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司法弊病，怕纵虎归山终身监禁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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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弊病，害怕纵虎归山终身监禁犯人

历史沿革：最早形式的美国监狱出现在1829 年，“现代美国”监狱的既定目标是让囚犯体验悔改。在 10 年内，监狱成为一种将穷人定罪的机制。通过近一个世纪演化，到 19 世纪后期，我们目前的制度开始形成。精英们开始利用刑事司法系统、立法机关、法院和监狱来维持权力和压迫造反者的一个系统。一系列法律将有色人种、贫穷、毒品上瘾或持有与当权者相反的政治观点定为犯罪。然而，就在 1970 年代，只有不到 200,000 人入狱。此后，监狱人口激增至近 150 万。我们的监狱系统继续不成比例地关押黑人和棕色人（混血黑人，他们加起来被监禁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5.8 倍）。尽管最近犯罪和监狱人口有所减少，但美国仍保持着世界上最高的监禁率和最大的监禁人口总数。

复原(劳动改造使之重新做人)：今天，我们的系统表面上具有修复和释放的目标，正如 CDCR 使命声明中所写。但是系统如何跟踪和定义“康复”是不透明的。假释委员会没有一致的标准来评估个人的可改造性。我们很少关注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如何让服满刑期并被认为改造好了释放回到我们社区的人重新融入社会。

达蒙.库克(Damon Cooke)，一个男犯人的故事。他曾担任律师助理、计算机编程大师、屡获殊荣的 Toastmasters 领导团队的创始人、节目主持人和报纸编辑。最近，他与人共同创立了一个名为不戴手铐组织(The Uncuffed Project)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帮助那些在长期刑期过渡后从监狱释放的人重返自由社会。达蒙在加州监狱服刑 30 多年期间完成了所有这些事情。 1993 年，年仅 23 岁的达蒙在一次争吵中射杀了一位朋友，被判犯有谋杀未遂罪。虽然他的受害者康复了，而且达蒙之前没有犯罪记录，但他还是被判处 11 年徒刑。如果他接受了向他提出的辩诉交易，他将在 11 年后被释放，不得假释。但 31 年后，达蒙仍在狱中。为什么？

假释或不假释：“这是关于我为获得假释日期所做的工作。 10年之后并没有释放我，因为有人把那张假释交易纸条搞丢了……”——达蒙·库克。

库克已经 14 次在假释委员会面前出庭，带着他的成就和来自 CDCR 警卫、项目负责人、囚犯和他的家人的支持信。并且，他在狱中没有参与帮派或严重违法行为。那位已经退休的检察官每次出席听证会上都反对释放他，原来有人(“机密线人”)提供了有害信息，使得他的申述在听证会后被驳回。

直到 2021 年 12 月，达蒙才被认为适合假释。但他继续身陷囹圄，等待州长批准该决定——这位州长最近否决了法案 SB1064，该法案将不允许在假释听证会上使用“机密线人”。达蒙的经历引出了更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的持续监禁如何为让一个拿给滴人更好滴为社会服务？应该如何做出关于假释的决定，还有谁有权做出决定？

数据与公平应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犯罪率有所下降，但服无期徒刑的人数却显着增加。有假释可能性的生活允许罪犯在纸面上有资格获得假释，但他们很少获得自由。假释委员会的任务是评估每个人对社会的风险，并且通常会发现不适合释放的罪犯。由于过程缺乏透明度，因此很难确切知道在特定情况下考虑了哪些因素，但在达蒙的案例中，董事会没有评估他的成长和进步，而是重新评估了最初的罪行，并依靠“公共安全”论据拒绝假释。他们是否受到对犯罪软弱的政治动机？累犯数据显示，那些因暴力犯罪而长期服刑的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最小。犯下最严重罪行的往往是年轻的罪犯，在狱中多年后，只有不到 1% 的被释放者会再次犯下暴力罪行。然而，那些被证明最不可能再次犯罪的人受到最严格的审查，面临最不透明的假释程序，并且最不可能被释放出狱。

公平和透明：我们如何决定谁可以得到假释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课题，涉及许多重新做人的人前途和命运。监狱政策倡议评估了所有 50 个州的假释程序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并给美国 36 个州打了 F 或 F- 的分数，其中只有一个州获得 B，没有一个州获得 A。被监禁的人可以在几十年很少甚至没有新的违规行为，成功地参与且完成了改造计划，获得了无数的赞誉并受到高水平的教育和工作技能培养，进步非凡，但仍然年复一年得不到释放。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必须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否有明确的标准让我们公平地评价囚犯，并且应用于每个人，以确定他们是否已通过服刑而得到救赎？

监狱后的生活？一旦被释放，过去的罪犯如何超越监狱的精神和情感壁垒？在某些系统中，新释放的囚犯会得到 50 美元和一套新衣服。谁将在那里接待他们，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帮助他们找到工作和住房？如何才能帮助一个人从完全处于监狱系统的控制到再次独立做出所有决定的惊人转变？由于刑事定罪，被假释的人还面临法律规定的巨大结构障碍或法律弊病(漏洞)，即附带后果。从社会服务到就业、教育资源和住房限制，释放犯人遭到数千种限制。人们应该如何获得救赎？一旦我们对他们偿还债务感到满意，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欠他们什么？想起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关于“仁慈的品质”的雄辩独白。当今的刑罚制度有多大的宽恕空间？

核心问题是什么？该系统是野兽，但需要考虑救赎的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家庭。是否有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以至于无法挽回？还是我们屈服于恐惧和复仇？一些人认为性侵犯者是不可救药的。比尔·科斯比利用自己的权力、名望和财富对女性进行性剥削，是否比当地皮条客利用他的魅力、控制力和金钱对女性进行性剥削更不可思议，难以控制？猥亵儿童者可以改好吗？如果她12岁时猥亵婴儿怎么办？如果他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或发育障碍怎么办？

 

那么凶手呢？可以赎回一个杀手，我们如何决定？Cyntoia Brown 在她 16 岁时杀死了一名对她进行性剥削的男子。她被判处无期徒刑，她的第一次假释听证会是 50 年后，那时她将是 67 岁。但社区团结在她周围，她的刑期在 15 年后被减刑。这公平吗？谁有权做出决定？

为宽恕建模：宽恕讨论的核心是正义的根本问题，以及对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庭的影响。听到那些犯下严重罪行并被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原谅的人的故事可能会令人惊讶（甚至鼓舞人心）。

我们可以或应该做些什么？这是一个复杂且代价高昂的问题，它要求我们深入思考我们的个人和社会价值观、导致监禁的社会结构——包括制度化的贫困和种族主义——暴力对社区和个人家庭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受害者家属。但我们也应该考虑我们对人性的了解，人可以改变的潜力，宽恕和恩典的力量。也许是时候改变我们对监禁和犯罪者的看法了。

本文作者，迪安娜·库克博士(Deanna Cooke)，一名社区心理学家博士，她专注于将教师和学生与社区、正义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她在促进教育进步、健康、福祉和减少大规模监禁方面拥有 20 年的经验。

辛西娅库克圣安吉们(Cynthia Cooke St. Ange)是一名退休的大城市警察中士，目前是一名大学民权调查员。她最近加入了咨询财团 Equity Rising，他们致力于影响执法机构，以重新构想如何通过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视角来完成警务工作。辛西娅和迪安娜一直在努力支持他们的表弟达蒙库克从加州惩教和康复部获释的努力。

有不同的方法吗？

几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司法和监狱采取了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方法。挪威、芬兰和瑞典在很大程度上将政治排除在讨论之外，并将改革交由专业人士进行。这些国家的许多（但不是全部）监狱监管松散，并采取更人道的治疗方法，即使是严重罪犯也是如此。然而，他们的犯罪率和累犯率却大大低于美国。芬兰的狱警积极参与改造项目。在美国，“北达科他州和俄勒冈州一直是实施挪威式改革的领跑者，”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非营利组织 Amend：改变惩教文化的主任布里·威廉姆斯说。它似乎正在发挥作用，因为北达科他州已成功降低其累犯率。

急迫的问题：赎回(改过自新)被定义为获得或重新拥有某物以换取付款或以其他方式清算债务的行为，监禁是为了偿还债务。但是在什么时候还清了这笔债务？我们没有一致的社会或司法参数来明确这一门槛。假释通常只是纸上谈兵，出狱只能提供部分赎回：债务仍然是通过缺乏权利、支持和社会服务来偿还的。那么，我们如何决定谁可以赎回以及赎回(彻底改过自新)需要什么？

更多需要考虑：谁是可救赎的问题很重要，如何解决？我认为需要与许多利益相关者进行更广泛的社区对话。我们应该考虑每个利益相关者在决定是否以及何时释放严重罪犯方面有多大的影响力，其中一些重要问题值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