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渔歌唱晚
朋友聚会，仨一群，俩一伙，或轻声细语，或慷慨激昂，或惊呼连连，或笑声阵阵。话题广泛：子女、职场、养生、八卦、经济、政治，最后总是回归“舌尖上的中国”，乃至故土的一切。色香味俱全，材料呢，早已不是小时候习惯的了，保不齐 “饶你奸似鬼，喝了老娘洗脚水”，配料超级丰富，五星级店开在十字坡。
朋友中有的承认，这是从未有过的盛世，同时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恶劣形势。国际上除了嫉妒恨环伺，没有半个朋友，每个国家都怀揣着肢解削弱限制中国的恶毒念头，放眼世界，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被心怀叵测骄横傲慢的核国家团团夹峙着？国内更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自不必说，受益者也怨声载道，人人心中冲荡着磅礴邪气，稍一摩擦便窜出火苗。史书上所有关于乱世、衰世、末世的描写词汇都可以原封不动地转用于当下，假如能准确地说出支持现今统治的社会基础在哪儿，一定会吃惊地发现只有与两根高跷尖端大小的支撑点。
有的不同意国际环境恶劣，历史上从中国版图上切割瓜分的动作几乎没有停止过，而有效的抵抗远不如以女人财帛换取苟安更为常见，现在至少在大陆再也看不到外国军队和租界，外国只能搞点小动作，耍点小手段，不敢明火执仗了。问题的关键在国内，整个一个火药桶，谁也不知何时爆炸。
一个朋友喝了两杯二锅头，攥住麦克风，扯开嗓子唱了两首一般人不熟悉的“红歌”。一首是“当兵就要当红军”：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另一首是“五月的鲜花”：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的抗战不懈。
他放下话筒，再灌一杯老酒。他大概又在怀念父母，这两首歌是老人在世时经常哼唱的，那是一代人的闪光点。我拍拍他的后背，哥们儿，悠着点儿。
旁边有人说起现在国内贪腐现象，说还不如国民党当年的一些将领，冯玉祥、傅作义，就连毛批过的反共摩擦专家张荫梧都是穿得像士兵一样，打着绑腿。
唱歌的朋友抬起头，泪眼浑浊，怪异地笑了一下，说，当年共产党的干部多是这样，以朴素为美。叶挺为什么在新四军被人敬而远之，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整天将军呢笔挺，马靴铮亮，跟别人差别太大，项英则和大家一样一身土布军装，所以他的威信也在叶挺之上。虽说国共都有廉洁简朴之人，相比起来，共产党里更多些，否则当年他们凭什么赢得拥护，取得胜利？
有人说，简朴只是道德修养的一种，而不是治国理念，无关宏旨。专制和民主才是更应被关注的大是非。我不希望人们陷入各执一词的争吵，赶忙打岔，今天天气哈哈哈、、、、、、
众人笑起来，唱歌的朋友却不领情，自管自说下去，当然，今天整个变了。上辈人早就被抛弃啦，他们的躯体，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一切！不错，那一代人和任何时代的人一样，鱼龙混杂，但毕竟好人居多。他们可能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者，至多是保持高尚传统品格和情感的理想主义者，许多人向往朴素的平等观念，即使职务很高，家里有警卫员、服务员，却从不盛气凌人，说话和气得看不出职位差别，有时子女们犯点儿少爷小姐脾气，指使服务员干事，马上会遭到父母痛斥，立逼道歉。他们没有门当户对的概念，如果说有，那也是认为自己与工农大众一家，要求子女搞对象找工农家庭的，这样朴实可靠。他们没有给自己置家产的想法，总是在准备着打仗、转移、调动，提起最简单的行李就出发。他们恪守俭朴廉洁，一位前辈的追悼会上，他的夫人哭着说“他一辈子连床缎子被都没盖过！”听了让人心如针刺。他曾经负责首都的治安，官不可谓小，收入也不算少，但拿回家的不多，大部分都分送身边生活困难的司机、公务员等工友，从不要求归还。一位长辈在同级中的住房是最次的，几次让他搬家都不同意。当老家的县长前来联络感情，看到家中摆设简陋，家具掉了漆皮，沙发还是五六十年代的老旧样式，而且磨毛的套子还有缝补痕迹，午餐仅是半碗素面，不禁感慨还不如乡长家气派。
有这样的人吗？我们怎么没听说过？周围人质疑声不断。
我说，怎么没有，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他在一个警察队伍里任副政委，几十年洁身自好，拒绝同流合污，结果被上下视为另类，没人待见，不到岁数便逼退二线，连单位司机都不愿意跟他一起出差，说啥好处也捞不着，还得倒贴。
朋友立刻接上话茬，我最懂这种人，大概属于受上一辈人影响较多的。 小时候，每当调皮捣蛋，在学校受到老师批评，或者露出好逸恶劳、追求吃穿的苗头时，家里使用的常规教育武器不是棍棒责骂，而是坐下来沉痛回忆曾经跟他们一起生活、工作过的烈士们。烈士的事迹惊心动魄，大人们边讲边流泪的感染力极其强烈，每次听完，我也会抽泣不止，深自痛责，然后收敛、规矩、在较长一段时间极力约束自己，尽力按好孩子的标准去做。我不认为这种方法对每个人都有效，在学校里，老师也经常用《革命烈士诗抄》《革命家庭》一类书籍教育我们，但感觉不如家里听到的震撼。出自家长之口，伴着不常见的眼泪，以及充满感情色彩的追述，让我觉得那些烈士就是我家成员，至亲长辈，血脉相连。如果干了坏事，一句“想想那些死去的叔叔阿姨们！”立刻会让我抬不起头来，无地自容。
那些叔叔伯伯阿姨们，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大都是在冀中这块土地上与日寇以命相拼中英勇牺牲的。每场战斗结束，少则十几，几十，多则几百，烈士的鲜血渗透了大地，烈士的遗体排满了原野，触目惊心。有的在战斗中宁肯被烧死，也绝不走出被围的小屋投降；有的受伤被俘后，把衣服撕成条，硬堵在咽喉，窒息而亡；还有的在狱中把筷子插进耳朵，生生撞墙殉国。他们死得惨酷壮烈，古来燕赵大地上的慷慨悲歌之士，无论是情操，无论是勇气，无论是志向，能与他们相比吗？
有人开始嘲讽了，你怎么不留在解放区继承先烈遗志呀？
朋友喉头抽动了一下，长吐了一口气，说来你们不信，是共产党把我们从他的躯体上生生撕下来的。 我一位朋友的父亲忠心耿耿，长期带病勤奋工作，流言蜚语不断，排挤打击经常，下手的人中有些就是被树立的我党杰出典型，挨整时（不仅仅在文革，前后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老战友上下级无人出来仗义执言，能不落井下石就是难得的好人了。共产党内部派系倾轧之酷烈，整人手法之狠毒，诬蔑理由之堂皇，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北洋军阀、国民党跟他们比起来都是小学生。本来他听到别人非议共产党，往往情不自禁要论争，竭力捍卫着早年的理想。后来不再跟人争论，默默紧蹙眉头。临终遗言，绝不进八宝山。子女们问为什么？他清清楚楚地说，因为我不是共产党！我听了一点都不惊诧，按照他的一贯理想，不可能再继续认同了。
母亲在日寇清乡扫荡中为保护房东，掩护战友，挺身而出，不幸被捕。在宪兵队投井自杀未遂，饱受包括往身上钉钉子的各种酷刑，始终没有出卖任何组织机密。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得需要多大的毅力与坚贞才能挺住哇！解放后却被置于控制对象，文革中更被当作叛徒特务关进监狱，并长达六年之久。在此期间子女四处打听不出囚禁何处，更别提探监。而她被日寇逮捕关押，总共才一年多，而且允许地方绅士保释。那时我甚至想，如果我被敌人抓住，还用不着上老虎凳灌辣椒水，保险全撂了。反正不说必定受苦，回来也被怀疑。我真不知道，我能否像前辈们一样心甘情愿地做烈士忠臣。
我听得心里一阵热一阵冷。更加惶然，来，来，喝，喝！
夜深了，周围的人逐渐散去。朋友仍在自言自语：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我埋首小饮，杯中酒居然有点酸。我靠，这是二锅头吗？
朋友中有的承认，这是从未有过的盛世，同时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恶劣形势。国际上除了嫉妒恨环伺，没有半个朋友，每个国家都怀揣着肢解削弱限制中国的恶毒念头，放眼世界，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被心怀叵测骄横傲慢的核国家团团夹峙着？国内更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自不必说，受益者也怨声载道，人人心中冲荡着磅礴邪气，稍一摩擦便窜出火苗。史书上所有关于乱世、衰世、末世的描写词汇都可以原封不动地转用于当下，假如能准确地说出支持现今统治的社会基础在哪儿，一定会吃惊地发现只有与两根高跷尖端大小的支撑点。
有的不同意国际环境恶劣，历史上从中国版图上切割瓜分的动作几乎没有停止过，而有效的抵抗远不如以女人财帛换取苟安更为常见，现在至少在大陆再也看不到外国军队和租界，外国只能搞点小动作，耍点小手段，不敢明火执仗了。问题的关键在国内，整个一个火药桶，谁也不知何时爆炸。
一个朋友喝了两杯二锅头，攥住麦克风，扯开嗓子唱了两首一般人不熟悉的“红歌”。一首是“当兵就要当红军”：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另一首是“五月的鲜花”：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的抗战不懈。
他放下话筒，再灌一杯老酒。他大概又在怀念父母，这两首歌是老人在世时经常哼唱的，那是一代人的闪光点。我拍拍他的后背，哥们儿，悠着点儿。
旁边有人说起现在国内贪腐现象，说还不如国民党当年的一些将领，冯玉祥、傅作义，就连毛批过的反共摩擦专家张荫梧都是穿得像士兵一样，打着绑腿。
唱歌的朋友抬起头，泪眼浑浊，怪异地笑了一下，说，当年共产党的干部多是这样，以朴素为美。叶挺为什么在新四军被人敬而远之，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整天将军呢笔挺，马靴铮亮，跟别人差别太大，项英则和大家一样一身土布军装，所以他的威信也在叶挺之上。虽说国共都有廉洁简朴之人，相比起来，共产党里更多些，否则当年他们凭什么赢得拥护，取得胜利？
有人说，简朴只是道德修养的一种，而不是治国理念，无关宏旨。专制和民主才是更应被关注的大是非。我不希望人们陷入各执一词的争吵，赶忙打岔，今天天气哈哈哈、、、、、、
众人笑起来，唱歌的朋友却不领情，自管自说下去，当然，今天整个变了。上辈人早就被抛弃啦，他们的躯体，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一切！不错，那一代人和任何时代的人一样，鱼龙混杂，但毕竟好人居多。他们可能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者，至多是保持高尚传统品格和情感的理想主义者，许多人向往朴素的平等观念，即使职务很高，家里有警卫员、服务员，却从不盛气凌人，说话和气得看不出职位差别，有时子女们犯点儿少爷小姐脾气，指使服务员干事，马上会遭到父母痛斥，立逼道歉。他们没有门当户对的概念，如果说有，那也是认为自己与工农大众一家，要求子女搞对象找工农家庭的，这样朴实可靠。他们没有给自己置家产的想法，总是在准备着打仗、转移、调动，提起最简单的行李就出发。他们恪守俭朴廉洁，一位前辈的追悼会上，他的夫人哭着说“他一辈子连床缎子被都没盖过！”听了让人心如针刺。他曾经负责首都的治安，官不可谓小，收入也不算少，但拿回家的不多，大部分都分送身边生活困难的司机、公务员等工友，从不要求归还。一位长辈在同级中的住房是最次的，几次让他搬家都不同意。当老家的县长前来联络感情，看到家中摆设简陋，家具掉了漆皮，沙发还是五六十年代的老旧样式，而且磨毛的套子还有缝补痕迹，午餐仅是半碗素面，不禁感慨还不如乡长家气派。
有这样的人吗？我们怎么没听说过？周围人质疑声不断。
我说，怎么没有，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他在一个警察队伍里任副政委，几十年洁身自好，拒绝同流合污，结果被上下视为另类，没人待见，不到岁数便逼退二线，连单位司机都不愿意跟他一起出差，说啥好处也捞不着，还得倒贴。
朋友立刻接上话茬，我最懂这种人，大概属于受上一辈人影响较多的。 小时候，每当调皮捣蛋，在学校受到老师批评，或者露出好逸恶劳、追求吃穿的苗头时，家里使用的常规教育武器不是棍棒责骂，而是坐下来沉痛回忆曾经跟他们一起生活、工作过的烈士们。烈士的事迹惊心动魄，大人们边讲边流泪的感染力极其强烈，每次听完，我也会抽泣不止，深自痛责，然后收敛、规矩、在较长一段时间极力约束自己，尽力按好孩子的标准去做。我不认为这种方法对每个人都有效，在学校里，老师也经常用《革命烈士诗抄》《革命家庭》一类书籍教育我们，但感觉不如家里听到的震撼。出自家长之口，伴着不常见的眼泪，以及充满感情色彩的追述，让我觉得那些烈士就是我家成员，至亲长辈，血脉相连。如果干了坏事，一句“想想那些死去的叔叔阿姨们！”立刻会让我抬不起头来，无地自容。
那些叔叔伯伯阿姨们，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大都是在冀中这块土地上与日寇以命相拼中英勇牺牲的。每场战斗结束，少则十几，几十，多则几百，烈士的鲜血渗透了大地，烈士的遗体排满了原野，触目惊心。有的在战斗中宁肯被烧死，也绝不走出被围的小屋投降；有的受伤被俘后，把衣服撕成条，硬堵在咽喉，窒息而亡；还有的在狱中把筷子插进耳朵，生生撞墙殉国。他们死得惨酷壮烈，古来燕赵大地上的慷慨悲歌之士，无论是情操，无论是勇气，无论是志向，能与他们相比吗？
有人开始嘲讽了，你怎么不留在解放区继承先烈遗志呀？
朋友喉头抽动了一下，长吐了一口气，说来你们不信，是共产党把我们从他的躯体上生生撕下来的。 我一位朋友的父亲忠心耿耿，长期带病勤奋工作，流言蜚语不断，排挤打击经常，下手的人中有些就是被树立的我党杰出典型，挨整时（不仅仅在文革，前后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老战友上下级无人出来仗义执言，能不落井下石就是难得的好人了。共产党内部派系倾轧之酷烈，整人手法之狠毒，诬蔑理由之堂皇，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北洋军阀、国民党跟他们比起来都是小学生。本来他听到别人非议共产党，往往情不自禁要论争，竭力捍卫着早年的理想。后来不再跟人争论，默默紧蹙眉头。临终遗言，绝不进八宝山。子女们问为什么？他清清楚楚地说，因为我不是共产党！我听了一点都不惊诧，按照他的一贯理想，不可能再继续认同了。
母亲在日寇清乡扫荡中为保护房东，掩护战友，挺身而出，不幸被捕。在宪兵队投井自杀未遂，饱受包括往身上钉钉子的各种酷刑，始终没有出卖任何组织机密。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得需要多大的毅力与坚贞才能挺住哇！解放后却被置于控制对象，文革中更被当作叛徒特务关进监狱，并长达六年之久。在此期间子女四处打听不出囚禁何处，更别提探监。而她被日寇逮捕关押，总共才一年多，而且允许地方绅士保释。那时我甚至想，如果我被敌人抓住，还用不着上老虎凳灌辣椒水，保险全撂了。反正不说必定受苦，回来也被怀疑。我真不知道，我能否像前辈们一样心甘情愿地做烈士忠臣。
我听得心里一阵热一阵冷。更加惶然，来，来，喝，喝！
夜深了，周围的人逐渐散去。朋友仍在自言自语：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我埋首小饮，杯中酒居然有点酸。我靠，这是二锅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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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大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