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唱大戏 卓琳——相扶持家适得善终之四 舐犊之情
（4）舐犊之情
邓小平和卓琳在江西劳动锻炼之际，正是文革斗批改轰轰烈烈之时。虽然造成社会动荡的造反、夺权风浪已经过去，但随着斗批改的不断深入，真正触及大多数家庭利益以及传统习惯的种种措施纷纷出台，如知青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少数家庭从城市搬迁到农村，文革前入校的大学生分配工作，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以及知青返城等等。这期间，邓小平夫妇也碰到了这种情况，比如，大儿子因不堪批斗跳楼摔伤，小儿子和小女儿下放到农村劳动，大女儿面临毕业分配，以及他们的工资停发、改成发生活费等一系列事情。
当这一系列关系到家庭生活能否安定的事情摆在邓小平面前时，邓小平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放下身段，诚恳谦卑地通过汪东兴给毛泽东写信，反应面临的困难以及希望能获得援手的迫切心情。
现摘录几封信的片段如下：
（1）1970年2月9日，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写道：“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28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使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1970年9月13日，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了这件事：“大女儿邓林仍在河北宣化，他们学校还在搞运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夫妇仍希望你能给以帮助（上次信提及此事）。”
（2）1970年9月，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说组织上认为在三〇一医院的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出院，由一护理人员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儿生活。这个消息太突然了。邓小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1970年10月17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
“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我67岁了。卓琳虽只有55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高血压较严重（最近低压又由100上升到116，高压180），心脏病也在发展。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以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几个月后，邓朴方送进北京社会救济院。得知此消息后，邓小平再次给汪东兴写信：
“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我们决心请求组织上照上次的决定，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恳请领导批准。如果领导上批准，请早点告诉我们。静候你的指示。”
1971年夏天，邓朴方终于获准到了江西。
（3）1972年，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被分别安排进大学学习，令邓小平和家人喜出望外。4月22日，他再次提笔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东兴同志：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京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科大学，学校选拔通知二十天前就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
在信中，他再次说到邓朴方的问题：“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
（4）1970年父亲在信中提到了生活费的问题。他写道：“从今年1月份起，中央给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二百零五元，1月份，曾请省革委负责同志向你请示，这个数目是否我们今后长期的固定的生活费用，未见复示。前几天又收到2月份的，还是二百零五元，我们当即了解这是新的规定，我们当照此规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当然，坦率地说，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人之家（我们夫妻，我的继母，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给的），是不无困难的，因为除邓林已有工资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给），我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医院每月需三十五元左右（吃饭二十五元是医院规定的，抽烟及零用约十元），两个大学生每月三十元左右，三人即需约九十至一百元，我们在南昌的三个人，只有一百元开支。此外，我的小女儿毛毛、小儿子飞飞在公社劳动所得，只够吃饭，其他需用也要适当补助。再者，我们还得积点钱作为孩子们回家的路费（路远，每人来往约需一百元左右）和回来时的伙食费（回家来总要改善一点伙食），以及每年总要补充一点衣物日用品。这样算来，当然是紧的。但是，党既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自当从我们自己用的一百元中，每月节约二三十元，积起来作为他们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费。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邓小平为子女几个人问题不厌其烦地向毛泽东写信，信中充满浓浓的舐犊之情，给生活在不安定状态下的子女们带来亲切的关怀，使他们能在困境中消除不安和恐惧，得以健康地成长。这相对于其他遭受批判和挫折的开国元勋的子女们的悲惨状况而言，简直有天壤之别。
邓榕为此说道：【父亲这个人，向来行事简约。在工作中，讲话不写讲稿，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赘言。在生活中，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就连与他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妈妈，也从未见过他因家事写信。而在“文革”中间，在家庭处于困境之时，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关怀和说明时，作为一家之长，为了让孩子治病，为了让孩子上学，为了孩子的工作，他会一反一贯的作风，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笔，一封又一封地写信，而且是不厌其详地写信。“文革”中，他总是觉得家人和孩子们是因为他才受到这么多的委屈和不幸，他总想尽他的能力，尽一切可能，为家人和孩子们多做点再多做点。他从不要求孩子们为他做什么。他付出了对家人子女的全部的爱，却不要求任何回报。这是人世间最朴素的爱。估算一下，“文革”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八十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以上见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