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孩子那天，她被指控为杀人犯！美国堕胎战背后，一华人女性曾单挑美国司法

除了这位姑娘之外，现场还有不少华人面孔。他们大多佩戴口罩、手举标语，并且大声喊着中英双语的口号。向来被视作“模范族裔”的他们，难得有这样群情激愤的时刻。

而这场引来大批华裔民众参与的抗议活动，全部缘于最近一份被泄露的意见书草稿。

日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艾里托 (Samuel Alito) 的一份主要意见书草稿被泄露。其中提到，最高法院将推翻1973年攸关妇女堕胎权的里程碑判例“罗诉韦德案” (Roe v. Wade)。

1969年8月，美国德州的女服务生诺玛·麦考维 (Norma McCorvey) 意外怀孕，未婚又失业的她觉得无法承担起培养孩子的众人，因而决定堕胎。因为德州的法律规定，在被性侵的情况下可以合法堕胎，因此诺玛的朋友建议她撒谎。

然而，因为没有警方报告的证明，诺玛无法合法堕胎。看着一天天隆起的肚子，绝望的诺玛冒着生命危险，去了一家地下诊所，但扑了个空——因为诊所已经被警察查封了。

1970年，律师琳达·考菲 (Linda Coffee) 和莎拉·维丁顿 (Sarah Weddington) 为化名为珍妮·罗 (Jane Roe) 的诺玛而战。她们起诉代表德州的达拉斯县司法长官亨利·韦德（Henry Wade），并指控德州禁止堕胎的法律侵犯了诺玛的隐私权。地方法院判决该法侵犯原告隐私，但未对德州的反堕胎法律提出禁制令 (Injunction)。于是，诺玛和律师再次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

1973年1月22日，联邦最高法院以7比2的比数，认定德州刑法限制妇女堕胎权违反了美国最高宪法。尽管当时，22岁的诺玛已经生下了一个女孩并送养至其他家庭，但该案件依然成为了妇女堕胎权的里程碑判例，也成为了无数女性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参考依据。

然而如今，身为保守派人士和天主教徒的大法官艾里托却试图推翻该判例——如果该判例被推翻，那么最高宪法不再保障女性堕胎权，交由各个州自行决定。可以预见的情况是，全美将有一半的州认定堕胎违法。

5月19日，奥克拉荷马州议会通过法案，除了医疗紧急状况，或强奸、性侵、乱伦的情况，禁止妇女在受孕后堕胎，并允许普通公民起诉那些为孕妇做堕胎手术和引产的从业者。该法案成为了继德州“心跳法案”之后，全美最严苛的反堕胎法。

消息一出，世界为之哗然。《华盛顿邮报》称其“可怕而令人厌恶”，《名利场》则直接职责这一行为“骇人听闻”。

全美各地随即爆发了游行示威，大量民众走上街头、反对草案。其中也包括了不少华裔民众，尤其是华裔女性。

参加示威游行的曲悦鸣曾在美国生活多年。她回忆，自己远在田纳西州的私立高中曾经有一条校规——如果女学生怀孕，就要被立即开除。“那时候我很好奇，为什么只开除女生，为什么非要开除，堕胎后再回来上学不行吗？”

曲悦鸣后来才了解到，在美国的南方地区，堕胎被视作“十恶不赦”，而堕胎的女孩会被视作“杀人犯”。可以说，只要一怀孕，这个女孩的人生就结束了，毕业舞会、大学生活都将与她无缘。

“这个话题无分族裔，只是从基本的人权角度出发，我的看法非常简单，我和所有的女性一样愤怒。”同样参加游行的王莉莉说。

很多华裔示威者都提到，在中国出生和成长的人大多不会意识到，堕胎权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我出生的年代正逢计划生育，堕胎是常见的，”曲悦鸣说，“它能在那个年代给予女性‘不生’的可能性，同时也是‘不许生’”。围绕着生育所走向的两个极端，却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在这个时代，女性不被允许为自己的身体作出选择。

而在此之前，也有一位华裔女子，为了自己和所有女性的权益而抗争过。为此，她甚至一度被关进监狱400多天。

纪录片《怀胎不遇》，记录了这个华裔女子——上海姑娘帅贝贝的故事。

2010年12月31日，是帅贝贝铭记一生的日子。这一天，她在万般痛苦中失去了自己早产的女儿。半个小时之后，她便被警方列为“犯罪嫌疑人”，而理由竟是“谋害自己的孩子”。

一切要从2010年12月23日说起。当时正值圣诞节前夕，街道上满是节日的愉悦氛围。而对于帅贝贝来说，她的心情比天空中的雪花还要冰冷。满是泪痕的她去杂货铺买了一瓶老鼠药，并写下了一封字迹潦草的遗书，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时，她已经怀有近8个多月的身孕。

帅贝贝出生于上海一个殷实的家庭。90年代末，她毕业于上海大学，并进入政府机构担任会计。结婚后，她的丈夫在美国找到了一份工程师的工作，贝贝随即辞职，与丈夫一起远赴他乡，追寻“美国梦”。但因为语言不通，又没有美国的学历，贝贝只能去中餐馆打工。

几年后，帅贝贝与丈夫离婚。因为已经拿到身份，贝贝没有选择回国。“每个人都告诉我，他们有美国梦，希望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我也一样，我也是其中之一。”凭借自己多年打工的经验，她开了一家名为“北京炒锅”的中餐厅，生意很好。

35岁的她，就是在这时遇到了前来餐馆打工的厨师——53岁的关志亮。

也许是挥之不去的孤独感，也许是异乡遇同胞的亲切之情，年龄差距很大贝贝与关志亮不顾一切地陷入了热恋，并且有了孩子。生产的日期临近，贝贝将2万美元交给关志亮，希望他能够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保管并支付这笔钱。但没想到，关志亮坦诚，自己已婚已育，绝不会对贝贝的孩子负责。带着贝贝给他的2万美元，关志亮玩起了“消失”。

心灰意冷的贝贝没能挽回昔日恋人的心，便决定要回属于自己的钱。随后，贝贝便服下了老鼠药。感觉不对的朋友及时报警，将她送往医院。帅贝贝幸存了下来，但她腹中的孩子却出现危险迹象，医生不得不紧急进行了剖腹产。

新年的第一天，孩子出现脑出血，医生抱着孩子走到帅贝贝的床前说：“你是孩子母亲，现在必须由你来做决定，拔掉她的生命装置。”

1月3日凌晨，女儿“Angel”在帅贝贝的怀中停止了呼吸.。然而，已经经历了丧女之痛的帅贝贝，还不得不面临杀死亲生女儿的指控。

2011年3月14日，贝贝前往警局自首。在印第安纳州两百多年的历史上，她是第一个被指控为谋杀和试图杀胎罪的人。讽刺的是，“杀害胎儿罪”一开始是给那些具有家庭暴力倾向的丈夫，和对孕妇下手的攻击者准备的。

新上任的共和党检察官坚称，老鼠药导致了孩子的死亡。而帅贝贝“杀女”的动机，则来源于她在遗书中，以满腔绝望所写下的那句——“我将那个被你取名Crystal的小女孩一起带走了”。

自此，帅贝贝被关押在一座高警戒度监狱中。而在监狱之外，她的故事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超过10万人签名，声援帅贝贝。

就在这时，经验丰富的女律师Linda决定向帅贝贝伸出援手。在决定上诉之前，Linda告诉贝贝，如果承认“杀害胎儿罪”，州检察院将会取消指控，贝贝也不用坐牢，但会留下重罪的犯罪记录，并有驱逐出境的风险；如果选择不认罪，她将与贝贝奋战到底，但一旦输掉官司，贝贝将至少在监狱中度过45年的人生。

贝贝说：“我还是想要拒绝这份认罪协议，我不想认罪，因为我想战斗，不光是为了我自己，还为了其他女性。”为了能够更加清晰地表述，贝贝在狱中苦练英语。

三个月后，Linda向法院提出预审上诉。法庭驳回了撤诉要求，但同意帅贝贝申请保释的请求。

被关押了435天之后，贝贝以5万美元的代价获得了暂时的自由。与此同时，Linda也没有放弃对贝贝的“拯救”。她发起了一个网站，并请来全美孕妇代言人组织负责人作为共同辩护。Linda还发现，当时负责尸检的法医是虔诚的基督徒且坚决反对堕胎，他们根本没有对胎儿进行化验，就得出了老鼠药致死的结论。

示威者的声音浩浩荡荡，其中大部分是女性。面对舆论压力，检察官作出了妥协：帅贝贝将被判处B级轻罪，这不会影响贝贝的身份，也不需要她重回监狱——之前的一年半时间已经足够抵消刑期。

一切结束后，贝贝回到了自己的饭馆。开业的那天，她的员工在铁皮桶里烧了一些广告纸，让她跨过去。这一跨，贝贝终于可以向过去几年的悲伤、愤怒和不甘告别，也终于让她能够站在阳光下，为自己和无数女性的人生交出一份坚定而有力的答卷。

2018年，一组名为“回家投票”的照片在各大社交媒体掀起狂澜。图中的男男女女拎着行李箱，排着长队准备回到家乡爱尔兰，参加有关堕胎问题的公投。

在此之前，爱尔兰曾经有着世界上最为严苛的反堕胎法案。为了堕胎，很多女性不得不偷偷逃到英国进行手术，或者冒着很大的风险，在网络购买药物。路途遥远，自己使用药物又有着极大的风险，这些女性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创伤和恐惧，严重的差点失去生命。

其实在英国，有一部早就存在的《1967年堕胎法案》。该法案可以为寻求堕胎的女性提供全面的保护和支持。但与爱尔兰接壤的北爱尔兰，却始终不在该法案的保护范围之内。

2017年1月26日，北爱地区政府崩溃，议会解散。2019年7月，英国议会一致通过立法规定：如果北爱政府在2019年10月21日之前还不能恢复运行，则将在堕胎以及同性婚姻的立法问题上，就英国其他地区保持一致。

2010年10月22日零时，堕胎在北爱尔兰合法化。自此，北爱尔兰女性也和英国其他地区的女性一样，拥有了堕胎权。在北爱尔兰建立新的法律框架之前，英国政府还为任何有需要的女性提供任何因堕胎产生的交通费用，并将为使用药物终止妊娠之后需要帮助的女性提供医疗支持。

近几年，围绕堕胎的争议与讨论一直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持续。

2020年，波兰出台反堕胎法案，引发了大量民众的示威游行。尝到甜头后，许多东欧、南欧国家的极右翼分子都开始跃跃欲试，希望禁止女性堕胎。

这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根深蒂固的宗教势力，如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等，一直都是反堕胎的“先锋”。同时，人口下降、经济下滑等因素，也让保守势力不断抬头。女性的自由被默认可以牺牲，强迫女性生育和在家带孩子，既能解决人口危机，又能削弱女性在不断紧缩的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对于保守派来说，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西欧国家自由派为代表的相关人士坚定地支持捍卫堕胎权。因此，欧洲成为了堕胎争议的最大战场。

美国草案泄露事件发生后，伦敦市长萨迪克·汗 (Sadiq Khan) 在发推称：“今天伦敦与美国各地的女性站在一起”，并坚决支持美国女性争取堕胎权。”

欧洲议会自由派议员索菲 (Sophie in ’t Veld) 更是发出警告：“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反选择运动也正在欧洲兴起，必须努力捍卫我们艰苦奋斗而来的权利！”

去年，欧洲议会还将女性获得安全堕胎列为一项特殊人权。

但即使如此，一些反堕胎势力依然在不断抬头。一些团体甚至渗透校园，在校园内宣传相关言论，引起了不少学生的反感。直到如今，有关“生命优先 (Pro-life) ”还是“选择优先 (Pro-choice) ”的辩论仍然激烈。

现实就是，女性的生育自由、生育权利依然被各种外部因素所绑定。社会的对于生育的态度在不同势力的微妙角力中来回摇摆，而在一切喧嚣的声音中，似乎很少有人真正问问那些像帅贝贝一样身处困境的女性：

你需要什么，我们该如何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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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定海, 编辑/Re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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