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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民:等你等得我心痛

王健民:等你等得我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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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民:等你等得我心痛

姜维平

 

2019年3月30日,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天,我驾车从加拿大的多伦多,经过10多个小时的奔波,抵达美国纽约。此前,从深圳的一个朋友处得知,香港资深记者王健民已于10多天之前获释,我心情特别激动,恨不能马上启程回国与其重逢,但假如那样,依据目前中国文革似乎重又回来的现实,我必将再陷囹圄,因此,得知他月底将赴美探亲,我欣喜若狂。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急于见面的心情,我挣扎在拥堵的车流之中,几经周折,终于在夜里8点多钟到达长岛的一栋住宅前,已是身心疲惫,望着朦胧夜色里它棱角分明的轮廓,我油然想起一句歌辞:等你等得我心痛。

 

是的,时光一瞬间倒流,那是2015年12月26日,也是在这位亲友家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王健民的弟弟和他的两个孩子,加上他弟弟的一对儿女,真的成了一支“童子军”,就是这么多人,几乎从未认真地做过饭菜的我,借亲友家的餐桌,亲自掌勺,竟为他们精心准备了一桌家宴,而且,我错过了与太太和女儿参加豪华邮轮度假的机会,尤其是26日恰逢爱女的生日,之所以这么肝胆而缠绵,是基于我与王健民的交情,也是为了疗救孩子们因为父亲入狱留在心灵的创伤。

 

慕名求助,以文会友

说起我与王健民相识,有点令人悲伤的色彩。大约在90年代中期,由于我经常去香港开会或办事,旅游,好奇地买过许多书店和地摊上的一些报刊杂志,除了左倾的《紫荆》,《经济导报》等,就是右派的《争鸣》,《前哨》,《开放》等,中派的算是《亚洲周刊》,因为他发行量特大,影响力强,我特别喜欢看,从版权页得知驻中国特派员王健民的名子,也很羡慕,那时,这家杂志给我总的印象是:专业性,可读性强;观点客观,中立,温和;记者,编辑,特派员等队伍整齐;他们素质好,文笔优雅,才学横溢,尤其是王健民的有关两岸三地的文章写得漂亮,所以,对他分外青睐。

 

依稀记得那一天,一个身材矮胖的哈尔滨女孩,忽然按响了我办公室的门铃,值班的文秘小姐想把这位不速之客驱离,我正巧要去卫生间,穿过值班员所在的大厅,发现了尴尬欲退的她,就把她请进办公室讯问来意。原来,她是一位奔波多年的上访户,名叫张建华,她的父亲是哈尔滨市著名的律师张晓滨,由于在一起民事案件中,得罪了市政法委书记岳玉泉,被关进看守所,并且遭受非人的折磨而死去,家人据此上告省委省政府以至中央相关部门,但多年无法伸张正义,反道她本人也被追杀,不得不躲在大连开发区,一边做生意,一边为父上访伸冤,我当场翻阅了她携带的文件,凭经验判断她所说案情基本属实,于是非常同情她,很想为她写点文章,但碍于文汇报的纪律约束,就向她推荐了《亚洲周刊》,并当场打电话给王健民讲明原由,没想到如此唐突,冒昧,他一口答应,并在几天后从香港飞过来与张建华会面,又安排去黑龙江省核实案情的具体时间,后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仔细推敲每一个细节,还原了事实真相,他随后撰写一篇记实报导,图文并茂地揭示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获得肖扬的批示,对日后案件走向起到积极作用,因此,他不畏权贵,不谋私利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再后来,他多次到大连采访薄熙来,闻世震等地方官,就这样我们成了好哥们。

 

女儿书包里的“王健民叔叔”

 

2000年12月4日,笔者因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披露薄熙来与谷开来腐败丑闻而被抓,太太大胆地找到王健民求助,在当时薄熙来势力如日中天,大连国安局被薄的大秘车辉一手操控的危险局势下,王健民毫不畏惧,又飞到大连约见了笔者太太,并随后在《亚洲周刊》第一个报道了这起“文字狱”,并且向海外多家媒体讲述我的故事,还亲自草拟推荐信,使我这个中共党媒的“小记者”获得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颁发的2001年世界新闻自由奖,一夜成名。

 

总之,当时如果没有媒体炒作,惊呆心狠手辣的薄熙来,我必死无疑,而且死得会像被车轮碾死的小蚂蚁一样,无声无息,所以,王健民是我的“大恩人”,也是无数个张建华式的上访“草民”的“大救星”。虽然,媒体报道未必能挽救每个弱者,但中共官员的通行思想性格是既残暴又虚伪,而利用后一点,有可能使弱者和抗争者死里逃生。

 

记得太太告诉我一个故事:2001年初,薄熙来下令大连国安刑拘我太太28天,那时年仅12岁的小女无家可归,哭天喊地,后由小姨子收留,再后来,迫于国际舆论压力,改为取保候审,软禁了她多年,太太非常坚强,夜里用电脑记下了她经历的痛苦悲愤的日日夜夜,全部文字存在一个电脑u盘里,原件立即删除,但它忽然有一天不见了,原来,女儿把它私藏在书包里,有一天到了户外公园,女儿才把u盘交给太太,并说,家里有特务们偷安的窃听器,请她赶快去香港把u盘转交“王健民叔叔”发表。那时,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记者王健民就是救命恩人啊。

 

2006年初,我获释后回到家里,太太和女儿已移居多伦多,我又被薄熙来操控下的国安软禁3年,此间,我找到女儿写的一些日记的片断,其中真实的记载了2001年我被捕后一段时间里,她的心路历程,我至今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才恰当,概之,在中共的集权统治下,每个地方官,都在模仿最高领导人,把贪腐和枉法的权力,用到极至,都是地方上的,他所管辖范围内的“小皇帝”,由于无助无奈,“草民”只能把长于文字表达和真相传播的记者,当成了唯一的“大救星”。

 

有情有义的诤友

说来真是富有传奇色彩,2009年2月9日,笔者借助于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与薄熙来内斗的缝隙,得到出境许可,有幸来到自由世界,自从定居多伦多,笔耕不辍,撰写了数十万文字,还出版了《薄熙来评传》,揭批薄熙来的罪行,读者可以从博讯网查阅有关文章,我不敢自吹自擂,只要你看点击总数,就可以判断影响力如何,记得王健民对我讲过:你是打薄的功臣,习近平应当给你平反。还说,你在国内请律师帮忙不方便,我在深圳帮你找一个。等申诉成功,你马上就可以回国了。

 

那时,王健民已从《亚洲周刊》离职,自己接手编发《多维月刊》,后改名《新维月刊》,并创办了《脸谱》杂志,他热情地约我撰写文章,给我提供舆论阵地,他总是给我最佳的版面,并给最高的稿费,还经常打电话鼓励我,不论在精神还是经济方面,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兄弟,好老师,我撰写的《薄熙来传》部分章节就是在他办的刊物上首发的,笔者创作的《王立军的自白》等文章,也是在他的启发指导下出笼的,由于笔者早年下乡时曾写过文学作品,后来到大连日报副刊工作,出版过《走进你的梦》和《长城与少女》等诗集,还发表过中篇小说,因此,文字基础比较好,所以王健民一点拨就有新作,速度非常快,但我有一个急性子毛病,也有点自私自利,每当《脸谱》或《新维月刊》刚出版,我就把己作转发网络博客了,没有顾及健民刊物的零售问题,他毕竟支付了稿费,还要维持刊物的生存,这一点使他不悦,但他只在电邮中一语带过,从未当面批评过我,而且,当张晓卿带领一个媒体协会团队,去重庆为薄熙来站台,我撰文严厉批评他时,王健民专门打电话对我说,《亚洲周刊》是张的公司,它可是对你坐牢有过帮助啊,你不要忘了。还有一次,我因何X名下的一家出版社涉嫌抄袭我的文章片断出书而大怒,并责怪他令人失望,王健民又电话里替他说情,总之,在我与他人因种种原因不睦的时候,王健民总是直言批评我,而当我有困难时,他却全力相助。

 

2007年,获释后不久,我一个人困在大连,国保以剥夺政治权利3年为由,力阻我离境,我装成“书法家”,浪迹大江南北,迷惑了他们,减轻了对我的监控。于是,我曾去深圳拜访王健民,那时,他正是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之时,不仅新婚,而且添子,太太美丽,儿女双全,把家从香港搬到深圳,经常往来港澳,一边在大陆尽享物质繁华,一边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做言论自由的媒体人,令我垂涎三尺。一个生活的画面留在笔者脑海,至今活灵活现:刚出狱的我满脸皮肤病,一身破烂旧衣,郁郁寡欢,神情沮丧,与王健民重逢谈话时,语无伦次,躁动不安,因为5年多的羁押和一年多的跟踪骚扰,使我几乎变成了“傻子”,但健民及太太一点也不嫌弃,不仅为我安排一家名叫“好日子”的酒店住下,在一家豪华餐馆请我吃饭,以酒洗尘,而且又请到家里,给我亲自包了饺子。临走时,又给了2000港币,还结算了一些照片的稿费,而有关我的照片,是太太交给他发表在周刊上的,太太为求救命,从未想过还有稿酬。就是在那一次,王健民又在《亚洲周刊》上发表了有关我出狱的新闻,立即,香港80多岁的老画家张云,拄着小拐棍去找王健民,给他2000港币,委托他转交我,以表达他对反腐记者的支持,后来,王健民在2008年通过香港《大公报》一位记者转给了我。

 

总之,每当闭上眼睛回忆过去,就恍然如昨地看到健民穿着一套名牌运动服,在深圳的“好日子”酒店前等待我,这一别就是8年,我记得出事前,我最后一次去香港见到王健民是1999年底。那时他还是单身,而如今娶妻生子,事业有成,我真的没想到,他后来也会步我后尘,入狱成囚,我们故事的类似,见证了这个专制社会的罪恶和荒谬。

 

王健民也成了囚徒

如果将来有人撰写香港新闻发展史,一定会记上这样一笔:利用“一国两制”的优势,王健民是第一个在港出版民间杂志,又亲自斗胆在内地发行的人,虽败犹荣,总有一天,大陆会自由通行地发行这类令专制统治者恼火的杂志。因为它顺应了中国老百姓争取民主法制的愿望,但王健民的大胆和轻信,令许多同行不解,以至海外的阿波罗网有文章,曾把王健民办的两本杂志,戏称为中共在香港的“党媒”,甚至有人怀疑他是“文化特务”,有一个与王有旧的港媒名人曾发一个电邮给我,直言他是“总参特工”。无疑地,2014年5月底,他在深圳忽然被捕,2016年,在被羁押2年,倍受折磨之后,中共操控下的公检法,以莫须有的三个罪名,判他入狱5年零3个月,不论罪名是什么,不论他在南山法院受审时态度如何,都说明这是一起荒唐而卑劣的经过权力黑手包装的“文字狱”,都是因为他出版的杂志,刊发的文章揭露了中共官员的腐败,如同本人上个世纪的案子一样。它有力地回击了上述一些人的误解或诋毁。

 

2014年4月24日,家在北京的著名记者高瑜再次因言获罪,我看到网上消息后,立即给在深圳的王健民打电话,劝他立即回到香港,但他对习近平充满着主动政治改革的梦想,还在满腔热血地大展拳脚,想通过国内网友读者,开辟财源滚滚的大陆市场,我警告他说:不要相信共产党的任何承诺,更不要以为用反对薄熙来的文字,帮助了党内的某一个派系,当其走红就会感谢你,就会给你方便,永远都不要心存幻想,共产党与你翻脸只需要三分钟。

 

我想,那天讲到这种程度,王健民想必明白了,他曾多次邀请我去深圳与其合作办杂志,并承诺给我出机票,还可以回内地采访,并拟在香港拍摄以我的文字为脚本的影视,这一切都被我婉拒。后来健民坐牢的几年里,我时常想起他最后对我责怪的话:你是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啊。但当时未有铁窗生涯体验的王健民,还没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我曾用一句话概括中共的“文字狱”,那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阳光永远照不到,囚徒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度秒如年”,中共就是靠残杀人的宝贵生命或生命的一部分,而让中国人恐惧,进而垄断权力,维持自己的统治的。

 

阔别10多年,终于久别重逢

 

2016年1月5日,笔者曾写过一篇题为《美国纽约一个难忘的夜晚》的文章,记述了2015年底的一次聚餐,之所以要在家里设宴,就是为了谈话方便,就是为了告诉他的孩子们,我的女儿与你们有相同的经历,不要误会你们是独有的不幸;你们的父亲不是罪犯,罪犯是中共;第二,在你们这一代长成的岁月,但愿中国不再有文字狱,你们千万不要像某些大人物那样,好了伤疤忘了疼,父辈是文字狱的受害者,自己成了狗仔子,关进劳教所,又下乡改造,但一旦升官发财就忘了本,甚至自己也成了制造“文字狱”的专制统治者。这篇文章就发在2016年1月21日的网刊《议报》上。

 

其实,此前,笔者曾不断跟踪王健民案,撰写了多篇文章,为他伸冤和呼吁,而且,还给美国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过信函,推介他的案件,希望他也能获奖,这不仅仅是为了感恩还愿,而且,是基于对中国薄熙来倒台后政局变化的失望,也是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笔者和王一样幼稚而单纯,实际上,只要不结束一党独裁的专制体系,不论换上何人当权都大同小异,媒体都不会有言论自由,虽然,我发表了许多揭穿中共强加王健民罪名的文字,但一点也没影响该案的恶性进展,2016年7月26日,深圳南山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等3个罪,给王健民判刑5年多,这刑期几乎与我相同,这一结果终于使我清醒地看透中共的反动本质。于是,我放弃了以前回国安度晚年的打算,决定入籍加拿大。而且,我每每担忧,既使变成“老外”,是美藉或加籍,中共也照抓不误,王健民是美籍,还是港人,并且知名度了得,但妄自尊大的中共完全不放在眼里,只要你落入他的虎口,就严惩不贷。

 

或许这一次,王健民没有死在大牢里,不仅能提前减刑获释,而且在3月21日飞抵纽约,和如火如荼的中美贸易战有关。显然,中国在因孟晚舟案与加拿大翻脸之后,已经尝到了被美国严厉制裁的滋味,不想再得罪美国,这种两国缠斗的缝隙,给王健民提供了逃生的机会。由于健民入狱那年,第三个小孩刚下生,她太太压力大,一人无力抚养三个小孩,就求助于健民弟媳,这一点又类似我的妻妹,看来,不论平时风光时,你有多少酒肉朋友,多少狐朋狗党,一旦落难,唯有肝胆的亲友愿意伸手,到了那时,你才知道自己的份量,你的真正的朋友是谁。

 

就是带着这种对人生严峻的反省,我和太太在2019年3月31日的中午,驾车又颠簸了两小时,才找到了健民亲友家,终于见到出狱不久的他和太太孩子们,他给我的第一感觉是精神矍铄,略显疲惫,仿佛经过一次漫长的旅行,终于到达了顶点,却风尘仆仆,真是人事苍桑,风采依旧,近5年的牢狱之灾,对过去心高气盛,追求生活品质的健民,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最显著的变化是着装,一件款式陈旧的灰黑带格的上衣,已经落伍于时尚的潮流,几乎拔顶的脑袋比我多出几根毛发,与我类似的是眼角犁沟一样的皱纹,什么也别说了,可以想见这4年多,作为文弱书生,他遭受了一种难以言述的折磨,由于我们都经历过,知道该问些什么,而且适可而止,因此,我只是一再安慰他:健民,活着出来,就是胜利,经历过这么大的事,一家5口都还活着,最后能团聚,夫妻不弃不离,孩子们健康成长,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我看到滚动在健民太太眼角的泪水,想起过去与她无数次通过的电话,耳边依稀响起她苍凉的话语,是什么东西支撑着她,从不堪回首的往昔,一步步地走到今天,可能只有我太太才能体谅她的心情吧。据她的体验,看似弱小的女人,因为有了爱与信念,才能在危难中调动惊人的潜能和力量,比男子更能迎战风雨交加的岁月。

 

再设家宴,为健民洗尘

4月3日,我邀请健民及太太小孩到亲戚家做客,太太找来一位在法拉盛中餐馆当厨师的老朋友掌勺,烹制一席东北菜,我们做了细心的准备,既有美味佳肴,又有加州红酒,非常丰盛,摆开一张长方形大桌,两边坐满健民的“粉丝”,既有小老板,也有大作家,其中还有已经82高龄,曾当了22年右派的叔叔坐陪,可惜健民驾车,只能象征性地喝几口,不然的话,我非把他灌醉不可。

 

不过,灌醉健民的目的,不是想从他嘴里套出监狱的故事,满足他人的好奇心;也不是要点燃他心中的怒火,对制造文字狱的官员来几声“国骂”。真的,我坐牢比他时间长,而且,我那时还是中国籍的“草民”,不如健民是美籍而“监护”关押,对我来说,他的待遇要比我好一些,其实,没什么可渲染的,那些苦难的岁月,早在中国历代的文字狱受害者的记载里,重复了无数次,几乎难有新意,特别是如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文字狱”最多的年代,从刘晓波病死狱中,到杨恒钧近日被抓,不绝如缕的名单里,又挂上一大串小朋友的名子:张盼成,董瑶琼,华涌,等等,值得深思和追究的是,为何这种悲剧一代代地传下去,专制集权统治令人厌恶,却总也不倒,并且推陈出新,上下传承,既使是受难者的后代,也可能成为健忘的“皇帝”,并沾沾自喜,其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至今不能成为民主法制的国家?

 

我真想和健民仔细而深入地谈谈这些问题,最好能在我创办的《读报点评》节目里聊一聊,但是,由于健民刚刚回到家人中间,他最需要的是休息,养生,调理,购物,我也不便提出,在谈及今后的打算时,他是这样说的:目前已基本上退休,也不是很想再作什么,看看再说吧。看到已经5岁的儿子正在一边玩手机,一边吃牛肉,他笑得两眼眯成细线,眼角挤满鱼尾纹,那布满尘埃的记忆,似乎一瞬间烟消云散。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在次日回程的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对旁边的太太说,梳理一段心情之后,王健民将开始新的生活,他可能有三个选择,一时重操旧业,回到香港去,让《脸谱》和《新维月刊》复刊,继续宣传民主与法制的理念;可以想见它的发行量大增,会名利双收,但因香港已丢弃“一国两制”的优势,将来再有《逃犯条例》出笼,办媒体烦中共的,会遭受灭顶之灾;假如再进去,别想活着出来。二是依据美国法规,健民已到养老退休年龄,为了三个尚未成年的小孩,放弃理念,安度晚年,虽无富贵,但已衣食无忧;三是尽己所能,做点生意,因为长于经营,想必事业兴隆,而且,可以往来中美,自得其乐,如此而已。但不论如何,我都尊重他的选择,理解他的心情,愿永远做他的好朋友,总之,人生苦短,来日无多,一切都顺其自然吧。太太听了点点头说,我希望他一家人再也不要分开。

 

至此,我想起3月29日离开多伦多前发生的事,我在一家理发店,被美发师用剃刀划破了耳朵,伤口细小,但流了不少血,我非常生气,但照给理发师费用,没责怪她一句,并且回家后,自行去北约克医院求医,太太略有不快,认为我对他人过于宽容,我是这样解释的,她是第一天上班的员工,找到工作不容易,如果我据理不饶,她将被老板辞退,实在不忍心,太太听了也是无语。第二天,我带着包扎的伤口,驾车前往纽约,在过了彩虹桥,进入美境时,因为疏忽而逆向行驶,被警察抓个正着,太太说“完了”,非挨罚不可,但荷枪实弹的警察问明原因之后,对我异乎寻常地宽容,不仅免罚放行,而且还送我一程,太太说,你为何这么有福,我答,就是因为我也厚待他人啊。

 

然后,我给太太提出一个问题:你说为什么健民能平安归来?不等他回答,我就得出结论,因为健民做记者时做了太多太多的好事,好人必有好报啊。太太听了,立即泪眼朦胧。她接着反问我:过几天他们会做什么,我摇摇头。她说“搬家”。

果然,我们回到多伦多一周后,就收到健民的新消息,4月10日,他在发给我的微信里说:已经租了一套公寓房,搬到了新家,我们一切都好,谢谢你好兄弟。其实,真正的好兄弟是他的弟及弟媳,还有许多默默无闻关心他的读者。

 

2019412日于多伦多。香港《前哨》杂志20195月号首发。因篇幅所限,杂志有些删节,这里做了恢复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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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记者姜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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