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父亲
父亲去世已近二十年。永不磨灭的印象是：当我在凌晨从苏北赶回家中，见父亲迎门躺在地铺上，原本魁梧高大的身躯像一束干柴，面容黑瘦黑瘦的，不见一点生气。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像一叶轻舟飘荡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而身上却背负着养育妻儿的责任。那一瞬间，我深刻地理解了曾经压在父亲肩上的担子有多么沉重，他的人生旅途是多么的艰难。我抓住父亲干枯的手，这冰凉的手传递给我的几乎全是冰彻肌骨的信息。我哭了，为父亲坎坷一生而难过，伤心的往事像流水一样在胸间流淌。
父亲出生于1913年，正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对于父亲1949年以前的生活经历，我知之甚少，所了解的一些断断续续的片段，都是通过父母亲只言片语的聊天得知的。把这些片段串联起来，只能大概看到一个轮廓。细细体味，也能理顺其中传递的信息。
父亲识字，且写得一手颇有体的书法，说明父亲少时受过良好的教育。联想到大叔48年大学毕业，小叔读到高中，说明祖父很重视子女教育，这在偏僻的农村不能不说是远见卓识。据母亲说父亲18岁就开始在家乡的集市上挣钱，用现在的话说是做销售中介。22岁便担当起养家的重担，因为母亲说祖父40岁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做了，一家七八口人的生计全靠父亲一人承担，后来，这个大家庭发展到十几口，且有三个读书的，当抗战胜利时，大叔读大学，小叔读中学（后辍学去教书），哥哥读高中。当时，家里租种十几亩地，由母亲三妯娌操劳，后来大婶带孩子去陪大叔读大学去了（所有费用当然有父亲提供），农活只有母亲和小婶操劳。我不了解民国时期的生活水平，光凭三个人读书这一点上看，就可知父亲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据说大叔在读书期间得了伤寒，转到蚌埠住院治疗。那时期，伤寒是一种夺命的病，为治大叔的伤寒，父亲费了不少心思和钱财，一件小事可见一斑，某日中医开出的药方需荷花做药引子，小叔外出寻找，见一荷塘有荷花，而小叔又不会游泳，只好花了二块大洋请人采摘得来。二块大洋在当时很值钱，足够五口之家生活几个月。
父亲当年做生意是行商，以贩粮为主，常年行走在淮河，洪泽湖和大运河上。后来在临淮关居住一个时期，那大概是我家生活最为美好的时期，因为母亲经常怀念那几年的生活，说她一生的福都在那几年享了。从父亲不连贯的谈话中，我得知父亲当时做的是盐粮生意，买主是新四军。父亲说过彭雪枫曾经坐过他的船从路西去苏北，他还说张震（军委副主席）曾劝说过他参加新四军，由此可推知父亲当年颇受新四军信任，因为彭雪枫和张震都是新四军要人，不知根知底绝不会坐父亲的船来往于苏皖地区。至于父亲为什么没参加新四军，我不得而知，可能是怕受苦吧，因为我的一个舅舅在新四军里干了几年，受不了苦跑回来了，解放后，舅舅去找政府，政府不计前嫌，还安排他在乡食品站工作。父亲解放后没去找他在新四军里认识的人，这由他的性格决定，他一生不愿求人，相信一切要靠自己的双手。
父亲的好运中断于战乱和改朝换代。
1947年以后，随着新四军北撤和国共双方在苏皖北部混战，父亲的盐粮生意也做到了尽头，不得不返回家乡。为支持大叔和哥哥的学业，花尽了积蓄，连母亲的金首饰都卖了。为大叔的学费，祖父榨光了父亲身上最后一滴油水。卖光了家产也不相信，一次逼得母亲跳河，被邻人捞起救活。说来读者可能不信，在我幼年的几次记忆中，记得有一次祖父拿刀要砍我父母，被邻人拦下，祖父气愤之余生生地把刀砍在门板上，那是1948年的事。几十年后，我问母亲祖父为什么那么凶？母亲说你爹爹（祖父）逼我们为你大叔交学费，她还惊讶地问我怎能记得这事？当时我刚满周岁。其实我记得是还不止这些，我还记得国民党部队从海海战场撤退路过我们村庄的情况；还记得外府奶奶外出逃荒和母亲凄然离别时的情景。
令我不能理解的是：在极为困苦的情况下，父亲遭受到的严重打击首先来自祖父。在大叔大学毕业被安排在民国蚌埠市政府工作不久，祖父提出了分家，把我们一家七口从这个大家庭驱赶出去，理由是他的二儿子挣钱了，不能捆在一起受穷，他全然忘记他的大儿子独立承担家庭重担十几年时间的功劳与苦劳，而他的能挣钱的二儿子却是大儿子培养起来的；他更忘记了战乱对生意人的打击，于他的大儿子而言，战乱期间等于是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鸟，而且没人往笼子里送食。据母亲说，分家后不久赶上过春节，年三十那天，父亲瞅着空空如也的餐桌，哭得跟刘备似的。
1948年，父亲又做了一件最不该干的事，在村子里参选乡民代表。选保长和选乡民代表，是国民党在溃败时为挽回民心做的一次努力，父亲哪里知道这其中的厉害，积极参选并赢得选举，成为乡民代表（俗称保代表）。照母亲的话说，父亲是洋洋得意地抢来一顶坏分子的帽子戴在头上。这顶坏分子的帽子给他带来了一系列厄运，其中包含许多难以言述的苦难。说到坏份子，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了解，那是共和国前三十年中的一个特殊政治名词，它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一起被列为阶级敌人，是被专政对象，在政治上、生活上都饱受摧残，无产阶级的棍子经常无情地打在他们身上。
战乱，分家，坏分子，三个厄运接踵而至，把父亲压得透不过气来。
二
土改中，我家被化成佃中农，也就是下中农。这就产生了一个怪现象，一个出了一个大学生两个高中生还有一个坏份子的家庭居然是贫下中农。说起来这得亏我奶奶，她老人家在家境好的时候拒绝买地，坚持租种地主的地，因此我家的中农成分前面加了一个佃字，成了光荣的被剥削阶级。至于什么原因促使奶奶这样做，已经无法探究了，反正这使得我们免受许多苦难，母亲经常说我们家得了这样一个好成分，全得亏老奶奶。
解放后，父亲在困苦中挣扎，靠借朋友的几块钱，做起了小生意，他时常去蚌埠进货，一根扁担两个箩筐，步行60里路，挑来杂货出售。生意人的精明使我家的日子逐渐好起来，记忆中，故乡的长街上，我家的生意兴旺，许多四乡八邻的农夫都来父亲的店铺买货，这自然会引起一些人的欣慕与嫉妒，埋下了日后倒霉的伏笔。五三年，我因患麻疹在床上躺了三个月，无望的父母，把我摆在冲门位置，等着咽气好下葬。哪知道阎王没点号，我命不该绝，恰巧家乡来了浙江医疗队，就住在我家对面的供销社里。医疗队的人治好了我的病，但之后几年的事情我却记不清了，几乎是一段空白，这空白的记忆一直延续到1956年。记得这年秋季的一个夜晚，父亲独坐在煤油灯下，愁眉苦脸的，母亲在一旁陪伴叹息，三个姐姐也可怜兮兮的样子。原来是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公私合营阶段，父亲的杂货店被并入合作商店，而他因为坏分子的原因被合作商店拒之门外，也就是说，父亲由生意人陡然变成了农民。后来的情况证实，父亲很快地适应了这一角色，成为一个很好的庄稼汉。
由父亲的这段经历可推知，阶级斗争在1956年以前并不残酷，“阶级敌人”们是自由的，因为父亲可以去蚌埠进货，可以在村庄开商店做生意。可后来的情况越来越不容乐观。随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走马灯似的相续成立，又随着大跃进、公共食堂、大炼钢铁、放高产卫星、创亩产万斤记录、旱田改水田、合理密植等一系列新生事物潮水般的涌现，中原农村终于被狂热的洪流冲进大饥馑的死亡漩涡。
记得1960年初的一个黄昏时分，姐姐冒着大雪匆匆来学校找我，我惊讶于姐姐为什么这么晚了还来场部？姐姐说她是来给父亲寄钱的，老家饥荒闹得厉害，活不下去了。她简单地问了我一些情况后，又匆匆地消失在雪花飘落的黑夜之中，她还有15里路要走。我站在路口，看着姐姐渐渐离去的身影，心中不是滋味，不仅仅为姐姐在雪夜中穿过15里的山林路担心，更是担心父亲能挺过来吗？大队上（村里）能让他出来吗？
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我正和几个同学在学校的后山上玩飞爬犁的游戏，所谓飞爬犁，就是把简陋的爬犁放置在缓坡雪道上，人趴在上面让爬犁顺势而下，那飞快的速度，挺刺激的。我玩得正欢，听到有人站在宿舍喊我的名字，便乘着爬犁飞驰下来。
我看见一个人站在宿舍的山墙边朝我笑，那张开的大嘴里连一颗牙都没有，再看看那脸，刀削一样的瘦，黄蜡黄蜡的，连菜色都谈不上，可面容却依稀熟悉。我盯着陌生人不放，想拾起脑际中的印象，判断他是何人？在我疑惑不定的时候，父亲喊了我的名字，我才知道这是我日夜牵挂的父亲。分别仅仅七个月，父亲面目全非，如同一具活动的尸体，我泪水刷刷而下。父亲用手摸摸我的棉袄，又弯下腰摸摸我的胶焐拉，问我冷不冷。我说不冷，父亲露出似信似疑的神色。
这日，父亲在我们学校食堂吃晚饭。用霉小麦粉做的馒头有一种怪味，我们都不愿吃，可父亲吃得很香，像没有咽喉似的往肚里咽。他吃了四个馒头还没吃饱，问我还能不能要。我去窗口问炊事员，炊事员又给了几个，父亲又吃了两个，然后把剩下的两个装进了口袋。回到宿舍不久，他坐在炕上又把剩下的两个也吃了。（注：之所以是霉面粉，是因为当时农场人员都是刚从部队转业的人，不懂保管粮食，致使麦子发霉。）
第二天，我请假送父亲回家。十五里冰雪山原路成为我们谈话的好场所，这儿没人能听见我们说什么。父亲向我叙说了大饥馑的可怕情景，听得我毛骨悚然。父亲还说，接到你姐姐寄来的钱，他担心走不掉，可大队上却网开一面，说能逃命你就逃命吧。
姐姐把父亲到来的消息告知生产队（当然没说父亲的坏分子身份），队长喜形于色，说这下可好了，让大爷去种菜吧，正好我们这儿没人会种，给多少工资再研究。姐姐回来和父亲说，父亲高兴得不得了，逃了命，又当上了农场工人，做梦也没想到的。
哪知道好景不长，1960年的四月底。父亲在姐姐的陪同下又来到分厂小学，姐姐告诉我，家乡的县政府来了公函，说父亲是逃亡的坏份子，让农场将他遣送回老家。听得这不啻于晴天霹雳的消息，我目瞪口呆，心想完了，父亲又得回去受罪。姐姐又说分场的保卫干事是她的战友，碍于情面不愿派人遣送，只是让父亲离开农场到其他地方谋生。姐姐说这个时候乌苏里江还没完全开冻，轮船不能通航，只能去东安镇等待头班轮船。
父亲离开四分厂的时候，我伤心得不得了，人生地不熟的，哪儿能够安身呢，会不会再次被遣返？父亲是搭乘场部的运输车走的，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因为要上课。之后，同学们问我父亲为什么要走，我也不能说真话，生怕受到歧视。
我曾问父亲，大队上不是放你出来了吗，为什么县上又来公函？父亲说这可能有人捣鬼，告到县上的，还说十有八九是我家的一个邻居。当时我挺愤恨的，不理解有的人为什么这样坏？损人不利己的事也会干。现在想想释然了，世上的人群，好的坏的都有，坏人作祟好人受难的事天天都在发生，要不然世界怎么会多姿多彩呢？善恶有报是天理，有人不信，我却深信不疑，亏欠的总是要还的，此生不还来生还，这代不还下代还，这是我六十年生涯验证出的真理，可有人却把这样重要的真理视为儿戏，以至于酿出许多悲剧来。
父亲走后不到两个月，姐姐姐夫被调离北大荒，分配到更加荒远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经过将近两个月的颠簸，最终落户在牙克石农场。这年秋季，父亲也从黑龙江来到内蒙，结束了将近半年的流浪生活。他说他在依兰县的一个储木厂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个储木厂也因大跃进的狂潮退落而被撤销。临近冬季，突然失去着落，心情何等的慌乱！合该天不绝人，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父亲接到了在宿县工作的小女儿的来信，得知二姐已到牙克石，就奔赴而来，这也应了好人一生平安的老话，好人虽有磨难，但不会被磨难吞噬。
由于故乡没人知道二姐的新地址，又由于内蒙人员奇缺，不得不招收许多所谓身份复杂的人，父亲得以在此定居下来。起先在学校食堂当炊事员，之后又在另一个叫免渡河农场的场部当食堂管理员（就是司务长）。父亲之所以能当管理员，是因为农牧场达斡尔族的老场长一次问会不会写字？父亲说会，场长就让父亲给他抄写一份报告。场长见了父亲抄写的报告大吃一惊，因为父亲写得一手好字，解放初期经营杂货铺的那几年，每逢春节就写春联出售，在内蒙古这样荒凉的地方，写出父亲这样好字的人寥若晨星。老场长没把惊奇埋在心底，之后不久，他下令调身为临时工的父亲到食堂当总管，管起了百十号人的饮食，父亲没有辜负老场长的希望，厂部食堂被他管理得井然有序，屡屡受到表扬。
父亲开始了在共和国时期最为顺利的时光，可这好时光并没多久便嘎然而止，延续了不到二年的时间。1963年，盟农牧局决定转正一批临时工，不能转正的予于辞退。50岁的父亲由于年龄超过42岁的年龄上限，无法转为正式工而被辞退。
被辞退后的父亲失去了任何重新工作的可能，但他又不愿在家吃闲饭，于是便自个儿找事做一些季节性的短工。五月份，他上山挖芍药根，那时候，大兴安岭山坡上充满诗意，每到四月底都到处开满的芍药花，数量之多，令人感慨。一个多月时间，父亲一共挖了几百斤，运到免渡河镇出售。
七月份，父亲又花了80元钱买了一把俄罗斯大扇刀，到煤莓饶沟草甸子去打牧草。打牧草分三个阶段，割草——晾晒——堆垛。堆了垛的牧草卖给农牧场。父亲在草甸子打草期间，我去看望过一次，见父亲居住在一个简陋的的马架子里面，旁边有几块砖支起一个小锅，马架子搭建在一条河流旁边，河流弯弯曲曲的，河畔水草丰盛，不远处有许多草垛子，那是父亲堆起来的干牧草，地远处是高高的大兴安岭，兴安岭坡势和缓，一如慈祥老人。当时给我的印象是：父亲的栖居地有点像俄罗斯油画，山原、草甸、马架、草垛、河流、遍地的野花构成了一副优美的图画。
这年年底，半平反的右派哥哥担起了做儿子的责任，他觉得父母不应当继续生活在荒凉严寒的内蒙，经过多方周旋，将父母接回六安，父母也将我带回，哥哥又四处托人为我找到一份在国营厂的正式工作。在这之前，小姐在哥哥的帮助下已调到六安；不久，内蒙的二姐也在哥哥的帮助下调到六安，始于大饥馑的散居日子终于结束了。
三
从火葬场回来，我和妻子看着空荡的住房，不由得泪流满面。虽然我们都在往知天命的岁数上去，可在心理上，我们仍然视父亲为依靠，觉得家有老人是莫大的幸福，因为遇事可以咨询，一如庙堂里的高僧。
这期间，我正在经历一段虽有建树但漂泊不定的生活。漂泊中的起伏不定和肩上养育妻儿的责任使我感受非常，由此更加怀念父亲，也产生了深深的自责。这自责源于遇到困难时，总希望有人关切甚至是援助之手，而这希望往往以失望而告终，致使心灵上留下凄凉的创伤，久久不能抚平。
父亲属于民国一代，至死也没能适应共和国的生存法则，致使他吃了太多的苦、遭受了太多的磨难。当我跪在父亲的遗体前流泪的刹那，我猛然察觉我是多么的粗心，没能够设身处地的了解父亲在遭受一系列苦难时的悲伤心灵，而这一系列苦难的每一次都足以把一个人压垮、击碎、碾为齑粉：
面对饿殍遍地，只能靠晒干的苋菜充饥，照父亲的话说，如果二女儿寄来的钱再晚三天收到，他就挺不过去了。那是怎样的绝望和恐惧，几十时间里我都没想过这一点，如果我处于那种绝境会做如何想？
被859农场驱逐后，前途茫然，不知何处可以落脚安身，好不容易在黑龙江依兰县储木厂找到一个容身之地，偏偏在严冬即将来临之际，储木厂突然解体，户籍下的中国，何处是一个难民的安身之地，弄不会被冻死在路旁村头，这是怎样的无助和凄凉？
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非常留念兴安岭山坡上盛开的芍药花和莓饶沟优美的风光，直到这时我才猛然想起，那诗意的画面不属于父亲，属于父亲的只是劳累和担忧。芍药根深深地埋在盘根错节的草根下，不出大力挖不出来，一个五十岁的人，要花怎样力气才能把药根挖出来？听母亲说，父亲的手磨出许多血泡，更何况吃一块干饼掬一口河水的饮食构成了全部的营养主体；还有，那在草甸上临时搭建的马架能遮风避雨吗？遇上阴雨天岂不要整夜整夜地坐着，更不要说挥动那
这一切可怕的境地，我居然连想也没有想过，直到面对父亲的遗体才猛地醒悟其中的苦楚。我是一个合格的儿子吗？显然不是。为此我内疚了很长一段时间，常常自言自语：我还能为父亲沏一碗茶水吗？还能帮父亲弹去身上的浮灰吗？不能了，一切都成为过去。我深切地体会到子欲孝而慈见背的悲哀。
一切都成为过去，我所能做的只是不能让父亲失望了。
父亲至死没依靠子女生活，始终靠双手养活自己和母亲，勤劳自力到78岁，这是父亲留给我的丰厚遗产，我一直铭记在心并认真地实践着。
自父亲去世后，每当我做一件事行一步路，总觉得父亲在天上注视着我、警戒我，使我不敢懈怠、不敢狂妄、不敢有良心的亏欠，永远记住自己平民百姓的身份，进而关怀体贴平民。我认为我做到了，因为我写的每一部书主角都是平民，希望通过这些主角的人性光辉来唤起人们对平民的同情和支持。我想这是纪念父亲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