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人生,肆意挥洒。也是一种活法!
我的一位朋友写了一篇文,纪念他的朋友。我很喜欢,不仅是写的好,主要是他的朋友的一生太不一样了。不以成败论英雄,他的一生应该没有遗憾吧?我隐去了逝者的真名,以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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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先生死了。半年前就想写写A先生,当时他还没死,第一句就已经想好了。从活蹦乱跳到瘦骨嶙峋,几乎没有过度。胰腺癌晚期没有杀死他,他在家摔了一跤,身边没有人。A先生年富力强精力旺盛,跟我们一样,身边的美国人无法猜测亚洲人的年纪。追悼会上,有一个从未谋面的女生默默啜泣,她是A先生遇到我们所有人之前在波士顿的前女友。她突然破涕为笑,告诉我原来A先生这么老了,他还骗她是80后的。 我也从来不知道A先生几岁,只是他病倒后突然老了几十年。每次看到他,就是深刻的提醒,生命这么脆弱,从来没有理所应当。
我并不知道A先生也是中国人,而且还是上海人。我跟他活活的讲了一年的英文,发现也被骗了。那是10年多前,我从芝加哥回到纽约的行为表演艺术圈,从羞涩男变成了社交狂,那些年交的所有的朋友今天都老了10岁变成了中年人,A先生死了。A先生不搞艺术也不是有钱人,在艺术圈里就近乎神秘。他的频繁出没混了个脸熟,可是美国人就是脸盲,他们老是把A先生当成我,多少年了,甚至在追悼会上还有人把我们两个名字叫错,不是搞错谁死了,其实完全无所谓,管用就好。A先生每次就呵呵的告诉他们,他不是那个艺术家,但是他也能聊艺术。其实A先生不但能聊艺术,他能聊所有美国人能聊的东西,上到国家州市区政治选举,下到邻居家的干湿狗粮,东到酷儿变性手术细节,西到一切社交毒品的体验以及魔法魔咒灵魂清洗。这也是我误以为他不是中国人的一个原因。如果社交是一门专业,我觉得我差不多能够小学毕业认字识句,A先生就是博士生导师。他能够记住所有人的名字不算,还有他们的姓氏,他们的专长,他们的偏好和习性,他们谁跟谁什么交情什么过节,等等。结果他变成了一个策展人,拉帮结群,互联各种艺术山头和圈子,在家里办几百人派对,每个派对都有最前卫的表演活动。他不再神秘。
这些年,A先生的社交本性和本领没有让他少泡妞。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天他搂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进入一场派对,他们一个拎着一瓶五粮液,另一个举着一瓶威士忌,见人就说来一口。他醉了,此生也醉了。后来他向那个女孩求婚,她叫莎拉。莎拉幼年被犹太家庭领养,结婚仪式那天,A先生就带着一个犹太人的小帽子,感人肺腑的向家长保证此生照顾好莎拉。一边是正统的犹太家庭,另一边是A先生的艺术家朋友们,他们奇装异服色彩缤纷,男女难辨喜怒不明。这些都不重要了,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拍即合是有传统的,女儿转手,合作愉快。很久之后,我才了解到那些家长们在结婚那天如释重负。莎拉的生母是个酒鬼,她在醉酒中出生,成年后一沾酒精如同回到母体,无法自拔。莎拉的酒量之大只有医生知道。每次送到医院,医生根据她的酒精浓度告诉A先生,奇迹啊,恭喜你的妻子还活着。这个不是奇迹,或者奇迹就是莎拉的常态。我后来问A先生,你怎么这么有种跟酒鬼结婚?他说,人生就是一场一场赌博。赌鬼遇到酒鬼。我没有理解他赌的是什么,他也不缺女人。他又说,莎拉是个单纯的女孩,挫折人生,受过蹂躏也做过妓女。A先生心善而且仗义。处理其他事情也是这样,人生大事只是其中一桩。
A先生和莎拉分分离离。他们说分了,我们说,哦。他们复合了,我们说,哦。A先生被诊断癌症晚期的时候,莎拉哭红了眼睛,说要留在A先生身边帮他做饭。而事实却是,她又喝醉了,倒头砸在浴缸里,脑震荡。打电话,救护车,人送走了还要跪在地上擦屎擦尿。病重的照顾醉酒的,这种日子没法过。A先生知道自己要死了,他眼神空洞的看着前方。他跟我说,如果他死了,莎拉会躺在他的尸体旁边继续喝酒。文学和艺术中有夸张手法,可是这些夸张手法在现实面前相形见拙。我不但相信这个没有发生的事实,而且相信莎拉的单纯。
A先生死后,我和几个朋友相帮处理了一些后事,莎拉也参与进来。有一天莎拉很着急的打电话给我,问我A先生的尸体在哪里。肯定不在医院了,但是停尸房说已经拉走了,殡仪馆说没有去拉过。我不相信美国的系统可以这样阴差阳错,我也不信这个邪,我甚至在想人都没有了,尸体在哪里重要吗?莎拉再也没有给我打回电话,我相信尸体是在她的意念中消失了,后来又被找到。又过了好几个星期,我想问A先生的骨灰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莎拉又进了戒酒所,从来不回短信和电话。我也随便想想,人都没有了,尸体也不见了,骨灰重要吗?后来,骨灰还是出现了,在另一个朋友的家里放了很久,等有需要的人来领。美国人对阴魂没有忌讳,都是住有室友的公寓,就把骨灰放在自己床头,早上起床问个好,再过几天视而不见了。
A先生唯一的亲人是他远在中国的父亲,86岁。半年前A先生就把他爸爸的电话号码告诉我,说发生什么事就跟他说一下。我是A先生身边唯一能说中文的朋友。他爸爸一直不知道他生了什么病,那天接到了我的电话,是死讯。老头子坚挺,10多年前死了老婆,3年前刚刚死了大儿子,A先生的哥哥。 他刚从新冠病毒发烧中恢复过来,面临唯一亲人的死讯,他的声音颤抖但是仍旧铿锵有力。他无法理解上帝对他的眷顾和惩罚,他也没有能力独自飞来美国处理A先生的后事。他跟我说,把A先生的遗物都扔了吧,他只想保留A先生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证书。他说那是他养这个儿子的骄傲。
带着他爸爸的嘱咐,我领着一帮我和A先生的美国朋友去他家处理垃圾,心想人多力量大,三五下分类,就可以把他的东西全部扔到街边。那是我人生中奇葩的一天,没有想象中整理遗物的悲伤和遗憾,那天充满了喜剧和欢笑,让我彻底的见识了美国人的唯物主义无神论。A先生生病无法负担房租,已经几次搬家,越搬越便宜,搬到了皇后区的一个地下室。他的东西在搬家过程中已经精简。美国人觉得这样扔了有用的东西就是作孽,他们这样也要,那样也要,衣服试一下,鞋帽也试一下,书怎么能扔呢?微波炉还能转的呀。那天不是整理遗物,是一个分赃的现场。东西都分完了,大家瞄准了A先生的冰箱,里面好有很多没有吃完的东西呢。于是一个朋友说,你们先忙,我来做点吃的。他一边做饭,一边吃着A先生的零食,还一边埋怨着,这个家伙怎么冰箱里没有啤酒呢?大家把肚皮填饱后,又把剩下没有吃完的全部打包带回家去。
A先生的爸爸坚信A先生在律师事务所里工作。我很遗憾的告诉他,我连他在上海的高中毕业证书都找到了,但是没有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书。A先生爸爸拒绝理解什么是自由职业,也拒绝理解A先生的朋友们都是艺术家。他说在美国搞艺术有什么用啊,能吃饭?作为中国人和中国移民,我很熟悉这样的话题,我一秒钟就能理解A先生和他爸爸的宏大代沟。他根本没有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他也从来没有在律师事务所里工作过。他爸爸对他一无所知。A先生没有在中文语境里生活,他90年代初就来美国了,当时在美国没有多少中国人是搞艺术的,他也没有什么中国朋友。他到死,没有回过一次中国。
但是有一天,我去医院探望A先生。他告诉我,他想把身体养好一点,回中国。我说,你的所有朋友和生活都是在这里,回去干什么呀?他说,回去至少有他爸爸。 我一直以为人的身外财富,一是金钱,二是社交圈。A先生没钱,社交圈就是他的所有财产。可是在死前,他心灰意冷,视社交为粪土。身体好的时候精力旺盛,组织派对策划展览,他一呼百应,身边聚集各路好友,天上降下地表升起。病倒之后没有了盛宴,食客们作鸟兽散,大部分的人没有一个电话问候,还怕你借钱。莎拉呢?A先生的遗物中有一棵新买的圣诞树,他觉得这会是他最后一个圣诞节了,他想和莎拉一起过。结果,莎拉没有出现。就在圣诞节过后的几天,A先生摔倒在树前,再也没有起来。
差不多10年前,我和A先生同时出现在纽约的行为表演艺术圈。人们花了很久才搞明白这是一个中国人,还是两个不同的中国人。我和A先生的天壤之别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和A先生最不相同的是,我的履历表一清二楚的展现在网络上,而2012年之前的A先生至今是一个谜。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移民路途,教育,工作,以及为什么从波士顿转道纽约,是什么让一个不搞艺术又没有钱的中国人在艺术圈里游刃有余?在所有A先生的遗物中,我们发现了他曾经在波士顿监狱里服刑的证件照。
忽然间,A先生生前的得意状和死前的佝偻状在我的眼前交替出现。他说,人生就是一场一场的赌博。而生命就是炎热的夏日,死亡是那个凉爽的夜晚。A先生,安息。
2023年 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