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教育在中国古代生生被改造成政治课
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大相同，在中国，一说起音乐，人们首先不是推崇娱乐性或唯美性，而是会想到教育功能，直接和道德伦理挂钩，“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坏”，或者从政治角度过度解读，激起阵阵喧嚣浪潮，触动一些人极其敏感的神经，引发一连串联想。这是华人的惯性思维之一。它是怎样养成的？为什么会这样？大致梳理一下，应该不是无聊的话题。
先秦诸子乃至汉初的著作差不多都谈到过音乐，足显音乐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淮南子》认为人性有喜怒哀乐之情，而且必然有相应的表现。比如乐，一般人都是当内心和美，想得到的就能得到，自然高兴，“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歌舞节则禽兽跳矣。”
中国古代早期的音乐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差别不大，最初都是内心情绪的直接宣泄，击壤而歌，敲木而舞，众人逮着什么便叩拊起来，陶盆陶罐陶碗都是最早的击打乐器，大家相和而歌，就是为了日常生活际遇，为了自己的感情和情绪激发的自然流泻。葛天氏之民操牛尾而歌，不讲究内容修饰，不推敲乐律调节，不特别遵从什么规则，天然不加雕饰，纯自然美。一旦乐器被发明出来，自然的韵味就虚假了。有意思的是欧洲和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乐器都是骨笛（一万年前左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第一位师傅是同一个人或接收到同一条上帝的启示。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带乐谱歌曲是出土于叙利亚北部乌加利特的三千四百年前赞美月神之妻的诗歌，保留在泥板上，配着相应的曲谱。当其他地区的人更多地沉浸在浓厚的宗教情感中时，中国古代的音乐观发生了引人深思的巨大变化。夏商时，统治阶级的雅乐主要演奏于朝会、祭祀、征旅、宴饮等场合，宗教、娱乐、鼓舞的意味较多，还没有拔高在政治方面的作用，至少还没有总结升华为理论。三千年前，殷商王朝的顶尖宫廷乐师，太师疵、少师彊，很可能与帝辛（纣）的音乐喜好审美标准不同，分歧太大，听不惯帝辛着迷的流行音乐“靡靡之音”。他们的音乐创作思想仍然更偏向保守传统，便抱着乐器投奔了相对落后的西周。也许帝辛根本没把这当回事，不就跑了两个艺人吗？但是周人不仅把它看作世人瞩目的明星动态，而且将此作为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郑重地写进史书，以此作为衡量商王朝实力变化的标尺之一。两位著名音乐家到西周后搞了哪些创作或音乐活动，史书没有记载，也许周武王让周公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武》实际上出自他们之手。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周公制礼作乐的基本思想，即把音乐纳入社会政治生活中，强调其移风易俗、提升情感、增加亲和力的功效，以及否定流行音乐等都刻着他们的影子。
周公在灭商后，顶替姜尚担任了“师”。这个“师”不仅掌握指挥国家军队，而且监督控制规定着舆论宣传倾向。他第一次把等级制的“礼”作为国家大法，把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灌输进音乐，使“乐”依附于政治，成为推行“礼”的辅助手段，对乐舞的内容，表演、规模都有地位等级区分的详细规定。当年，周公主持制定的礼乐，记载在后人称为《礼》和《乐》两部文件中，是中央王朝与诸侯国贵族必须学习熟悉的经典。耐人寻味的是，《乐》在汉以后失传，是古代典籍六经中唯一失传的一部。为什么会这样？似乎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根据《荀子》《周礼》《礼记》以及出土战国竹简，有人推测《乐》起码包括“乐德”（音乐的社会功效或政教作用），“乐语”（歌曲文字部分的创作方法及规则），“乐舞”（古代流传的曲谱和舞蹈动作记录）三方面的内容。
中国古代至迟在西周时，已经出现了专门负责音乐教育、演出和创作的官员，他们不再是光表演的乐师。《周礼》说“大司乐”掌管贵族子弟的音乐教育，和国典、祭祀、外交宴会等的演出。他要选择“有德”的乐师作教员，死后可以充当“乐祖”，“祭于瞽宗”。《周礼》规定：“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禁绝一切有悖周礼和道德行为的音乐。因为古代的“乐”包含诗歌，所以焚书之事并非始自秦始皇，比焚书更早的是毁乐禁诗。《论语》中记载了一些乐官的名称，有“大（太）师”“师”“少师”等，以及一些负责具体演奏时间和乐器的乐官。《荀子》则说“大师”负责制定政策，审查诗文，禁止淫邪的音乐，按时整顿，保证外来的俚俗杂音不会扰乱破坏雅乐。史书中则有不少宫廷乐“师”经常伴随君主身旁，直接参与宫廷政治活动。他们熟知音乐史和政治史，其见解往往超出了普通乐师的认知水平，其地位绝非“贱工”可以比拟。
当世界“轴心时代”来临，人类的审美意识突然提升了一大截，无论是希腊，印度，还是中国，都对音乐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毕达哥拉斯从音乐理论迈出了转入数学领域的脚步，印度在最早的《舞论》（完成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之间）中也对音乐包含的深奥数学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古代中国的音乐（钟）也受到度量衡（锺、钧）的影响，早期的音乐理论提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但更多的注意力经过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一派鼓吹还是固守在与政治关系的层面上。也许这是由于中国古代的乐谱和乐理艰涩难懂，不如思想内涵更容易为人理解。
当时，墨、道家对音乐的看法与儒家大相径庭。墨家从反对社会上层奢靡的角度主张废除华而不实的音乐。道家则并不在意音乐的政教作用，老子排斥修饰过度的音乐，认为混杂太多华丽音韵会破坏听觉审美。庄子强调自然简洁的美感，临丧鼓盆而歌，感事仰天而嘘，高兴了便边走边唱，“行歌而去”，情伤时便朋友相聚，“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同时，庄子还指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音乐会有不同的感受，典雅肃穆的宫廷音乐，乡下人不爱听，但是通俗歌曲一听就乐了。超脱的道家也不得不承认音乐的社会功效，或音乐审美具有社会阶层的差异。
春秋时，社会不断分化改组，旧的等级制被打破，礼崩乐坏。乐坏的具体表现之一，是《论语》记载的鲁国从大师到少师八个乐官离开鲁国星流云散。传统经典不再是身体力行的圭臬，而沦落为社交场合装点门面的小噱头。这让仰慕周公，向往西周的孔子痛心不已。他对传统经典进行了编辑整理，作为基本教材传授给学生，其中包括《乐》（理论和技能）。子路对弹琴技能学得不好，遭到孔子申斥，一些同学便跟风起哄，孔子反而为子路辩解，说他没有那么差。足见孔门对音乐课的重视。当然，对孔子的演奏水平也不敢恭维，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音乐的兴趣。他经常和音乐家们讨论有关话题，虚心向人学习唱歌，自己郁闷了便玩玩乐器，给学生上课还有琴瑟伴奏，晚年除了学《易》，还整天摆弄诗歌，整理古典音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孔子喜爱音乐，应该是受到齐鲁两地的熏陶。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拥有可以享用天子礼乐的特权，所以，孔子对古典音乐并不陌生。齐国的音乐水平及普及程度很高，不但宫廷乐队能够达到三百人以上的规模，而且，连人才的选拔也有音乐的机缘，宁戚唱歌受到齐桓公的注意，邹忌弹琴得到齐威王的赏识，二人因此走上仕途，为人所乐道。孔子在齐国听到的《韶》乐演奏，比鲁国动听得多，痴迷到让他三月不知肉味，慨叹想不到音乐能有这么大的魅力。
当时人们的音乐观念可能深受《乐》的影响，比如吴国季札到中原各国访问，对听到的音乐表演所作的评论，基本都是以政治和伦理道德为出发点的。孔子更不能例外。他很看重音乐的政治与伦理标准，对僭越等级享用佾舞和《雍》歌的鲁国卿大夫强烈谴责，认为“仁”是礼乐的核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所主张的治国条例中，就有提倡古典音乐，排斥通俗音乐的内容，因为通俗音乐“淫”，不够庄重。他的教育思想中，“乐”占有重要地位，“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不光是美学教育，技能教育，更重要的是政治和伦理教育。由于后世人看不到周公制定的《乐》，所以孔子的观点便成为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与文化艺术掌控的主要标准。
在孔子设定的基调上，荀子有专章讨论音乐，《乐论》进一步概括了音乐的社会教育功效，指出移风易俗，规范人心，没有比音乐来得更快，效果更明显的手段。乐和礼相辅相成，都“管乎人心”，二者的区别是“乐合同，礼别异”，即乐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建立和谐族群社会，而礼则是严格划清等级差别。音乐对道德人心的引导作用，在治理百姓方面具有极重要的地位。而且是社会兴衰的标志之一。荀子按照孔子礼崩乐坏的逻辑，特别列举了乱世的几个症候：服装妖艳，容貌女性化，风俗淫乱，贪财逐利，行为污浊，音乐邪僻，文辞阴险华丽，过度养生，送别死者全无恭敬之心，鄙视礼义，崇尚武力，穷人沦为盗贼，富人则欺压平民。
至此，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框架基本定型。音乐和国家政治兴衰，百姓道德伦理紧紧捆绑在一起。
统治阶级的愿望可以从上而下强力推行，也会深入到一般人的细胞里，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维护。不过，反其道而行之的，大有人在。比如在文人中，一直存在脱离政治，玩弄纯艺术的倾向。战国时“高山流水”和“知音”的故事，反映的是隐士的音乐观，青睐的是个人感受，毫不理会时代、社会、政治、民众。
东汉时，音乐一度与新兴贵族集团的奢靡风气一起，融入读书人的教育实践中。当时的著名大儒马融出身贵族，是伏波将军马援的从孙，其父也是将作大匠，朝廷高干，本人也作过大官。他的学问好，对古代典籍有较深研究，曾广招生徒，常有千人追随。他在音乐上也有很深造诣，“善鼓琴，好吹笛”。从小养成的奢侈习惯被带到了课堂，不仅房屋装修豪华，锦衣玉食，还在高大的教室里，挂着绛红纱帐，前面给学生上课，后面有妖艳女伎表演歌舞。他的做法和孔子的雅兴绝对不可同日而语。孔子是助兴，增加情趣，陶冶情操，活跃课堂气氛，而且仅限于弹琴。而马老先生恐怕有炫耀和测试的意味，除了音乐，还有美女歌舞。大概大多数学生都抵挡不住诱惑，难免时不时分心走神，偷瞄两眼美女。只有卢植听课多年，不为所动，连眼珠都没转过。马融总算有教师底线，尽管自己挥霍铺张，却很敬重卢植。而真正在学术上大放异彩的是从未有幸享受马老师香艳课堂，只有资格接受马门大弟子转授的郑玄。如果郑玄也能进入教室，是否像卢植那般定力十足，就不好瞎猜了。
魏晋时，一些士人还把音乐作品作为个人私密的宝藏，如嵇康直到临死才给公众演奏了一遍《广陵散》，留下千古绝响的遗憾。另外，许多人还沉迷无标题无文字即兴音乐----长啸，遏云裂石，高亢回荡，随意转折，其中蕴涵的感情与思想相当复杂深厚，只能意会，无法言传。这样，音乐成了隔离社会，全凭个人感悟赏玩，无法复制学习的私人绝技。
古代文人在政治第一的前提下，坚持“礼乐不可以斯须去身”。久而久之，演变成和玉饰件一样的玩艺，成为文人必须具备的四项基本技能之一：琴棋书画。
至于上层社会为刺激感官娱乐而私下独享的“靡靡之音，北里之舞”，根本不会顾及政治与道德。他们在音乐理论和音乐实践上采取双重标准，大言不惭，就是为了欺骗控制百姓而已。而民间的“郑卫之音”，也从未断过。老百姓自知无力插手国家政治，谁当政都免不了压迫，没人真正体恤民情，顶多是采风掂量一下不满的程度，只有哥哥妹妹才最贴心，老天土地才最实在，还是《信天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