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武案应当异地重审

姜维平

 

异地审判对中共的贪官普遍适用，较之居住地管辖有积极意义，它可以排除贪官原任职地区人脉关系的影响，有利法院相对公平地做出判决，但是，却因为流于形式而不能进一步推广，目前已成为不正常的特权，比如，陈绍基案从广东移到重庆，薄熙来操控下的法院送足人情，他判了死缓；而薄熙来案貌似公正，放到山东两级法院审理，但还是享有了一系列特权：既可以为他提供表演的舞台，让他不厌其烦地胡说八道，极尽狡辩，又可以叫他不穿囚服，微博直播和二审到庭露面，然而，被其“黑打”入狱的重庆民企老板李俊的哥哥李修武，顶替弟弟坐牢，一下子判了无期，不仅定罪前饱受刑讯逼供之苦，上庭时身穿马甲，戴手铐，而且家人旁听受限，官媒一个腔调抹黑，薄熙来还声称“涉黑不减刑”，至今薄王已倒，他加罪的李修武等一大批无辜的民企老板和员工，却一如既往，继续面对铁窗生涯，难道他们要把牢底坐穿，难道薄王“黑打”是保留的功绩，难道不应当立即接受他们的申诉，予以重审？

 

显然，让当年参与“黑打”抢钱的原重庆地方法院，良心发现，主动地去平反冤假错案，比登天还难，在薄熙来被“双规”之后，跟随他坏事做绝的一部分人，把希望寄托在翻案或“软着陆”上，后来薄王及“四大金刚”一个个受审判刑，他们有点失望，但很快又从庭审不涉“黑打”的细节里找到了负隅顽抗依据，张轩说“好的坚持，错的纠正”，但人们细心想想，他们纠正了什么？除了“一坨屎”吐了出来，还做了什么，彭治民只因对“唱红打黑”提了点意见就变成了“黑老大”，开庭那天哭得山崩地裂的，自有冤屈的苦水；李俊只因成了薄熙来拉拢军头的障碍，就全家30口入狱或流亡，这还算是万幸的，陈明亮，樊奇航等人不是连命都没了吗？人死了还得戴顶“黑帽子”，永世背上骂名。制造冤案的罪魁祸首已垮台，但“黑打”的奇案却一个也不纠偏，全部冷藏起来，是何道理呢？

 

重庆的父母官，从张德江到孙政才，换了两任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班子也大幅度地做了调整，而且局级，处级干部也进行了“大换血”，这似乎给拨乱反正提供了组织保证，给坐牢和蒙冤的人们带来一线希望，但是，至今薄案尘埃落定，薄王都“休假式治疗”了，但官员霸道的顽症和重庆社会的弊端还没看出根本的改变，黄奇帆还是市长，彭水县的小学生上学还得举着火把穿越山洞，“黑打”死去的人还是不明不白地冤魂游荡，坐牢的人还得羡慕秦城的“高干待遇”，俊峰集团还得给各级领导写信申冤，李俊还得东躲西藏的，不敢回家，为什么薄熙来操控的法院给他们判刑时，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公安局每天抓人，每周判一批，每批都杀一两个“黑老大”，每天官媒都充斥着“唱红打黑”的报道，连海外媒体的大佬都去重庆烧香叩头，而薄倒下了一年有余，其真相已经基本上披露，但山城的云雾犹在，无数的冤假错案，奇案，笑料案，却一件也没翻过来？这是为什么？

 

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体制，我们如何自己纠偏？看来只有异地重审才可能有一丝希望，一方面从中南海高层来说，目前缺乏胡耀邦和习仲勋式的改革勇气，也少有整个社会的操控能力，对左倾思潮不得不安抚，对薄熙来的一些党羽还在收编和拉拢，对其“唱红打黑”破坏民主法制的本质还没有清醒的认识，还在羞羞答答地遮掩重庆冤案的真相；另一方面参与“黑打抢钱”的公检法司等部门的一些人，不想吐出吃进肚子里的肥肉，不想失去靠“黑打”而谋取的官位和虚名，以及各种物质利益，无疑地，抓生产，搞经济，上效益，改善生活条件，太慢，太艰苦，太小，只有随着“薄骗子”一声令下，操起屠刀杀人，抓人，巧取豪夺，徇私枉法，最快，最过瘾，但对社会和人心伤害也最大。因此，上下一家人，手心对手背，骨头连着筋，纠偏实在太难。

 

像李修武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一是从目前我掌握的情况看，俊峰民企没有“涉黑”犯罪的问题，又在海内外知名度较高，不仅国际上的一些组织，而且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都在关注，并且试图利用，可以说它已成为检验中共对民企政策的一个晴雨表，如能及时果断地加以平反，即可以把李俊吸引回家经营企业，留住规模不小的民企的财产和土地，利用他的遭遇教育重庆人，促使他们对薄王反动本质进一步认识，同时也鼓舞海外移民回流，和扼止资金外逃和民心动荡，所以，应当绕开重庆地方法院，将其移交广东法院重审，像对待薄案一样，公开开庭，让世人都知道李俊到底是不是黑社会，不仅要审查原先的卷宗，传唤证人，当庭质证，而且要电视现场直播，看看李俊家族的30多人，究竟做了什么，有没有罪，有什么罪？李俊私藏枪支了吗？杀人了吗？贿赂官员了吗？涉黑涉黄涉毒了吗？有重伤害，轻伤害吗，有“保护伞”吗？等等。总之，它具备黑社会的“四个特征”吗？黄奇帆在北大演讲时称符合这些特征，请他到法庭讲一讲，与赵长青辩一辩，看看谁是权威，谁在信口雌黄，如果不是“黑社会”，顶替李俊坐牢的李修武应当庭释放，李俊的通缉令应当撤销，罗淙应当平反并获得国家赔偿。难道上述所言没站在理上？

 

我之所以建议改在广东审理，这样有几大好处，一是胡春华是“草根”出身，思想比较纯朴开放，易于掌控法院的程序和结果，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胡属于共青团派，利用党内不同派别的内斗而纠偏，比较切合实际；二是广东法院与重庆的冤案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官们把它重新审理，仔细研究案情证据，做出公正的判决，推翻一切强加给李俊家族的不实之词，比较容易；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与个人利益，面子没有关系，相反，他们平反的越快越彻底，对其他省市的同样案件越有积极的影响，而反过来说，由此他们也被对手抓住把柄：以后争议较大的广东的案件也没理由不异地重审。总之，当李修武案宣布平反之时，就是中国司法改革起步之日。

 

但是，正如薄疯狂时不理会我的多次警告一样，现在，重庆还是云山雾罩的，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官方好像正在考虑平反的事，也做了一些类似听证会的细致工作，俊峰经营也走上了正轨，不过，总的来说，由重庆媒体全部不转载有关李俊的报道看，纠偏的阻力还非常大，大得有些密不透风，而国内外的形势却风起云涌，会不会忽然有一天，自我割腕的机会一下子失去了，想主动争取和团结一切可能结成统一战线的人，为时已晚，人家已唾弃了你，没了回旋的余地，这是因为现在的老百姓，已经不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的愚民了，从薄熙来庭审面对的與论潮可以看出，中国政局未来的走向逐步明晰，放在九州大盘上的重庆冤假错案，不过是一组棋子，胸有成竹和目光如炬的高手，可以稳操胜劵，举一反三，而瞻前顾后，左右摇摆的庸人将错失良机。毛泽东的一句话，似乎可以引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