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的故事—38. 利用哲学

我安排好住宿后，第二天上班， 我到老板办公室，准备接受他布置工作。 他的办公室并不豪华， 一张大书桌，他坐在一只带有滚轮的椅子上， 面对还有一张椅子接待其他人员的。 四周的墙壁都装有书架， 书架上放满了书籍。在他坐椅的侧面，一壁落地长窗。长窗的玻璃是双层的，中间带有百叶窗帘的薄片， 可关可开。 我就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V教授首先问我希望做蛋白质工作， 还是希望做分子生物学。 当然， 我希望做分子生物学方面的工作。 他要我先用同位素标记后做出一条标准曲线， 他希望在一个月内看到一个好结果。 我一看这实验程序并不复杂，只是我在国内没有用过同位素，由他的那位技术员教我如何进行标记探针（probe）。 不到一周， 我做出的标准曲线比他的技术员做的曲线还好。 他十分高兴地说:“你做实验没有问题， 可以直接开题。”

我记得V教授给我的第一个题目是“补体分子C2的多态性”。 其实，现在看来这个题目非常简单， 用不同人种的DNA， 用几种内切酶（restriction enzyme）把DNA切割成不同的片段， 根据DNA片段的大小，在琼脂凝胶电泳上将切割后的DNA片段分离开来， 将其片段转移到醋酸纤维薄膜上，再用标记上同位素的人C2基因的DNA探针与之杂交。 最后，在X光片上显影， 分析不同的DNA片段， 所谓Polymorphism, 即多态性, 或基因的多态性。

这个实验看似简单，但给予我极好的技术训练。 要从人的全血中抽提DNA， 要学会同位素标记探针（Probe)， 要做琼脂凝胶电泳， 转移DNA片段， 以至Southern Blot (Southern 印迹法)， 以及和同位素标记的探针杂交，最后在底片上曝光。 所有的实验以前在国内都没有做过，为以后进一步的科研打好基础。

有了这个基础， 我做实验越来越快， 和其他单位的合作也越来越多， 包括了上文提到的那位诺贝尔奖提名的C教授。 后来才清楚， 所谓合作就是帮助他的研究生做实验， 如果没有我和另外一位从希腊来的Fellow帮助这位研究生做实验， 那位C教授的研究生根本就毕不了业。虽然， 最终的论文上也有我们俩的名字， 但被排在这位研究生之后。 我初次体会到，这个自由世界也并不平等啊！

自己对补体的基础研究也越来越感兴趣， 从原来的C2分子DNA结构的分析， 跨越到先天性补体缺陷病。 开始，V 教授不太同意我做这个题目，因为有一位他的朋友是这方面的专家，在全美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补体缺陷病专家，他怕我竞争不过他。后来V教授不得不承认我发表文章比那一位还快。

由于我在补体缺陷病方面的研究卓有成效， 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 在北方某大学一位H教授， 在临床上发现一个病例， 补体B因子（Factor B）有缺陷。补体B因子的基因缺陷在世界上没有先例， 如果得到证实， 那可以上Nature/Science的文章。 H教授和V教授都非常激动，要求我来完成这一研究。他们送来了这个家属的所有人的血样， 我的研究工作很快就开始。经过半年的努力，我证实了这个病人的基因没有缺陷， 问题在于病人体内的B因子被一种不知名的酶迅速降解了， 所以在病人的血样中查不到补体B因子。下一步实验就需要查清什么样的酶致使补体B因子的衰变。正要往下做的时候， 由于我的个人原因（下面谈到）离开了这个实验室，使得这篇文章没有得以发表。这就造成了V教授对我好大的意见， 这是后话。

我毕业于南京医学院， 这个医学院美国给予承认， 也就承认我的学位是医科博士, M.D.。 几个月后， 就从我的Research Fellow 转成博士后，两年后又从博士后到Research Associate, 再过两年给我提升到Assistant Professor的位置，行情一路看涨。

我和V教授一起工作的13 年， 期间，我一共发表了21 片文章， 其中最有价值的有两篇。 我在补体C2 基因上发现了一段人类的特有基因片段， 其他动物没有， 连高等猿猴类动物也没有。 并且证实了是一段病毒DNA基因片段插入到人的基因中， 这一插入事件在从猿进化到人的阶段中发生， 也就是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麦克林托克博士，所谓的“跳跃基因”。 文章发表在JEM,著名的实验医学杂志， 引起补体界高度兴趣。 在全国补体学术会议期间， 很多同行向我祝贺， 因为世界上几个实验室都在对这一基因片段进行研究，包括英国Oxford的一个研究小组， 我是第一个阐明这个基因片段的来龙去脉。

自我对补体基因缺陷病感兴趣以来， 研究了补体C2，C5，C6，C7 和B因子的缺陷病， 发表多篇论文， 尤其C6 的缺陷病， 得到补体界的高度重视。 这一系列的成果， V教授当然很高兴。 一次国际补体学术会议，在希腊召开，他当执行主席。 执行主席有一个专题报告， 他就应用了我的补体C6基因缺陷的实验结果，引起了极大反响。

我跟随V教授工作了13年，后来他要去希腊， 希望我随他一起去希腊。 因为那时已有家属在 Birmingham， 我就谢绝了他的邀请。

虽然我当时已是Assistant Professor, 他从不要求我写作论文， 即使我主动要求写作， 他总是推托地对我说：“你出实验结果快， 我写论文快， 我们两个人结合， 和别人竞争， 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当时， 我没有和他争论， 但隐隐感到不妥。

实际上， 美国教授不是个个诚实的。 他不想要我写文章的目的很明确，不想要我独立。 如若我能写文章，就能申请课题， 就能拿到基金， 就能独立开题， 不用再跟随他， 做他的题目。 他去希腊后，保留了他在美国实验室，他要我和其他几位研究人员继续为他工作， 继续为他出成果。 他每周从希腊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每一个人的实验进展。

我想到自己不能永远附属他人，要独立，就必须离开他， 我毅然决然地下定决心， 另找工作。 那时我的科研背景已经非常强了， 一旦在网上发出寻求职位的广告， 几个教授分别邀请我去面试。 我选择了一个有兴趣的题目，也是当时最时髦的题目， 艾滋病，我接受了这位教授的邀请，果断地离开了V教授。

自此以后， V教授不再理我， 因为我不再为他工作。 13年来我们两人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友情， 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这就是美国的现实， 我并没有乞求与他，我已经在美国生存了13年，没有他我照样能继续生存下去。

后来一个印度学者告诉我，他跟随UAB原来院长工作30年， 共同发表论文60篇，和这位院长称兄道弟，亲密无间。后来他失去了基金， 请求院长帮忙安排个工作， 院长好似不认识他一样， 拒绝安排。 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美国，不管老板和你有多亲近，不要以为老板真正会帮助你。老板只知道如何利用你， 你也应该清楚如何利用老板。” 这个“利用哲学”我第一次听到，和我在国内受到的教育格格不入。 但这个“利用哲学”却是千真万确的， 因为是在美国，而不在中国。这一次， 又给我一个启示， 原来以为这个平等自由的国家， 其实也没有绝对的平等自由可言， 一切都要靠自己的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