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改写人类外科历史的黑人木匠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这篇文章。自从看到它，我就想“据为己有”且“与人分享”。因为我被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维维安·托马斯（Vivien Thomas） ----一个立志成为医生却最终没有实现的黑人青年的励志、钻研、奉献、成功以及名垂青史的璀璨一生所感动。
有人说，华人都是种族歧视者。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任何一个种族都有好人与坏人，英雄与败类之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绝大多数华人都做得相当不错。人们是有眼睛的，千万不要低估了大众的识别能力。绝大多数人真正反对的是打着种族旗号却干着种族歧视勾当的反人类的败类。现在的本·卡森就是一个很令人敬佩和有好感的黑人医生。
2016年11月18日上午，举世闻名的心脏外科医生丹顿·库利（Dr. Denton Cooley）在休斯敦的家中去世，享年96岁。随即，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等各大媒体都在头条发布了这一消息。下午，当时还健在的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发表了特别声明深表哀悼。
库利医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心脏外科医生。他和他的团队共完成11.8万例开胸手术，超过世界上任何手术团队。
丹顿·库利医生
1968年，库利医生完成了美国首例人类心脏移植手术。1969年，他又完成了首例人造心脏的移植。经他改进的人工瓣膜技术，使心脏瓣膜疾病的死亡率从70%下降到8%。1998年，库利医生被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授予国家勋章。他与另一位心血管外科巨擘迈克尔·德巴基（Michael DeBakey）的世纪恩怨则多次登上各种杂志包括时代周刊的封面。
库利医生的时间是以秒为单位来安排的，他的时间已经预约到了几年之后。但是当《华盛顿人》（The Washingtonian）的专栏作家问他是如何将心脏外科手术演绎到登峰造极的境界的时候，他却对作家说，你随时都可以过来聊聊，不需要预约。库利医生告诉作家：“我要和你讲述一个人的故事。提起他的名字，世界上最忙的心外科医生都会停下来聊几个小时。他就是维维安·托马斯（Vivien Thomas）。我之所以可以达到今天的高度，完全得益于维维安。他是如此聪明，他的手术技艺如此精湛，他化繁为简，他设定了心外科的金标准。遗憾的是，维维安从来没有给病人做过手术，因为他不是一名医生。” 库利医生所说的维维安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时间要退回到四十年代初期。
1941年，丹顿·库利和维维安·托马斯几乎同时来到了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库利开始攻读医学学位，而维维安·托马斯则是外科医生阿尔弗雷德·布拉洛克（Alfred Blalock）的实验室技术员。当时，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黑人职工全都是清洁工。因此，穿着白大褂在医院走廊上穿行的黑人维维安就赢得了很高的回头率。
左：Alfred Blalock；右：Vivien Thomas
法乐氏四联症（Tetralogy of Fallot），是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蓝婴综合症的一种。因为心脏缺陷而不能把血输送到肺里，导致动脉血含氧量低，患儿皮肤常呈蓝紫色。严重的患儿极为羸弱，通常早小小年纪就会夭折。
库利当时还是一名实习医生，他清楚地记得，那是1944年11月的一个早晨， 布拉洛克医生在为一个叫艾琳（Eileen）的蓝婴综合症患儿做心脏手术。手术室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当血管夹松开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孩子的肤色逐渐由蓝变粉，手术成功了！维维安从始至终都站在布拉洛克医生右面的小凳子上，指导了手术的每一步。
“维维安·托马斯在狗的身上做了无数次实验，摸索出手术的每一个步骤，然后 布拉洛克医生才能得以成功完成第一例蓝婴手术。从那时起，心脏外科开始了全新的篇章。”
1930年，19岁的维维安·托马斯是个木匠学徒。他的人生目标很明确，先考入田纳西州立大学 ，然后去上医学院。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经济大萧条使维维安不仅失去了木匠工作，银行存款也归于零，他不得不推迟想上大学的计划。
维维安·托马斯
通过一位在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工作的朋友，维维安得知一名名叫阿尔弗雷德·布拉洛克（Alfred Blalock）的年轻医生正在招聘一个实验室技术员，不过维维安的朋友同时也警告他说，你要考虑清楚，这个老板很严厉。对维维安来说，严厉不严厉已经无所谓了，有工资就可以。
1930年2月10日，维维安走进了布拉洛克医生的实验室。不久，医生出现了，他一只手拿着可乐，另一只手拿着乌木烟嘴。布拉洛克医生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分裂出去的美利坚联盟国唯一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的远房亲戚，所以布拉洛克算是个南方白人贵族。当年的布拉洛克刚 刚三十岁，风华正茂、事业有成。按照维维安 的说法：“这个人非常清楚他的一生要干什么”。
阿尔弗莱德·布莱洛克医生
布拉洛克医生带着维维安在实验室里转了一圈。从来没有进过实验室的维维安充满了好奇感，他不但想知道他将做什么，他还想知道为什么做和怎么做。最后，他们俩面对面地坐在实验室的凳子上，都很明白各自的需要：维维安需要挣钱攒学费；而布拉洛克医生则急需有人帮助他完成有关休克的实验。
作为曾经的木匠，维维安极具天分。他在三天之内就学会了实验室的所有技能，包括给狗实施麻醉和动脉穿刺。一个月后，他已经可以自己设计实验做各种复杂的手术操作。当然，他也有犯错的时候。那次布拉洛克医生暴跳如雷，维维安说你把工资付清，我马上走人。最后布拉洛克医生道了歉，从此两个人以互相尊重的方式在一起工作了34年。
作为一个医学科学家，布拉洛克医生善于思考并提出问题；作为一个实践者，维维安则总能以最简单的方式找到答案。
数年之内，他们一起阐明了失血性休克的发生机制比如血容量减少和液体丢失。布拉洛克医生还提出了输入大量血液和血浆在休克治疗中的应用。他们一起改写了休克生理学。
所有这些成就都发生在实验室内，实验室外面依然萧条。满大街都是找工作的人，维维安知道自己正在离想上医学院的梦想渐行渐远。他和布拉洛克医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明白即使有一天可以负担得起大学费用，医学院也似乎遥不可及。是啊，能生存就已经不错了，他决定安心工作。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白天读医学教科书，晚上做实验， 没有加班费，也没有晋升或获得认可的机会，但至少可以生存下来。在实验室博士后约瑟夫·比尔德（Joseph Beard）医生的指导下，维维安逐步掌握了解剖学和生理学，并全身心投入了到了通宵达旦的研究中。
每天下午5点，当其他人都离开时，维维安和“教授”（维维安对布拉洛克医生的称呼）才开始准备他们的通宵工作：维维安安装范斯莱克机，用于测量血氧，布拉洛克医生则用虹吸管从他藏在实验室储藏室的小桶里吸出一些威士忌（大萧条时期禁酒）。当他们通宵观察休克实验时，他们俩会喝点威士忌和可乐放松一下。
布莱洛克医生和维维安都清楚当时南方的社会规范和传统。1930年，在实验室里，他们可以一起喝酒聊天，在实验室以外却不能。那是一条没有人会越过的红线。如果布莱洛克医生举办晚宴或聚会，维维安就只能以服务员或打杂的身份参加。
在实验室里，两人的合作近乎完美。维维安用灵巧的双手将布莱洛克医生的想法变成了优雅而详尽的实验。到了1935年，虽然有一些科学家开始重新考虑休克的成因和生理学，但是除了布莱洛克医生外，没有人能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没有人收集过如此大量的关于出血性和创伤性休克的数据，没有人能够如此简单地解释这种复杂的现象，也没有人有维维安 这样的天才为他工作。
在布莱洛克医生实验室工作的四年中，虽然维维安没有MD或者PhD的学位，但他的工作相当于资深博后。有一天，他跟一位黑人同事讨论工资时，才发现他的正式职称居然是：清洁工。他感到震惊，随即找到布莱洛克医生说：“教授，您应该任命我为技术员，这样我的工资就会比清洁工高。” 布莱洛克医生答应过问此事。发薪日，他们收到了加薪的通知，但不知道是因为维维安被升为技术员了，还是因为布莱洛克医生的要求给涨了工资。
在维维安看来，黑人的抗争可能是危险的。维维安的哥哥哈罗德·托玛斯曾在Nashville任教。他起诉了教育委员会有基于种族的薪资歧视。虽然最终哈罗德赢得了诉讼，但是他却丢了工作。所以，维维安学会了如何避免麻烦，同时他也有家庭责任要考虑。1933年底，他与一位来自乔治亚州梅肯的年轻女子结婚。次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第二个女儿于1938年出生。
1937年底，底特律亨利·福特医院（Henry Ford Hospital）邀请布莱洛克医生担任的科主任一职。作为首席外科医生，他将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整个外科并扩展他的科研领域。但是，当布力洛克医生告诉亨利·福特医院，接受这个职位的条件是必须带着维维安入职时，对方的回答是No，因为医院禁止雇用黑人的政策不可更改。于是，布莱洛克医生礼貌地拒绝了这个职位，他说维维安·托玛斯作为他的助手的政策也不可更改的。
1940年，布莱洛克医生已经从美国年轻的外科医生中脱颖而出，一骑绝尘。此时，他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邀请他担任首席外科医生。布莱洛克医生希望维维安跟他一起去巴尔的摩，维维安答应考虑一下。对布莱洛克医生来说，虽然霍普金斯医院开出的年薪较低，但这个平台会给他带来威望和独立性。对时年29岁的维维安及其家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将远走他乡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切都是未知数，维维安决定与布莱洛克医生一起到霍普金斯“碰碰运气”。
布莱洛克医生和维维安来到了霍普金斯，带来了通过补液治疗休克的方案，挽救了成千上万在二战中受伤的士兵，带来了足以改变血管外科的专长。他们还带来了五只狗，它们的心脏模型帮助人类找到了曾经视为无解的问题的答案。
1941年，当布莱洛克医生带着维维安到巴尔的摩上任时，医院里大多数人都怀疑这个长着娃娃脸的教授能否管理好一个系。人们觉得他并不像推荐信中描述的那样无所不能，而且他还带了一个有色人种，一个没有医学学历的黑人来管理他的实验室。
走在霍普金斯昏暗的走廊上，看着剥落的墙壁绿漆和裸露的水泥地板，呼吸着老旧闭塞的房间里的霉味，维维安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他想要回老家重操旧业当木匠。
巴尔的摩的物价比他想象的贵很多。即使工资提高了20％，维维安一家的生活也难以维持。而工资是来之前就谈好的，不可能更改了。布莱洛克医生建议，也许维维安的妻子可以找一份工作来补贴家用。维维安极为愤怒，他回敬到：“我打算让我妻子照顾我们的孩子们，而且我认为我有能力独自养家，除非我选错了工作。”
维维安一家
布莱洛克虽然是著名的外科医生，但并不富有。他向好朋友沃尔特·丹迪医生求助。丹迪医生是霍普金斯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和教授，在全世界享有盛誉，被誉为神经外科的奠基人，而且以慷慨大方而闻名。丹迪医生马上写了一张支票给系里，告诉管理人员专款专用给维维安发工资。他说，“我们要把世界上最好的技术员留在霍普金斯”。
终于可以安心工作的维维安开始订购外科器械，清扫实验室，粉刷墙壁。从实验室到布莱洛克医生的办公室需要经过校园，一个黑人穿着白大褂在校园里穿行引起了巨大轰动。要知道，当时霍普金斯医院的规定政策是，来医院看病的黑人患者只能走后面的一个小门，并且只能用分开的厕所。
迫于舆论压力，维维安只好穿着便装上班，然后换上实验室的白大褂。而在实验室里，维维安的技能精湛无比，令同事们叹为观止。
1943年的一个早晨，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改变了外科学甚至医学的历史。提出问题的是心内科专家海伦·陶西格（Helen Taussig）医生。陶西格医生找到布莱洛克和维维安，讲述她的临床经历：有的婴儿在一出生就非常虚弱并逐渐出现紫绀，成为蓝婴，或早或晚他们都在几年内死去。陶西格医生认为肯定有一种方法可以改变血管路径来增加肺部的供血量。
海伦·陶西格医生
心有灵犀的布莱洛克教授和维维安沉默片刻，他们以前的一个实验也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6年以前，他们曾试图将一支动脉吻合到肺动脉来增加肺的供血量，动物模型并没有产生预期的肺动脉高压，“也许”可以解决这个蓝婴问题。
法乐氏四联症心脏
A，肺动脉狭窄；B，主动脉骑跨；C，室间隔缺损；D，右心室肥大
光说“也许”是远远不够的。首先，维维安必须建立法乐氏四联症的动物模型，然后才能检验其“改变更换血管路径”的有效性。他先去了收藏有大量先天性缺陷的心脏的病理解剖室，在那里他看遍了所有的心脏标本。法乐氏四联症的心脏结构极为复杂，维维安认为最多只能模拟其中两个缺陷。他找到布莱洛克教授说：“以前从来没有人研究过这么复杂的心脏缺陷，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麻烦，是否可以换个别的课题？”
教授回答：“所有的简单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陶西格医生的蓝婴问题是在1943年提出的，那时候布莱洛克医生和维维安正忙着做军队的休克课题，所以他们断断续续地做了一些工作。维维安着手建立蓝婴动物模型来回答两个问题：以前的实验是否可以缓解紫绀？术后动物能否存活？
第一只手术成功的狗Anna
接下去，在近两年的实验室工作中，大约有200只狗成为了试验品。其中一只叫安娜的狗，成为该手术的第一个长期幸存者，术后活了大约14年才因衰老去世。有关安娜的故事在1950年拍成电影短片并在马里兰州的各个学校播放。安娜也因此而成为唯一一只成功地把自己的肖像挂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墙上的动物。
当维维安的狗模型接近尾声几近成功的时候，一个名叫艾琳·萨克森（Eileen Saxon）的羸弱且浑身紫绀的婴儿躺在儿童病房的氧气箱中。即使躺着不动，这个九磅重的女孩的皮肤也呈深蓝色，她的嘴唇和指甲则是紫色。
第一例接受手术的蓝婴Eileen Saxon
布莱洛克医生告诉艾琳的父母，我们将进行一项心脏手术来把更多的血液输送到艾琳的肺部。这个前无古人的手术，可能让布莱洛克医生一夜之间举世闻名，也可能让他身败名裂。但是他相信维维安，决定放手一搏。
终于，法乐四联症手术从实验室转移到了手术室。由于没有足够小的工具可以用来刺穿婴儿的动脉，维维安从实验室拿来针头，用衣夹将其固定在工具尾端。所有的手术器械包括夹子、镊子、直角钩和动脉缝线，都是由维维安设计然后从实验室拿来的。
维维安·托马斯设计的手术器械之一
1944年11月29日早上，一切准备就绪，但是当手术就要开始时，维维安却不见了。“我不认为我有资格去。” 维维安在前一天下午对一位技术员说。“我可能会让教授感到紧张，他可能会让我感到更紧张！”但是布莱洛克医生坚决要求维维安在场，不是在走廊旁观，不是站在住院总医师威廉·朗米尔（William Longmire）或实习生丹顿·库利（Denton Cooley）的旁边，也不是在观察艾琳反应的陶西格医生旁边，而是站在主刀的他自己的肘边的高凳上，指导手术的全过程。毕竟，维维安做了近200只狗的手术，布莱洛克医生仅做过一次，还是给维维安当助手。
艾琳的胸膛被切开，她的血管甚至比用于实验的动物的血管的一半还要小，而且浓稠的“蓝色”血液使视野极为模糊。当布莱洛克医生找到肺动脉和锁骨下动脉（他准备吻合的两条血管）时，他转向维维安问：“锁骨下动脉一旦切开并吻合，血液就会到达肺部吗？”维维安说：“会的。”
布莱洛克医生的手术刀迅速切开了肺动脉，跟锁骨下动脉吻合。“切口足够长吗？”他问维维安。“是的，教授。”
“维维安，这样可以吗？” “这两个切口足够近吗?” 布莱洛克医生边做边问，维维安边看边回答。
在这样的小的动脉做手术中，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缝合线的方向也影响到血管是否能正常愈合。如果布莱洛克医生沿错误的方向开始缝合，维维安就会提醒他：“另一个方向，教授。”
最终，当血管夹松开，血液开始流动，艾琳的肤色逐渐变粉。
维维安回忆说，“你也许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变化。这是一个奇迹。”
这个手术被命名为布莱洛克-陶西格分流术，托马斯没有得到他应该分享的荣誉。
几乎就在一夜之间，706号手术室成了“心脏室”，数十名蓝婴病人及其父母从美国各地，甚至从国外来到霍普金斯医院，病房的第七层已经住不下，他们住到了第六层。第二年，布莱洛克和朗米尔医师几乎每天都在做法乐氏四联症手术，一个接着一个。那些以前羸弱到从来没能坐直过的孩子，手术后开始扶着小床行走，最后都成为粉嘟嘟的健康的婴儿。
艾琳的手术成功标志着现代心脏外科手术的开始。每天都有蓝婴病人远道而来。当时的霍普金斯医院没有心脏病房，没有导管检查实验室，没有先进的血液研究仪器。他们只有维维安每天在实验室和病房之间奔走着。
每天早晨7:30，手术便开始了，布莱洛克医生总是说：“维维安，如果我哪里操作有误，你要赶紧提示我。”如果有人在手术时站到了靠近他右肩的地方，他会说：“请挪一下，只有维维安才能站在那里。”
手术时，维维安站在布莱洛克医生旁边指导手术，手术结束之后，他奔向病房，在那里采集下一个患儿的动脉血样，前往实验室开始进行血氧分析，然后回到手术室，开始下一台手术。他就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奔走。
Vivien Thomas 在指导手术（1945年）
从世界各地来进修的心外科医生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在心脏科巨擘布莱洛克医生的身旁，站着一个不是MD也从来没有接触过病人的黑人，而心外大咖却一直向这位黑人请教。参与了第一个蓝婴手术，后来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院大外科主任的威廉·朗米尔教授说：“只有维维安 能回答教授提出的这些技术问题。教授正在开拓全新的领域，除了维维安，没人知道该怎么做。”
“这是一个信任的问题。” 师从维维安，后来成为霍普金斯医院大外科主任的亚历克斯·哈勒医生说。“如果布莱洛克医生不信任维维安，就不会有治疗法乐四联症的手术。没有人会轻易打开病人的心脏。”
1964年，离开霍普金斯成为杜克大学外科系主任的大卫·萨比斯顿（David Sabiston）医生说：“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尊重维维安。布莱洛克教授对我们说，维维安的话就相当于我的话，你们要认认真真跟着他学习。”
参与第一个蓝婴手术，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的丹顿·库利（Denton Cooley）医生说：“布莱洛克医生是一位伟大的医学科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业界领袖，但他不是一个技艺出神入化的外科医生。但维维安是，而且最终成为了心脏外科的金标准。”
布莱洛克医生的学生，包括住院医和专培医生，都被称为Blalock’s boys。这些学生从维维安那里学到了被称为“Old Hands”的血管外科精髓，即Thomas’s Making。维维安 把布莱洛克医生的想法变成了现实，并且优化了整个手术过程，也许谈不上后无来者，但绝对是前无古人的。
从一开始，阿尔弗莱德·布莱洛克和维维安·托马斯的名字就交织在了一起，他们共同培养了众多心外科主任和实验室管理人员。
三十多年来，布莱洛克声名鹊起，培养了无数门生，最终登上业界巅峰成为心脏外科的王者。
而维维安·托马斯似乎始终没有什么改变。
到了1950年，也就是第一例蓝婴手术后的第六年，他们共完成了1000例蓝婴手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著名画家优素福·卡什（Yousuf Karsh）为布莱洛克画了一幅纪念肖像。人们在布莱洛克家里举行盛大聚会，打开多年珍藏的威士忌，彻夜庆祝。而维维安·托马斯没有被邀请。
1960年，布莱洛克在巴尔的摩的南部饭店庆祝自己的60岁生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500位嘉宾参加。维维安也不在受邀之列。这都是因为显而易见的肤色原因。
维维安·托马斯对心脏外科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大血管移位手术。凭借一己之力，他独自完成了实验设计和操作。这个称为动脉分隔术的手术，现在比较常见，但在当时是一种复杂的手术，属于禁区之一。
维维安用狗的模型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改善大血管移位的患者的血液循环。实验成功以后，他把教授请来。布莱洛克医生仔细检查了狗的心脏，指尖在主动脉隔缺损愈合的地方移动。心脏内部的缺陷已经完全愈合，看不到缝合线，缺陷的边缘光滑且被内膜覆盖。心脏的外部，是整齐的缝线，那是唯一的手术痕迹。
布莱洛克沉默良久，问：“维维安，确定是你做的？”
维维安点点头。
布莱洛克由衷地赞叹到：“这简直可以媲美上帝的杰作！”
直到1964年布莱洛克医生退休之前，两人始终精诚合作，相得益彰：布莱洛克医生有想法，维维安把想法变成现实；布莱洛克医生照看病人，维维安管理实验室。
50年代初，由于健康状况的缘故，布莱洛克医生决定将心肺机的研制工作交给他的两位得意门生亨利·班森（Henry Bahnson）医生和弗兰克·斯宾塞（Frank Spencer）医生。但是纵横心外15年、独领风骚的布卢骆克医生很难真正地袖手旁观。50年代末，当几个课题失败时，他大为恼火，他对维维安说， “我可能真的老了。” 自然规律无法抗拒，布莱洛克医生已经60岁了，夫人刚刚去世。而当时的维维安才49岁。
布莱洛克一生成就斐然。1955年，他当选为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医学委员会主席。他一生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应邀举行了40多次名誉讲座，获得9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43个协会的成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1954年，他与罗伯特·格罗斯（Robert Gross）、海伦·陶西格（Helen·Taussig）一起获得了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以表彰他对心血管外科手术和知识的杰出贡献。他获得多次诺贝尔奖提名，还获得了法国骑士荣誉勋章、Passano奖,、Matas 奖,、Henry Jacob Bigelow 勋章。霍普金斯医院的阿尔弗莱德·布莱洛克临床科学大楼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1964年，布莱洛克教授决定退休。在他退休几周前的一天与维维安又坐在了实验室的凳子上，就像他们相遇的第一天那样，面对面地坐着。维维安首先打破沉默：“教授，我知道您退休后，会有无数的医院争着聘请您。这次，请不要像以前一样考虑我。”
“谢谢你，维维安”。教授说他也没想好退休做什么去哪里。“我退休后，如果你不想留在霍普金斯，你的名字就是去任何一个地方的通行证。”
“谢谢您，教授。” 维维安笑了笑，“但是我呆在这里已经很久了，我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了。”教授的嘴角动了动，没说什么。但维维安知道教授很满意他的回答。
在完成最后一个研究项目后，他们最后一次前往“心脏室”----早已不是早期的706室，而是焕然一新的大楼，以阿尔弗莱德·布莱洛克的名字命名。教授收到无数捐款，旧的设备也已被最先进的研究设施所取代。
当时，布莱洛克医生已经罹患晚期输尿管癌。由于进行椎间盘手术而戴了固定后背的支撑架，他的腰几乎弯到了45度。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白发苍苍的教授，一个在后面慢慢地推着轮椅的高大英俊的黑人，就这样，他们走过Alfred Blalock临床科学大楼的七楼走廊。在他们从走廊来到圆形大厅（布莱洛克的画像悬挂在那里）的出口之前，教授要求停下来，他倔强地从轮椅上起身自己走。维维安后来回忆说：“看到他无法直立，我问他是否要我陪他到医院门口。他说不要。他的腰弯得的厉害，显然很痛苦，我看着他弓着腰，慢慢消失在出口。”
1964年9月15日，在心脏外科开疆拓土的先驱，伟大的医学家Alfred Blalock教授，与世长辞，享年65岁。在弥留之际，教授说：“我这一生是一段成功的旅程。但是也有遗憾，我最遗憾的是没有把维维安送到大学读书，读医学院，让他成为一名医生。”
教授去世以后，维维安继续执掌心脏外科实验室，培养临床和基础医学的人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些“Old Hands Club”的成员，时不时会有人回到霍普金斯医院来看望维维安。突然有一天，所有的人从美国各地赶来，那天是1971年2月27日。
这些人里包括：
德州心脏研究所创始人和贝勒医学院教授，心外科一代宗师Denton Cooley教授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院大外科主任William Longmire教授
杜克大学大外科主任David Sabiston教授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大外科主任Alex Haller教授
匹茨堡大学大外科主任 Henry Bahnson教授
纽约大学大外科主任 Frank Spencer教授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小儿外科主任Rowena Spencer教授
这些年来，维维安和教授一起培养了几十名住院总医师，10名系主任，9名科室主任，和无数进修医生。他们这次回来的目的，是参加维维安·托马斯画像的揭幕仪式。这些人捐款集资， 请著名画家鲍勃·吉（Bob Gee）完成了画像。
从1930年到1971年，整整41年了，这是维维安·托马斯第一次站到了舞台的中央。
在大厅里，维维安的画像悬挂在布莱洛克教授的画像对面。维维安完全不知道他的画像已经完成，更没有料到他的画像就挂在教授的对面。他略带腼腆地说，“今天，我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同时也感到有点骄傲。”他面带微笑，而画像中戴眼镜的他却有些严肃。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院长罗素·尼尔森（Russell Nelson）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学位、文凭和证书，但没有什么比得到同行的认可更为重要。”
鉴于维维安·托马斯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对医学的杰出贡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决定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由于美国对医学学位的要求极为严格，而他连本科学位都没有，最后他被授予了名誉法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Laws），而不是医学博士学位。1976年5月21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史蒂文·穆勒（Steven Muller）与著名心脏内科医生拉斯克奖获得者海伦·陶西格（Helen Taussig）为维维安颁发了荣誉学位证书。
其实，这些名誉对于维维安来说已是无足轻重。看着那些曾经频临死亡的孩子们经过手术治疗后在茵茵绿草之上玩橄榄球、踢足球、打棒球的时候，那才是他人生最大的慰藉。但是，至少，他在美国各地的学生，他的霍普金斯医院的同事，终于可以叫他一声“Dr. Thomas”，即使是法学博士。
Dr. 托马斯在霍普金斯医院工作了37年之后，终于在退休前被任命为外科讲师。1979年，Dr. 托马斯从医院正式退休。由于没有医学学位，他一生都没有资格为病人做手术。
1985年11月26日，在与胰腺癌斗争了6年之后，Dr. 托马斯与世长辞。两天之后，他的自传《Pioneering Research in Surgical Shock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Vivien Thomas and His Work With Alfred Blalock》正式开始印刷。
Vivien Thomas的名字在心脏外科圈里如雷贯耳，但是在圈外知者寥寥。在他去世的当天，The Washingtonian专栏作家Katie McCabe得知了他的传奇人生，极为震惊。她采访了多位Old Hands成员，于1989年发表传记文学《上帝的杰作》（Like something the Lord made又被译为《神迹》），引起轰动。该文章获得了1990年国家杂志长篇小说奖，并激励电影制片人Andrea Kalin制作了PBS纪录片《心脏的伙伴》。该纪录片于2003年在PBS的《American Experience》栏目播出，于2004年获得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组织的Erik Barnouw最佳历史纪录片奖。
2004年秋天，巴尔的摩市公立学校系统建立了Vivien T. Thomas医学艺术学院。
2005年7月，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开始将一年级新生分为四个班级管理。每个班级都以一名对医学史有产生重大影响的著名的霍普金斯大学员工的名字命名，包括：海伦·陶西格（小儿心脏内科，拉斯克奖）、佛罗伦萨·萨宾（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位女教授，拉斯克奖）、丹尼尔·纳特汉斯（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和维维安·托马斯（（心脏外科先驱，讲师），排名不分先后。
多年以来，有无数文章和书籍发表文章纪念薇薇安·托马斯，阿尔弗莱德·布莱洛克和海伦·陶西格。心脏外科领域的大咖们建议将布莱洛克-陶西格分流术改称为布莱洛克-陶西格-托马斯分流术。2018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庆祝建院125周年的时候，在展厅正中央的大屏幕上显示了这些年来的风云人物，维维安·托马斯就是是其中之一。
2019年8月的一个清晨，一位古稀老人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进霍普金斯医院小儿心脏外科中心。当他告诉接待人员他是第44号蓝婴时，人们惊讶得无以形容。
“天哪，您就是活生生的历史！”所有人都过来与他拥抱，有的人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他说，“我叫休·迈克尔·伊登本，今年76岁了。我在爱荷华州出生后不久，逐渐出现紫绀。医生告诉我父母，这是法乐四联症，一种不治之症。一般2-3岁开始卧床，5-6岁就会去世。我的母亲没有放弃希望。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一本杂志上看到霍普金斯医院可以做一种手术来治疗这种疾病。于是，我的父母带着一线希望来到巴尔的摩。1945年10月2日，我2岁零7个月的时候，布莱洛克医生为我做了手术。我的病历号是Blue Baby #44。”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院长Redonda Miller问休，是什么促使他回来看大家时，他说：“我是一个商人，多年来，在经营业务的同时，我还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先心病患儿的志愿者。我今天回到霍普金斯，第一想看一下Dome里耶稣的雕像，706室就在那个楼里；第二我想看一下Dr. Thomas的画像，是他拯救了我的生命。我的经历说明：一切皆有可能，奇迹总会发生。”
如果你有机会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参观、学习或工作，请到Blalock Building，请向Dr. Vivien Thomas致敬: 一位非裔黑人、高中毕业生、木匠、技术员、讲师、荣誉法学博士、伟大的医学革新家。
感谢上帝给予他如此绚丽的传奇人生！
作者：邢德印，医学博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病理科执业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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