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衙内”和“衙外围” （图）

“文革小报”寻根又二十五篇。

先说什么是“衙内”。

你有一个独生子女，你宠他/她宠的一塌糊涂，这不够“衙内”。你得有一笔“独掌”的“公众利益”，再借那个利益去宠他/她，这个他/她就是“衙内”了。在“衙内”开始存在的那一刻起，那个控制着“衙”的个体，已经在行使公器私用的贪官职能。

其实，文字定义无必要，见了“衙内”，谁都能认出来。上“小报”：

取自1968年春，河南的“无产者报”。

毛远新毛同学的“发言”。

1968年，毛同学27岁，脸上的青春痘也许都退干净了。

这里，毛同学在训示如何毁掉宋任穷宋上将----一位当时的“地方大员”也是“军队领导”----的方法。

毛同学的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不可一世跃然纸上。

也许，1968年春，“造反季节”，很多27岁的小伙子都有这种姿态？

别逗了！

最牛的蒯大富蒯司令，也许，在北京。可是，蒯司令具备夸张的“文革邪”是“实力”所然。司令从清华一路“冲杀”，拼将出来， 过程中践踏了其他脸上青春痘才退或未退的“造反派”无数。“亲手缔造”并“亲自指挥”了清华“井冈山”的革命造反队伍。蒯司令以清华为基地的“文革邪”中的一大块儿是“挣来”的，和毛同学不是一回事儿。

毛同学被“衙”宠到啥程度？他和沈阳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却成了沈阳的“新主子”。之所以能去沈阳颐指气使的随意毁掉宋上将，就是因为他是当时的圣上毛太祖的侄子。

一个脸上青春痘才退的27岁小伙，如此的颐指气使，全靠圣上在后面撑腰。“衙内”的即刻经典，不用解释。

“衙内”，不是谁都能当，需要与那个“衙”有血缘关系。但是，正是因为这个血缘关系的限制，“衙内”有时候不够用。怎么办？雇一些临时的。

文革起始，太祖需要肌肉与热情去打掉由刘少奇刘大人控制的“国家机器”，非常辛苦的力气活。于是在1966年8月22日，由公安部发指令“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群众运动的规定”。得，有了这个，众多当时的“红卫兵”有了对“太祖敌人”的非法拘禁权、以批斗为名的体罚权（打人）、抢夺财产权（抄家）。“红卫兵”们临时被太祖宠，获得法外的土匪权力，这种宠还达不到毛同学程度，到一个省去充老大，但也是宠。按“衙内”推理，该属“衙外围”。这些“衙外围”也包括当时的北京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

“衙内”与“衙外围”还是有很大区别。只要“衙”一直得势，“衙内”基本上是可持续的。“衙外围”就不同了，属功能性的临时工。到刘大人的“国家机器”基本被砸完，太祖对临时得到土匪权力的“衙外围”失去使用价值，可“衙外围”的破坏力还在。于是，大部分“老红卫兵”被打发去“下乡”。而从1971年起，“衙外围”的代表人物，北京的“五大领袖”聂、蒯、谭、韩、王，被太祖统统的关将其来。1966年得到的非法拘禁权换成了“被”非法拘禁权。

“衙内”毛同学则无事，继续颐指气使到文革结束。一旦宠他的“衙”没了，前面欠的孽债不得不还，于是去监狱与著名的“衙外围”汇合去了。

所谓“衙之不存，内之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