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闲聊：一个医生的死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是被一个医生的离世给闹的。本来，一个和我远隔万里，素昧平生，没有任何交集的陌生人的死不应该给我如此大的震动。但是，就因为他是医生，而且还是一位说了实话的名不见经传的医生，这就让我又想起了另一位普普通通的也说了实话的医生的命运。

几十年前的那一天，当我战战兢兢地跟在大人的身后走进火化场的吊唁大厅时，我看见了我的大伯----一位曾经医术高超的外科医生。然而，他再也不能风趣幽默、直言不讳的谈古论今、畅所欲言了，他的生命被永远的定格在了他人生的壮年时代。令我的父亲和大伯的亲人感到震惊的是，那个早上，去为大伯送行的人们挤满了吊唁大厅所在的院子。除了他生前的同学、同事、好友以外，许多人都是来自他曾经工作的郊县医院周围的四里八乡的村民。农民们一大早赶了几十里的路就是为了最后送一送他们曾经敬重和信任的好大夫。

大伯原先是在市里一家很有名的大医院当大夫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以后的日子里，以他的专业技术水平，他名字的前面一定会被冠以主任、专家之类的头衔的。这些都是他的同学们公认的。作为北大医学院四十年代初就毕业的学生，他的同班同学里后来有许多人都成为了京津地区各大医院的主任、专家甚至院长级的医生。在现实生活中，想有更好的工作条件、想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想接触更广泛的先进技术的医生们几乎都无一例外地选择留在大城市的医院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事实就是这般无情。

然而，大伯的专业进取之路却在反右派运动中嘎然停止了。因为他说了几句别人不敢说的真话。作为惩罚，他被从离家很近的市内医院下放到了当时单程就要两个多小时的郊区的镇医院里工作，直到他去世时也没能返回到他的原单位。记忆中大伯是个非常乐观的人，经常给孩子们讲各种各样的旧时轶闻。现在回过头去想想，他应该更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因为他被贬去了镇医院以后并没有消极怠工，一蹶不振，而是继续履行着一个医生的职责，认真负责的为农村的百姓们治病疗伤。他的病人是通过乡亲们一传十，十传百的口口相传而逐渐聚集到那个小小的镇医院的。许多人都是不顾路途遥远，忍着病痛的折磨，坐着驴车、马车一路颠簸着去找他看病的，老乡们都把能让他给看病当成了一种幸运，这些都是我父亲在比他大十几岁的哥哥的葬礼上亲耳听农民们对他讲述的。我想，作为一个医生，大伯的一生是无悔的。因为经他的手挽救过来的病人数也数不过来，那是为医者最引以为自豪的美好事情。作为一个人，大伯的一生是有怨的。因为他为他的仗义执言付出了本不应有的代价，那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几十年之后的昨天，一位年轻的医生为他的忠实与忠诚付出了更加惨痛的代价。他也是三十几岁，正是大伯当年直言不讳的年纪。历史总是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重复上演着。尤其是那些悲剧。在很多时候，说真话确实是能够让人受到伤害的危险举动。然而，却也总是有敢于说真话的人义无反顾的用无所畏惧的真心去拥抱这个世界。记得从小就被教育，要做个不撒谎讲真话的诚实的好孩子。然而，在成长的过程中，却屡屡目睹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遭遇到可悲下场的人。现实与说教竟有着如此之大的天壤之别，以至与一代又一代，人们渐渐学会了游刃有余的运用明哲保身，察言观色，阿谀奉承，去真存伪的处世之道，他们是被吓怕了。事实上，懂得处世之道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在很多时候它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真正可怕的是那些自己不讲真话，却反过来对讲真话的人横加阻拦大打出手的人。

现代社会中，作为一个医生，利用社会赋予自己的特殊技能与专业特权反过来为社会与患者服务，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医生就是靠着对社会的负责任的职业行为才能逐步赢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在美国医生学会发布的“道德手册 ”上有类似这样的话：医生必须履行该行业的集体责任，提倡公众健康，人权和公共福利。 医生应该依法向卫生主管部门报告相关的疾病，伤害，家庭暴力，虐待或疏忽，以确保公众的健康…… 医生应该向新闻媒体提供准确的信息，并将其视为对社会的义务…… 当然，这仅仅是美国医生的道德标准，不能强加于他人。国与国不同，对道德水准的要求自然也就不同。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在不同的国度里，不同种族的医生们却都应该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因为这是为医之道。

昨天，那个曾经想用为医之道惊醒社会的年轻医生终于被邪恶的病毒夺走了生命。世界上从此又少了一个直面现实的人。愤怒的人们心境难平，怨声载道。痛恨官僚，痛恨玩忽职守，痛恨滥用法律，痛恨谎言。以后呢？病毒总会有减弱甚至消失的那一天。当一切都恢复原样以后，人们又该怎样去面对生活？是否还会记起那第一个吹响哨音的年轻医生？是否还会像病毒来临时那样谨慎小心，处处讲卫生？是否还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谜底只有当事者才能破解。或者，是否会想到要试着改变一下自己？也许，世界就是从人类开始改变自己的那一刻才变得更加美丽和健康的。

作者：spot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