岁时就已成规模。那时候收藏在社会上是个偏门，也几乎没人懂这些，所以朋友们常以我的收藏作为吹牛的资本，久了就会生事。有一天苏雷打电话给我，说未都你准备几件好东西让我拔拔份，出口恶气。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遇见一个港商，闲聊时大肆吹嘘自己的收藏，看不起大陆人。苏雷话赶话就说，我朋友收藏比你牛，不信我带你去看。结果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苏雷约了港商来家，并告诉我说他先到一步，让我准备几件牛逼东西，让港商“开开眼”，杀杀他的锐气。

我那时年轻，江湖，特愿意帮朋友“拔份”，自己又能嘚瑟，何乐不为？我在苏雷进门前就忙不迭地准备好了两件大官窑，一件是乾隆青花竹石芭蕉玉壶春瓶，另一件是乾隆青花折枝花卉蒜头瓶，两件官窑是我早年的收藏，完美无缺，我从锦盒中将其拿出来，提前放在博古架前略显局促的台面上，先独自欣赏了会儿，这时苏雷敲门，我让他先进屋，转身去厨房为其沏茶。就在我烧水的工夫，就听见里屋“砰”的一声，心一下就凉了，立马进屋见苏雷怔怔地站在官窑前面，一言不发。

两件官窑已破损，万幸是还没有粉身碎骨，我知道是我自己犯了大忌。自古看文物有规矩，尤其是重要文物都需要一件一件看，看完一件收好一件，再看下一件；我犯忌将两件同时摆出来，而苏雷又是外行，外行手没准，不知轻重，加之两件官窑都是细颈大肚的造型，脖子离得尚远，可肚子已经碰上。苏雷其实只拿起一件随便看了看，放下时由于对瓷器之间的距离判断失误，两只官窑肚子撞在一起，无一幸免，各自受伤，裂纹轻重不同，二百年的完美毁于一旦。

苏雷说，兄弟不好意思，怎么办？我只好说给港商看不了了，否则他会认为我只收藏残器，丢不起人。那天我那个心疼啊，自责，后悔，惋惜，多种负面情绪集一身，挥之不去。后来港商进家也只草草应付一下了事。苏雷走后，我将两件官窑塞入床下，至少几年时间都没有再去看它。

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很长时间的阴影，可苏雷好像没那么心重。只是后来又问过我两件东西多少钱买的。我早年买的时候是不贵，但放了那么多年，行情早已改观，打碎的那年这两件瓶子至少换两套楼房，可一瞬间没了，只留下一段往事，往事如烟，久了还会烟消云散。

后来没多久苏雷又找我说，未都你得帮我一个忙，我有个头也喜欢收藏，慕你名多年了，知道我们的关系，希望请你去他家看看他多年的收藏。我多年有个原则，轻易不去别人家看东西，即便推不开必须去，也尽量少说或者不说话。收藏界很奇妙，各色人等，五花八门，有人承受得了话，有人承受不了话，我遇过你说他的东西不对时，当场犯心脏病的，真是吓人。我表示不想去，怕得罪人，可苏雷说，有我得罪不了，实话实说，他东西特多。

就是他最后这句“他东西特多”让我知道去了凶多吉少，但盛情难却，在一个夏日下午，苏雷接我去了那位领导家，一进家我就知道了大概，有了初步判断。很多人不信，没看东西怎么知道东西不行。举个简单例子，你一进一家餐厅，没有点菜呢就知这家餐厅手艺不行，为什么呢？是因为从餐厅门口的摆设、招牌到服务员，从菜单、碗盘到厨师，所有的信息指向不佳，让你迅速做出判断～这家餐厅菜不好吃。看古董同理，一个好的收藏家，家中品味一看便知。

果不其然，进客厅后，我就看一面墙上满满的各类藏品，东西大部分都对，只是品级不高，俗称“坷垃玩”，自己玩玩就可以，炫耀最好不必。我们在人家中坐了一会儿，客套地喝了杯茶，然后告辞。出门下楼之后，苏雷有点儿不高兴地对我说，未都你太不认真了，没给人家好好看。

于今一想，我那时真的还年轻，年轻就容易气盛，我和苏雷说他东西不行，多说无益，少说为佳。我打比方说，比如你去选角儿，一屋子人你看了一眼就说不行，没一个漂亮的，你也没有挨个儿捧着脸看，那你下的结论是不是也不认真？苏雷听完乐了，说未都你真行，只是我觉得我们领导不怎么高兴。我说那好办，明天我签名几本我的书送他，安抚一下他那颗受伤的心。

这些都是记忆中可以搜索出来的往事，想想有意外，有失误，有交情，有理解，朋友相处实际都是这样，多一份包容就多一份快乐。出了什么事最终也是云山雾罩地喝顿酒，记住一切友情，抛弃一切烦恼。

今年的冬天是一点一点来的，天气一直不冷。在我记忆中，这个秋季最长，树叶一直未落。苏雷走的这天正值节气小雪，天并不冷，还是个久违的小阳春；但我得知苏雷辞世的消息心寒如坠冰窖。其实苏雷病重我已知道，前些日子见到小刚还商量摘了口罩和冬生一同去看他，牵情叙旧，慰藉安抚。可惜苏雷不给我们时间啊。

生命没有等待，明天和意外不知哪个先来。这话不是随便说说就算了的，赶上才有切肤之痛。人活百年，仅仅三万六千天，掐头去尾三分之一，浑浑噩噩又三分之一，有价值的日子最多三分之一。早年我看见江西高安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上写着“人生百年长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时，除了新奇还真没什么特别感受，人近七十，又送朋友长行，立刻感慨唏嘘，为朋友也为自己。

青春是回不去的，日子一定是越过越快，“少壮轻年月，迟暮惜光辉（南朝梁·何逊）”，青春挥霍时光的日子就在昨日，但苏雷已踏上西去之路，回归道山。我们再心痛也只剩下叹惜，人生最好的日子就是几个人嘻嘻哈哈的日子，一起闲聊喝酒吃肉，一起游泳消遣吹牛，一起攒个剧本，拍个影视剧，挣点儿小钱，今日回头一想，弥足珍贵。人生太短了，不足以回忆，不足以感慨，不足以伤情，只留下无尽的遗憾。我真的好后悔没有抓紧时间去看看病重的苏雷大哥。

为苏雷写悼文时心沉笔重，坐在桌前发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写不下去时就给朋友打打电话，说说苏雷，缓解一下心中的郁闷。朋友们提及的许多往事皆历历在目。许多情节还让人哑然失笑，我希望苏雷大哥的在天之灵能看到这些朋友，纠正我们说错了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