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战场游记之84：通道会议不在通道举行，更不是毛提议举行的（上）
古战场游记之84：通道会议不在通道举行，更不是毛提议举行的（上）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遭受重创之后，全军由从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余人。高级领导层对当时负责军事决策的“三人团”的瞎指挥普遍不满。这种情绪在行军至湖南贵州交界处时就下一步进军方向爆发激烈争论，今称“通道会议”。它对于中央红军的命运有决定性的意义。
铁血网上ZT来的中央红军行经通道地区地图：
这次会议之后的25年中，外界竟对它一无所知。拉开这道帷幕第一条小缝的是刘伯承。 1956年7月中央军委为纪念建军30周年准备出版军事历史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丁芒接受任务，根据他（应该在1957年4月，反右前夕）向刘伯承采访约半小时（因为刘身体欠佳，无法久谈，但他为丁安排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陈伯钧来介绍长征）的记录写出《回顾长征》一文。其中有这样的一小段表述：“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此文发表于《八一杂志》，后又收入《星火燎原》第三卷首篇。因为此文这一段讲了红军占领通道城后毛坚决改变行军路线的主张得到实施挽救了红军， "通道转兵" 的说法才开始流传开来；当时是否曾经召开、什么时候、在哪里召开这个会议，刘伯承并未明确提及。丁芒后来因其他原因被打成右派分子，2012年才知道刘伯承曾给他写过信，信中请他关于事例原则问题还需请军委常委诸同志审核确定：
1958年，刘伯承也因所谓“教条主义”罪名被批判，前台打手是彭德怀，后台这里就不用说了。通道是否曾经开过会议，文革前没有定论，甚至也没人提过。1971年通道侗族自治县党政部门为了核实是否开过这个会议，首次向怀化地委及湖南省委询问，再由省委上报问询中央军事委员会。1971年7月7日，邓颖超第3次来到中国革命博物馆进行参观审查，看到长征主题的陈列部分时，邓颖超对工作人员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召开过黎平会议和通道会议？恩来同志讲是有，开过黎平会议和通道会议。”这样，“通道会议”的名称才在后来的党史书籍中确定下来。1973年，已经移居东德的李德出版他的《中国纪事》一书，里面说：“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小百脸注：指周浑元。实则此时周部的位置还远在武冈东北，远落在红军后面5－6天。有条件急赶抢占西面战略要地的中央军只能是北面的吴奇伟部，大约落后２－3天路程）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对于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的态度，李德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又（请大家注意这个“又”字，它说明毛在这以前确实坚决地行使过反对的权利）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李德的描述证明这次会议是一次”飞行会议“，即匆促、非正式、很可能没有记录的会议。虽然博周李“三人团”可以太上皇身份借军委名义发号司令，但毛作为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在政治局、军委正式会议上一直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反而是李德（他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军委委员，只不过靠着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名义和博古的盲目崇拜而发号司令）倒没有表决权。正如在湘江战役前的禾塘会议一样，那次的表决票数是３（朱博周）比３（张毛王），但主席朱德的一票起了最后决定作用，真正＂在危难中挽救了红军＂，要是那时向北转可就完了。
通道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姚奉彪手绘的红军过通道地区行军图，中央纵队为粗划红箭头：
时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张云逸奉命于1934年12月11日率军委先遣队从流源出发，在两江口架桥过后经地连、芙蓉到达附近的下金店(殿)，调查入黔的道路情况。当时的通道县很小（按照该县历史沿革，当时大约只有六百多平方公里），县治在县溪镇。芙蓉属湖南绥宁县，从芙蓉向西7公里过牙屯河即是贵州省黎平县界。（1951年后，随着行政上成立侗族自治县，通道县面积扩大约3倍多，达2225.4平方公里，县治也移至双溪镇）。12日，张云逸将调查的情况写信给朱德和周恩来，同时在信中还附了一张行军路线图。中央军委两个纵队于12月12日已到达绥宁县西南边境芙蓉苗寨会合宿营（在通道县城县溪镇南30余华里）。随军委第二纵队行军的陆定一长征时任军委宣传部长，他的日记说：“12月12日晴、军委二纵队到芙蓉附近，野战司令部（一纵队）到芙蓉”。随军委第一纵队行军的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日记也记载：“12月12日大队伍六时出发，余守候一分队‘5393’、‘5413’、‘5458’等台电报，下午到达芙蓉宿营。13日 晴从芙蓉出发，经芦(炉)溪到播阳。”
通道县历史沿革：
党史专家石仲泉介绍他询问通道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姚奉彪为什么恭城书院会被错误地定为通道会议地点：
这次会议已经过去八十六年了，参加者、知情者都早已作古，我们只能根据原始资料来判断或推断当年的事实。我认为，其召开日期无疑在1934年12月12日，因为在此以前的几天中，博周李朱所在的军委一纵队和张毛王所在的二纵队并不在一起行军并宿营。只有12月12日，一、二纵队同时在当时的绥宁县芙蓉村宿营，所以会议也应该在芙蓉村某处召开。由于刘伯承元帅回忆此事的1957年，芙蓉村已划归通道侗族自治县县管辖，现在称为“通道会议”也说得过去，但它召开时确实不是在通道县。有人提出会议在牙屯堡外寨召开，我觉得其证据太勉强（就是说当天那里某村外寨有个叫什么名字的村民讨媳妇。八十多年前一个村民讨媳妇的日期谁记得清，能说明什么？某些人士为利益因素而造假的例子我们见得太多了）。而且，牙屯堡当时属贵州黎平县管辖，不属通道县更不属湖南省。会议次日，一军团直属队的总支书记肖锋（他也天天记日记）在牙屯堡乡一间祠堂见到周恩来，因为军委正赶路去播杨乡要经过牙屯堡。牙屯堡去播杨乡不经炉溪，故之更佐证会议在芙蓉村举行。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谈到通道会议时曾指出： “ 一纵队是指挥机关， 二纵队是随军委行动机关， 我没有过县溪浮桥 ， 在通道老县城召开通道会议是不可能的。 ” 时任一军团十五师政委的肖华也回忆说 ： “ 进到通道城的只有一军团的二师、 九军团主力和一军团的十五师， 其他部队都没有进到通道老县城。" 以此证明通道会议不是在县溪镇 （ 恭城书院所在地）召开。不管如何，军委纵队根本没进过通道县境内，所以会议绝无可能在恭城书院举行。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考察通道会议时问过当地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姚奉彪。姚说：通道会议其实并不在恭城书院召开，而可能是在邓颖超记忆中一户正在娶媳妇的乡民家中开的。那为啥又将会址安在恭城书院呢？因为当时要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上面催得紧。六十年过去，那间乡民住宅谁也说不清在哪了。地方领导只好将非常堂皇气派的书院挂上牌子隆隆重重地就开场了。下面这些现在的摆设和蜡像全是想象中的傢伙：
现在的恭城书院纪念馆仍告诉参观者会议在书院召开（这实在很不严肃，但符合中共一贯德性）：
恭城书院现在被定为通道会议地点，这是外观：
真正的会议地点：
注：根据上面所附的通道县历史沿革，1951年8月，贵州黎平县洪州区飞地牙屯堡、头所、五所、黄柏、地了等村寨及插花地寨什、邓团、池喇、地雍等村寨划入通道管辖，县域面积扩大约10.5平方公里；同年11月，绥宁县八区划入(原民国时期的石岩乡、蓉江乡、半里乡)，面积约1000余平方公里。1954年10月，广西三江县八区高步、横岭两乡划归通道，划入面积约285平方公里。1957年3月，原属绥宁县的溪口乡和乐安铺乡的龙塘、杉木桥、联团、小水等地划归通道，划入面积295.5平方公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