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适合自己的路
一 政改势在必行
思想界近几年活跃异常，有许多声音，细细听来，这声音并非是一种观点一个腔调，而是许多种声音参杂在一起。如果把这些观点分类，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向美国学习，实行三权分立；向欧洲学习，实行议会制甚至是君主立宪制。这些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普世价值。其实，百姓的民主人权呼吁和精英倡导的民主人权有根本的区别，百姓的民主人权简单朴素，就是享有说话的权利、参政的权利、伸冤的权力和被尊重的权力，至于什么样的政体，他们了解得并不多，也没有具体的要求。而精英们提出的民主人权，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西方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也就是上面所归纳的向欧美学习。
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国立日臻强盛；言论获得了很大的自由；执政行为总体上发生了由专制向民主方向的缓慢变化。另一方面，官场腐败和社会腐败大面积地产生且日趋严重，有些案例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在国内外产生了恶劣影响；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医疗、住房、教育成为压在百姓心头上的重负；人民的血汗被肆意挥霍甚至是打水漂成为普遍现象，贪官外逃、大而空的形象工程、天文数字的吃喝玩费用已成为社会上见怪不怪的常态；国家的外部环境日趋恶劣，被帝国主义欺辱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社会上任何一种思潮的出现，都和当时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近期的强烈的政改呼声，正和上述的改革成就和出现的问题有关，成就和问题成了呼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基础和温床。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近年来言论自由获得了很大的空间，许多观点可以在有关刊物上表达，更不要说有广泛自由的互联网。这在改革前是不可想象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因言获罪是什么样的滋味，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体现了执政理念趋向宽容。另一方面，社会问题一而再地向人们敲响了警钟，人们担心这些触目惊心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发生社会动荡、导致民族危亡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一些人出于对民族生存的关切，对这些社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试图从源头上寻找出产生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各种观点纷至沓来，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和阐述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不乏有真知灼见，折射出阐述者的学识、思想倾向和阶级立场。
总的来说，人们对政改所提的观点和建议都处于零散状态甚至是一事一议，形成不了系统也缺乏条理；有的人照搬西方的东西，背离中华文化传统缺乏民族精神基础，几乎就是空中楼阁，没有丝毫可操作性。如果说一些崇拜西方的精英纯粹是处于忧国忧民心态，发出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呼喊，尚有可敬之处，那么，如果拿着帝国主义的津贴或者受雇于西方某机构，干着误导视听的勾当、进行对中国民态的研究，那就令人不齿了。历史上，出卖祖国的大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诸如周作人、胡兰成、李登辉等等。
总的来说，人们对政改所提的观点和建议都处于零散状态甚至是一事一议，形成不了系统也缺乏条理，即便是著名的XX宪章，也只是照搬西方的东西，既无理论支持也缺乏民族文化的基础，几乎就是空中楼阁，没有丝毫可操作性。但因为它有鲜明的政治纲领，不为当局所容，最后还是被弹压了。我很敬佩这些思想探索者的敢说敢做的勇气，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饶的探索精神。他们和党内的思想探索者诸如三李（李慎之、李昌、李锐）等人，时常在思想界刮起阵阵清风，掀起阵阵涟漪，使思想界不再是死水一潭，活跃着大众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对大众思想起到了引导和启蒙的作用。
与思想界遥相呼应的是有些地方官员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尝试施行改革措施。最著名的要数重庆的唱红打黑、尝试户籍改革使城乡统一。这些措施深得民心，反映了底层群众安全、平等、获得尊重的基本诉求，也是近年来群众中掀起的毛泽东热潮在执政党内的反应。可惜的是这贤人政治却没能够继续深入下去，原因不在本文探讨之列。尽管这贤人政治体现的是人治而不是法制，有恢复运动作法之嫌，但它反映的却是蕴藏在人心中的忧患焦灼情绪。
综上所述，目前在思想界、政治界和基层群众中确实存在一股渴望进行政改的呼求。但是我却要说，政改是一件事关国运的大事容不得丝毫的草率和盲目。必须谨慎缓慢的进行，切不可操之过急，否则会酿出大祸进而毁坏民族复兴的千秋大业。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是因为中华民族目前处于复兴的关键时期，承受不起任何严重的干扰，而政改是一件极易引起动荡的事。建国六十年的辉煌成就，把一个积弱的中国改造成有一定影响的大国，离强国只有一步之遥，特别是军事工业的迅猛发展已到了关键时期，我们只能按照现有的路坚定地走下去，尽快地达到强国强军的目的，任何内部的动荡，都会使即得的成果毁于一旦。这一点，国外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看得很清楚，一而再地在周边寻衅闹事的同时，又指使他们在国内的代言人鼓吹向西方看齐的政改，目的就是挑起战火或者引起内乱，进而阻止中华民族的强国进程。
其次，政体是民族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有什么样的文化，必然会产生适合这一文化特征的政体。西方世界的主流是蓝色文明即蓝色文化，源于古希腊，由公民投票决定大事是这一文化的根本特色，所以，在西方出现民选政府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无需羡慕也无需照搬，因为它是天然地植根于西方的历史文明土壤中。它有利也有弊，比如说它的利就在于平民可以自由地表达愿望，把自己信任的人送上权利的宝座；但它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前些日子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闹经济危机，根本原因就是社会福利太好，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把国家财政弄到了破产的边缘，这都是历届政府为了讨好选民而形成的，而现今的政治家们出于选票的考虑不愿也不敢触动这根敏感的社会神经，这样的社会就会这样无限期的动荡下去；再如我们的邻国印度，它所面临的人口压力是巨大的，可是哪一届政府或者哪一个政治家敢提出计划生育的口号？
民主选举也决非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它有利有弊。选举只能选出政客，而绝选不出伟人，这是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而把一个积弱的国家治理成强国恰恰需要伟人，毛泽东的经历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再之，有什么样的选民就会选出什么样的人，被选人的素质和选民的素质是相等的，在当今国民素质亟待提高的情况下，贸然施行民主选举，效果值得思考。我这样说并非是反对民主选举，而是主张循序渐进，下面会详尽叙述。
二 村级和街道直选是民主的基础
中华民族属于农耕文化，后来融入了游牧文化。有人把这一文化称之为黄色文化，借以和西方的海洋文化即蓝色文化区别。农耕文化的特点是王道乐土，即在王权保护下的自然经济。篇幅原因这里不再细谈产生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翻开中国历史，有哪一个王朝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一个都没有！为什么？这是由中国地理环境以及人文因素决定的。几千年形成的历史想一下子改变，难度可想而知。远的不说，就拿当今的事来说，中秋和端午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共和国政府在前五十年一直以移风易俗为借口不把它当成假日对待，可是老百姓仍然把它当成是重要的节日，以至于这届政府顺应民意把这两个节日变成法定节日。通过政权的力量改变一个民俗节日都这样难，遑论改变政体。如果短期内有人真得要进行政体的改革，真不知道要戳出什么乱子来。天真的戈尔巴乔夫搞了个新思维，想以此改变苏联的困境，哪成想会因此彻底葬送了苏联，使一个超级大国在短短的时间内落伍成为一个二流国家，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再说一个切实的问题，如果现在中国搞欧美的政体，试问军方会答应吗？他们会像西方国家的军队一样听从政府的号令吗？有枪就有权力，这在近代中国是一个通行的规则。在文化大革命中，满腹文韬武略的毛泽东对军队都退让三分，有人不知深浅地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不久即遭到军界的反抗，最后不得不以牺牲王、关、戚为代价来换取军界的支持，伟人都如此，遑论后来者。所以，中国的政体改革得慢慢来，起码得要形成滋生民主意识的土壤，急不得，急了是要闹出乱子的。
第三，一党执政，权力高度集中在现阶段并非坏事。我国正处于历史关键时期，需要应对的敌对势力和潜在的敌对势力很多，高度集权并非是坏事。高度集权可以集全国之力办大事，五六十年代饿肚子勒紧裤腰带搞出了二弹一星就是最明显的例证，更不要说建国初期的川藏公路，文革期间的成昆铁路等一些巨大工程。这些成就对巩固国防、使中华民族能自信地站在世界民族之林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再如，2007年因美国的次贷问题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西方一些人由此预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必将终结。可现实情况是，中国成功地抵御了金融海啸的冲击，经济仍然保持高速运行，联想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以及近几年中国军事工业的迅猛发展，人们可以看出，一党执政的体制优势是巨大的。实际上，中国经济能保持三十年高速发展，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根本的原因是一党执政高度集权的结果。这种体制优势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西方人也许对此不屑一顾，也许内心羡慕而不敢说出来（赞扬一个“专制国家”会遭致攻击甚至下台），总之，体制优势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功效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党执政高度集权所产生的体制优势而导致经济腾飞的并非中国一家，还有许多国家通过这样的路取得了惊人的业绩。新加坡、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都是在一党执政期间取得的。台湾在蒋经国一党专政时期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反倒是实行了两党制后，经济却陷入了困境，如果不是背靠大陆，台湾经济会惨到什么样？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日本看似多党执政，但从二战战后到1990年代的四十五年时间都是自民党一党独裁，日本的经济恰恰是在这个时期飞速发展，奠定了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新加坡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一直是一党执政，这里不再赘言。同样的，多党执政造成证据长期不稳定甚至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例也很多，稍加留意就可发现，这里不再举例。
综上所述，并非西方的政体是强国的必经之路。采取什么样的政体，需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来决定。目前，以我们这样的一党独大、集团力量强盛的国情，倡导学习西方搞政改，既不明智也缺乏理性。相信执政党内有许多人士也在思考如何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的问题，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可能更深刻，忧患意识更为深切。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不要政改，而是提倡稳妥地搞政改，首先得找出当前问题的结症是什么？然后再对症下药，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一党专政不科学也不民主。经过三十年的改革，经济上我们现在和美国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个二难问题，一方面国力上升，一方面社会问题严重，似乎经济改革已没有空间，所以有人把思路往政改上引导，仿佛如不进行政改，国家的发展就失去了动力。我认为这样的认识是轻率的。
中国自1840年以来就处于不停地救亡图存的变革之中，无数英雄人物为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度屈膝折腰，严复、魏源、林则徐、和孙中山都是这样的英雄。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不负众望，以高超的治国谋略和浪漫主义的理想胸怀，为这个国家的图存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伟大事业，以现实主义的视角为国家的振兴殚精竭虑，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两个伟人的业绩，在近代世界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这是世界范围内的共识。我们为中华民族有了这两位伟人而庆幸，也为他们的局限性而惋惜：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头脑发胀和漫长的十年文革，使中国的经济与发达国家相比滞后了二十年；如今三十年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积淀了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毛邓的功与过，反映了中国伟人政治的优点和缺陷。伟人因他的一系列过人的胆识而被人们所拥戴，但最终也因失去制约而导致严重失误。这是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应当很好的继承，无端的谩骂和过高的吹捧都不是正确的态度，只有对他们的功过进行扬弃，前进的路才能顺畅，政治才能日臻成熟。
中国的政改，应当围绕如何把伟人推上历史舞台而又制约他不随心所欲而起步，不应当拘泥于建设什么样的制度。读一读现今的宪法，没有哪一条哪一款不好，但它起到了制止独裁腐败的作用吗？同样的，美国的三权分治也不是灵丹妙药，它制止了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入侵伊拉克和入侵阿富汗等一系列恶举吗？把现今世界上任何一种制度吹捧得天花乱坠或者是贬低得一无是处的人，要么是短视、要么是无知或者是别有用心。当年，当我们高歌“英特耐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时候，何曾想到共产主义运动陡然会江河日下，同样的，现在有人极力鼓吹资本主义终结历史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持严重怀疑，有人喜欢把野鸡毛插在头上充英雄，单纯的显摆炫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些人拿着帝国主义的津贴，干着瓦解中国的勾当。
政改需要慎重缓慢地进行，但有些事情必须现在就得做，特别是一些基础性工作，主要指基层民主建设和国民教育。自由、民主、富裕、强盛的新中国的大厦将在这个基础上兴建，必须扎扎实实地把基础夯实。
现在国家正在农村进行村一级直选。从现在的情况看，情况并不理想。宗族、派性、贿选、长官意志、甚至黑社会等问题一直困扰村级选举，民主进程在这里受到重挫。这与农村落后、农民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宗族势力强大有关。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的关键是在农村缺少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行政官员，在时风的影响下，基层官员并不把村级选举当回事，没看到这一新生事物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巨大影响，面对村级直选出现的问题束手无策甚至是有意规避，因为这些问题解决得不好，会影响他们的仕途甚至会丢掉性命。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能否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却决于村级直选能否成功，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基层的民主，任何民主都是无本之木。
所以，我们必须培养一大批有理想有抱负的基层行政官员，培养他们的民主意识，培养他们扎根农村为自由民主献身精神。开展这一工作现在具备有良好的条件，全国有一系列设备完好的党校，应当发挥这些党校的作用。问题是高层领导是否把基层直选做为一件国策来抓，计划生育可以做为国策，土地可以做为国策，民主化进程更应做为国策；问题是在当今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是否有人愿意为振兴民族而献身。如果高层领导能认识到基层直选的重要性和深远的意义，一切都不应是问题。只要有一批立志农村民主建设的行政官员，并通过他们对农民进行细致有说服力引导，村一级直选一定能取得成功，也只有这一级民主进程取得成功，全国性的民主化进程才能有可靠的基础。
应当承认，当年决定在村一级施行直选是一件非常有远见的举措，这说明共产党内决策层有人关注这一问题，并把它提到了施行的阶段。也许决策者当时把问题设想得简单了，认为农民单纯、农村简单，直选一定能很快取得成功。现在看，如果在当时在城市街道一级开展直选，成功的把握可能要高一些。因为城市人口文化水平高，没有宗族影响和封建壁垒，接受新观念相对容易。因此建议国家适当选择一批试点地区，率先开展街道一级直选工作，摸索经验扩大推广。这是建设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必须要走的路。绕不开的，晚做不如早做。同样的，这项工作能否取得成功也取决于一大批行政官员，相信培养这样一批城市行政官员比培养农村工作的行政官员要容易，毕竟农村艰苦，少有人愿意长期扎根于此。前面所说的利用党校培训基层行政官员是一个可行的措施，党校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大系统，地位和社会评价一直很尴尬，有人说那儿是镀金的地方，有人说那儿是养人的地方，这也是中国特色吧，把这个基本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发挥它本应有的作用，也算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怕就怕党校系统的人长期散漫惯了，难以受此重任。如果领导重视，把基层民主建设作为战略国策来抓，注入相应的人力财力，党校是能够担当此任的。
综上所述，在村级选举尚未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奢谈民主选举，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
三 民主就在自己身边
现在谈谈国民教育。
现在谈国民教育颇感为难。一方面高调唱了许多年，人们都听麻木了；另一方面党风政风社会风日益败坏，政府的公信度急剧下降，这个时候再谈国民教育人们听了会掩口失笑，认为是迂腐之谈。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该讲的还是要讲，该宣传的还是要宣传，相信总会有效果，百人听了，有一人照法施行也算功德大焉。如果有司能够改变宣传策略，不要再喋喋不休地进行说教，不再只相信精英们颠倒黑白的歪理，把如何进行国民教育的问题放到社会上讨论，让社会各基层的人都来参与，相信一定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让社会各阶层人都来参与并不难，因为民主就在自己身边。
重要的是要在儿童中开展民主教育，让受教育者从小就在民主的气氛中成长，不失为一良策。儿童教育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急功近利的心态，在教材选取上更要慎重，向儿童输灌什么，想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要经过慎重地考虑。
有一天我走在学校门口，听到里面传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声，心中很不是滋味，连党代会都不敢再唱《国际歌》了，生怕引起帝国主义分子的不快，在学校还唱共产主义接班人可笑不？还有，有一天我翻阅孩子的课本，见里面有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的教学要求，真是被弄得啼笑皆非，在我的印象里，现代革命京剧和当今的舆论宣传导向很不合拍，在全速冲向资本主义的列车上上演被誉为“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的代表文化，这不伦不类的靓丽显得特别刺目。这无异于把孩子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前面是一盆炭火，后面是一堆冰块。试想一下，在达到一百二十分贝的“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噪声中，悄声对孩子说你得“为共产主义献身”，孩子的头会不会晕？我这样说，并没有轻视革命现代京剧的意思，而是认为应当把它放在适合的环境里才能发挥它的效用。
孩子决定祖国的未来，拿孩子的教育当儿戏，比谋杀罪还要严重。应当专门抽调知识和经验极为丰富的专家学者来研究中小学统一的教材，使儿童能够受到良好的系统教育，最终把孩子教育成一个诚实的、勇敢的、知廉耻、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中国人。
光有一个好的教材还不行，为了保证儿童教育达到目标，必须加强对教师的自由民主教育（也包括对家长的教育），这是国民教育的重要一环。让孩子们能够在自由民主的气氛中学习成长，在头脑里牢固地树立自由民主的思想，必将影响他的一生，进而影响他左右的人和事物，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要想培养出这样的环境，当然得靠老师（在家靠家长）。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之所以说它艰巨，是因为思维定式中主观、武断、专制思想的阻碍。在老师和家长中，这种思想普遍存在，必须下决心加以纠正改变。痛恨独裁专制，却能容忍本身的独裁专制，自己不愿忍受专制独裁，却在不自觉间理所当然间把专制独裁施加在其他人身上（诸如体罚、责骂、自以为是地任命班组长），这是人们常犯的毛病。一个孩子犯了这样的或那样的毛病，不进行耐心地说服教育，反而对他进行各式各样的惩罚，后果是什么？只能培养孩子的逆反、愤恨和报复的心理，进而摧残他获得尊重的民主天性。
必须在学校实行一人一票选举制，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愿望选出组长、班长和学生会主席。不要小瞧了这项工作的深远意义，这对孩子自由民主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我们不能让课本和实践脱离，在课本上高谈自由民主，实际生活中不让他们沾边，让孩子通过自己的选票选出自己可意的人，这应是当今的社会最令人惬意的事，在我们不能用选举产生行政长官的时候，让孩子能自由地表达愿望，心理上的舒畅不亚于畅饮一杯美酒、不亚于和情人约会，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在设想此情景时，真挺羡
有一套优秀的教材，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学习环境，有一人一票的民主意识。将来的社会，都是在这样氛围中成长的人，何愁建设不出一个自由民主富裕强盛的新中国！当然，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没有几代人的努力难以达到，只要我们坚持做下去，在位者谋其政，在野者谋其责，官民同心，事情还是有希望的。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