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高玉宝，你应该道歉了！

周扒皮长工忆苦思甜：工钱可养全家 比现在好

文革时，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忆苦思甜”，揭露“剥削故事”，孔兆明讲着讲着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

《半夜鸡叫》中的地主周春富，是真名真姓，辽宁大连原复县（现瓦房店市）阎店乡人。

在书中，周春富因“残酷剥削”长工而有周扒皮绰号，为催大家早点上工，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引起公鸡们打鸣，后遭小宝玉设计痛打，这是其中最生动最著名的情节。

近年来，有不少作者撰文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普遍租佃关系的史实来看，这些细节与事实相悖，孟令骞在书中又有更进一步的论证。

那么真实的周春富是何样的人，孟令骞通过对家人和仍在世的几个周家长工与短工的采访，得到了两个不同的印象。但不管怎么说，都与《半夜鸡叫》中所述之事相去甚远，这些也成为当地乡亲和史志专家的共识。

周春富当年也是闯关东的一份子，1911年落户于辽南，通过勤俭持家，不断攒钱买地，开了几个小作坊，成为殷实之户。周老头五子三女，孟令骞的书中，儿女们对周的“恶评”较多，周老头的长工短工反对其印象较好。

儿女们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老头不仅对自己特别抠门儿，对家人更是如此。别家的女儿不上山干活，而周家却不行。周老头反对儿女和雇工们穿红戴绿，因为这样的打扮，干活肯定怕沾灰，不愿上劲儿。碗中剩下的粉条，得捞出来晒干，留着下一顿吃。老头向儿女们提倡：饭要吃八分饱，吃多了，剩下的都成臭屎。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不能过夜，因为这样会多吃一顿饭。

而对家中的长工和短工则又不一样，周老头认为，对人家不好，人家不会好好给你干活，他特看重农活好手，对这些人比对亲人还亲；而他本人，不分寒暑也照样起早摸黑，天天忙活儿。

以前人们读《半夜鸡叫》一类的故事，常误以为长工短工与东家是类似奴隶主与奴隶那种人身依附关系，其实在以前的中国农村，这是一种自由的雇佣关系，农活多的人家常会请人帮做工，也帮别人家做工，甚至很多时候是亲朋好友。

文革时，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忆苦思甜”，揭露“剥削故事”，孔兆明讲着讲着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孔兆明于是被干部赶紧拉下台。

内战时，周春富曾两次被划成份，第一次被划为富农，第二次被划为双富农（因还经营小作坊），并被绳子蘸着水抽打而死。周春富死后，土改纠偏，周家最终被划成富农，周家子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免不了拉出来批斗。孟令骞近年从县档案馆获悉，1947年12月至1948年1月5日，全县在这次风暴中共处死有1900余人，后来档案馆的专题报告中，以“XXX”的符号代替。

很多年后，孟令骞得知毛泽东的家庭成份也是富农，并把此事告诉“老运动员”的姥爷（即周春富的儿子周长义），姥爷感慨道：“咱家待扛活的也不薄啊……怎么会，怎么会呢，人家毛主席会和咱一样成分？”

原本在中国农村，并无阶级意识，也没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这些概念，实际上这些事物全属“舶来品”。近年很多大陆历史学者指出，当年土改时，从方法到概念，均效法苏联，强行把相关的意识、话语植入农村；中国农村原来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均被阶级意识和话语所颠覆。周春富只是这一场暴风骤雨运动中，不幸的一个小人物，不过老头自己却千万想不到，自己死后却成为“恶霸地主”的典型之一，闻名全国数十年。

当年还在世的几个长工短工，与周家仍有来往，其中刘德仪与周家交往深厚，根据他们还原出来的周春富形象，实际是一个满身尘土，一身布衣，腰间缠着破布条，土得掉渣的“恶霸地主”。

《半夜鸡叫》作者另有其人？

“战士作家”高玉宝写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1955年出版发行后，一版再版，共印行五百多万册，国内用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译成近20种外文印行，仅汉文版就累计发行450多万册，成为中共建政后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

《半夜鸡叫》是《高玉宝》第九章，直到九十年代初仍是语文教科书中的重要课文，还被拍成木偶剧和课本剧。改革开放之后，那个时代的很多作家早已沉寂，而高玉宝仍经常成为新闻人物。据统计，他被全国20多个省、市，数百个单位聘为名誉主任、顾问、德育教授、校外辅导员，在全国各地进行过4千多场报告，讲述革命故事。其中，周扒皮与半夜鸡叫自然常是报告中最生动的故事，也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严格地说，这本书是高玉宝“画”出来的。1947年，正值国共内战，高玉宝从军后，仍是个文盲战士，他1948年的入党申请书是一幅很有趣的画。中共建政之初，实施扫盲运动，推崇“工农兵文学”和“工农兵作家”，“工农兵故事，工农兵写”，高玉宝经过识字速成班的学习后，很快脱颖而出。

1951年年底，署名为“荒草”的作者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报道了文盲战士高玉宝刻苦学文化和写书的事迹，《解放军文艺》还陆续刊出了高玉宝小说的部分章节，《我要读书》和《高玉宝》即是其中两篇。全国的报刊杂志纷纷转载，高玉宝很快被塑造成脱盲典范，成为热情讴歌新社会的著名工农兵作家，文艺战士。

这些也是出于时代政治的需要，在民国时已成名的矛盾、巴金、曹禺等名作家，当时已写不出能体现“阶级对立，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作品，反倒沉寂下去。随着高玉宝的走红，周扒皮也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陆家喻户晓的人物。高玉宝本人曾二十余次受到毛、周、朱、刘、邓等领导人的接见。后来多次政治运动中，《半夜鸡叫》更成为忆苦思甜，进行革命教育的经典教材。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些教改论文中，仍在探讨老师如何教授好《半夜鸡叫》这一课，通过文中对“周扒皮卑劣行为的形象描写”，老师要循循善诱，引导思考，向学生们“揭露地主剥削、压迫的罪恶本质”，认识“长工们反剥削、反压迫、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反抗精神”。

孟令骞在搜寻史料时，从古旧市场淘到最初的《高玉宝》版本，由解放军文艺从书编辑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现后记中有荒草的《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的线索。他开始苦苦追寻，荒草到底是谁，他与《高玉宝》到底有何渊源？经过艰苦求证，孟令骞得知：荒草，原名郭永江，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其它的则几乎一无所知。

这期间孟令骞又奇迹般与荒草同岁的大连的亲友阎富学偶遇，和当年与荒草、高玉宝一起共事过的解放军文艺助编、78岁网友“一博为快”老太太结缘，但都收获甚微。

一直到2008年，通过四川资阳文艺网一篇文章，发有了重大突破，文章介绍说，《高玉宝》长篇自传体小说，前13章12万字，为资阳的作家郭永江所著。在半信半疑之下，经当地作协主席唐俊高介绍，最终找到了当地从事史志研究的作家王洪林，王与郭永江生前有密切的书信来往，有丰富的资料。孟令骞这才详尽了解关于“荒草”其人与《高玉宝》成书过程。

郭永江1916年出生，1940年到延安，创作歌剧《张治国》，反映八路军大生产，受到毛泽东，1951年赴朝鲜采访，后与魏巍同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可到四十岁就病退，70年代回故乡资阳居住，不久迁到资中，1984年居重庆，不幸于1993年去世。

郭永江临终前，在信中对王洪林说，当年《高玉宝》一书13章均为他所写。

当时全军为配合扫盲，树立典型，让他帮高玉宝修改自传，但他觉得改不了，干脆代笔。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稿酬平分。不过在反右之后，郭永江的后记和名字逐渐退出再版的《高玉宝》，郭永江从“帮助修改”到“提供辅导”，最后到彻底退出的过程，均是出于组织上的要求和当时的政治需要。但在他临终前，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声明《高玉宝》是他的著作。王洪林与孟令骞均感慨，荒草一生的著述颇丰，然而加一块还不如《高玉宝》有名，不过署名权却长期旁落。 （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