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 回国，还是不回国，这是一个问题# Biology - 生物学
P*R
1 楼
作者: 贾鹤鹏
这里有诱人的机会，也有强烈的文化冲突，去中国求发展并非一个可以轻松做下的决定
——即使你生于中国。
Xiaolai Zhou暂时停止在国内找工作了。他生于中国，现在是美国佛罗里达州梅奥诊所
的一名助理教授。可是，在国内获得教授职位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要不要回国，他还
需要再想想。他说：“我已经出国7年了，一直很想家，很想回去。但
是要考虑的个人因素有很多。”
和许多其他人一样，Zhou认为国内的工作机会与国外相比，就算不是更胜一筹，也是旗
鼓相当。但是因为竞争激烈，他一直没能在一流大学找到一份工作，也不能保证可以得
到和国外同等的工资和经费资助。现在，他开始重新思考回国的意义。他说：&
#8204;“回国意味着离家人朋友更近，但是美国依然是全球的科研领导者。
8204;”
现在，有成千上万的海外中国学子考虑回国，Zhou只是其中之一。直到本世纪初，中国
依然面临着严重的人才净流出问题。在1978年到2003年间，共有700,200名中国学生出
国留学，其中只有172,800人回国发展。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渐渐有所好转。在过
去十年里，70–80%的中国留学生在学成后回国。
鉴于中国的科研职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海归和海外科学家需要深思熟虑，确保可以做出
正确的决定。
海外学子为何归国情切？这背后的原因有家庭责任和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等。密歇根大
学的细胞生物学家Guojun Shi表示，中国学者要与西方同行竞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8204;“中国的职场讲究谦让服从，强调自身不足。但是在美国，想要获得研究
机会和资源，你必须积极表现自己的能力。”他说。
选择回国
邓巍巍之前是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副教授（终身职），后来通过“千人
计划”于2017年初进入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我女儿7
岁了，如果现在不回国，晚了她就很难适应中国的教育体系。”
另外一些人则迫切地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靖湘峰在康纳尔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后
选择回国，尽管会失去在美国的发展机会，但是他还是希望能长期陪在父母身边。（见
“或留或回”）。“如果你决定回国，
那么越早越好。中国不会一直有那么多的空缺职位等着你。”靖湘峰说。
但是，文化转变也是一种挑战。物理学家延英之前在瑞典隆德大学工作，在那里，研究
人员可以把超过3个月大的孩子送到有公共补贴的日托中心。但是现在在苏州大学工作
的她享受不到这种待遇，这令她感到很沮丧。在中国的文化里，一般依靠家庭成员照顾
年幼的孩子。她的丈夫也是一名物理学家，在上海大学工作。因此，两岁的儿子只能靠
他奶奶照顾。“如果雇个保姆，就等于我们俩其中一个人的工资没了。
”她说。
海归家庭经常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公民无法持双重国籍。在有些海归家庭里面，孩
子在国外出生，持有两个护照，每次要离开中国都得根据签证规定，仔细做好打算。举
例来说，美国护照非常珍贵，不好轻易放弃：因为空气质量、食品安全和教育等，美国
是中国公民移民的首选目标。还有一些中国科学家曾在美国工作，并通过雇主获得了永
久居留权，他们担心回到中国会导致他们丧失这份权利。如果丧失了在美国工作和生活
的自由，那么当他们在中国发展不顺再想回美国的时候，麻烦就大了。
中国研究人员抱怨最多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些雇主没有信守诺言。由于担心给自己的职业
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科学家们不愿意公开谈论这一话题，但是私下提到的例子包括一些
行政人员由于抵不住其他职工的阻力，而无法促成实验室的建立。在中国这样一个办事
讲关系的国家，很少有人愿意冒着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风险去得罪别人（见
8204;“中国生活须知”）。也有科学家说，中国科研竞争激烈的现状
可能产生一些不体面的行为。清华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鲁白表示，同事之间常常不愿意分
享自己的想法，因为担心对方可能窃取或抢发相关内容。
中国体验
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科学家表示，融入中国文化虽然很难，却大有益处。Richard de
Grijs是来自荷兰的一名天体物理学家，目前在北大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工作
，他说没有强大的工作和个人关系，什么事都办不成。
“要付出大量精力才能构建一个关系网，才能受人尊重；而这不是你一
夜之间就能完成的。我和许多中国同事都建立起了非常好的关系，私下也成了好朋友。
”他说。
因为生活在北京，de Grijs对空气污染已经习以为常。北京经常发生“
空气大灾难”，或是严重的雾霾，尤其是在冬季。虽然中国政府通过限
制工厂排放和严格把控检查流程来改善空气质量，但是中国仍是室外空气污染最严重的
国家，每年造成百万以上的死亡人数。北方地区工业化程度较高，气候较冷，因此受影
响最大。“中国的雾霾是一大问题，要很长时间才能好转。
8204;”de Grijs说。
相比之下，南方的科学家受雾霾影响要小一些。但是仍有其它一些环境因素令他们感到
担忧。Joel Moser是苏州大学的一名物理学教授，苏州的水质毒性不断上升，让他很忧
心。他于两年前来到中国，之前在西班牙卡斯特利德费尔斯的光子科学研究所工作。他
说自己是被教授职位和更高的研究经费资助吸引而来。苏州以园林水乡闻名，但是现在
的古运河已经被严重污染。“学生们告诉我水里密布的藻类只是近年来
才出现的。有些学生仍然记得，在没多久之前，附近的河水还是干净的，他们还在里面
游泳。”他说，“显然，要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中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并非易事。但是，中国人民充满智慧，一定会找到办法的。
8204;”
在外国科学家当中，对于生活环境的焦虑和对于未来的期许往往交织在一起。在他们看
来，跟在西方相比，中国城市里的学生积极热情，富有才华，而且同事友好，生活成本
适中。“早上，我常常会看到桌子上放着香蕉、橙子和一张手写的便签
，这让我感受到了学生们对我的关怀。”Moser说。
目前在合肥中科大工作的美国光学专家Zach Smith（储扎克）说，语言障碍自然是每天
都绕不过的，但是总有办法克服。他决定来中国的原因是中科大愿意“
双聘”。他和他的中国妻子储开芹研究的是相同领域，但是难以在美国
的同一所机构里面找到工作，而中科大愿意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谈到撰写经费申请的方法时，他是这样说的：“我一般先用英文写出来
，然后学生和开芹帮我翻译。当然了，这不容易做，因为经费申请非常专业，要在保持
原意的同时，使它符合中国资助机构的口味要求是有难度的。”
不论是海归，还是外国科学家，都在学习中国实验室里的政治游戏。由于大部分研究机
构都是国有的，所有自上而下的决策都是为了保障执政党的利益，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
明。因此，对于科学家而言，很难公开指出体制缺陷，而不被视为在挑战大环境。他们
说如果说出来，那么就有可能失去工作上的支持和事业晋升的机会。他们还抱怨关键决
策常由政府官员决定，而非科学家，而且昂贵的设备采购都是由没有资质的行政人员负
责。
困扰外国科学家的问题还有中国严格的互联网审查制度。中国屏蔽了包括谷歌、
Facebook和Twitter等在内的网站；科学家们如果要使用一些关键研究工具（如Google
Scholar）来获取研究论文，就得使用VPN翻墙。但是，VPN也不是万无一失，因为审查
者也在竭力屏蔽它们。“这也是我选择不在中国全职工作的其中一个原
因。”Olaf Wiest说。Wiest是北大的访问教授，从2010年开始每年在
中国工作3个月。他表示：“我们必须让考虑去中国工作的人充分了解
利与弊，这样他们可以仔细衡量其中的得与失。”
这里有诱人的机会，也有强烈的文化冲突，去中国求发展并非一个可以轻松做下的决定
——即使你生于中国。
Xiaolai Zhou暂时停止在国内找工作了。他生于中国，现在是美国佛罗里达州梅奥诊所
的一名助理教授。可是，在国内获得教授职位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要不要回国，他还
需要再想想。他说：“我已经出国7年了，一直很想家，很想回去。但
是要考虑的个人因素有很多。”
和许多其他人一样，Zhou认为国内的工作机会与国外相比，就算不是更胜一筹，也是旗
鼓相当。但是因为竞争激烈，他一直没能在一流大学找到一份工作，也不能保证可以得
到和国外同等的工资和经费资助。现在，他开始重新思考回国的意义。他说：&
#8204;“回国意味着离家人朋友更近，但是美国依然是全球的科研领导者。
8204;”
现在，有成千上万的海外中国学子考虑回国，Zhou只是其中之一。直到本世纪初，中国
依然面临着严重的人才净流出问题。在1978年到2003年间，共有700,200名中国学生出
国留学，其中只有172,800人回国发展。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渐渐有所好转。在过
去十年里，70–80%的中国留学生在学成后回国。
鉴于中国的科研职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海归和海外科学家需要深思熟虑，确保可以做出
正确的决定。
海外学子为何归国情切？这背后的原因有家庭责任和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等。密歇根大
学的细胞生物学家Guojun Shi表示，中国学者要与西方同行竞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8204;“中国的职场讲究谦让服从，强调自身不足。但是在美国，想要获得研究
机会和资源，你必须积极表现自己的能力。”他说。
选择回国
邓巍巍之前是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副教授（终身职），后来通过“千人
计划”于2017年初进入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我女儿7
岁了，如果现在不回国，晚了她就很难适应中国的教育体系。”
另外一些人则迫切地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靖湘峰在康纳尔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后
选择回国，尽管会失去在美国的发展机会，但是他还是希望能长期陪在父母身边。（见
“或留或回”）。“如果你决定回国，
那么越早越好。中国不会一直有那么多的空缺职位等着你。”靖湘峰说。
但是，文化转变也是一种挑战。物理学家延英之前在瑞典隆德大学工作，在那里，研究
人员可以把超过3个月大的孩子送到有公共补贴的日托中心。但是现在在苏州大学工作
的她享受不到这种待遇，这令她感到很沮丧。在中国的文化里，一般依靠家庭成员照顾
年幼的孩子。她的丈夫也是一名物理学家，在上海大学工作。因此，两岁的儿子只能靠
他奶奶照顾。“如果雇个保姆，就等于我们俩其中一个人的工资没了。
”她说。
海归家庭经常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公民无法持双重国籍。在有些海归家庭里面，孩
子在国外出生，持有两个护照，每次要离开中国都得根据签证规定，仔细做好打算。举
例来说，美国护照非常珍贵，不好轻易放弃：因为空气质量、食品安全和教育等，美国
是中国公民移民的首选目标。还有一些中国科学家曾在美国工作，并通过雇主获得了永
久居留权，他们担心回到中国会导致他们丧失这份权利。如果丧失了在美国工作和生活
的自由，那么当他们在中国发展不顺再想回美国的时候，麻烦就大了。
中国研究人员抱怨最多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些雇主没有信守诺言。由于担心给自己的职业
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科学家们不愿意公开谈论这一话题，但是私下提到的例子包括一些
行政人员由于抵不住其他职工的阻力，而无法促成实验室的建立。在中国这样一个办事
讲关系的国家，很少有人愿意冒着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风险去得罪别人（见
8204;“中国生活须知”）。也有科学家说，中国科研竞争激烈的现状
可能产生一些不体面的行为。清华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鲁白表示，同事之间常常不愿意分
享自己的想法，因为担心对方可能窃取或抢发相关内容。
中国体验
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科学家表示，融入中国文化虽然很难，却大有益处。Richard de
Grijs是来自荷兰的一名天体物理学家，目前在北大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工作
，他说没有强大的工作和个人关系，什么事都办不成。
“要付出大量精力才能构建一个关系网，才能受人尊重；而这不是你一
夜之间就能完成的。我和许多中国同事都建立起了非常好的关系，私下也成了好朋友。
”他说。
因为生活在北京，de Grijs对空气污染已经习以为常。北京经常发生“
空气大灾难”，或是严重的雾霾，尤其是在冬季。虽然中国政府通过限
制工厂排放和严格把控检查流程来改善空气质量，但是中国仍是室外空气污染最严重的
国家，每年造成百万以上的死亡人数。北方地区工业化程度较高，气候较冷，因此受影
响最大。“中国的雾霾是一大问题，要很长时间才能好转。
8204;”de Grijs说。
相比之下，南方的科学家受雾霾影响要小一些。但是仍有其它一些环境因素令他们感到
担忧。Joel Moser是苏州大学的一名物理学教授，苏州的水质毒性不断上升，让他很忧
心。他于两年前来到中国，之前在西班牙卡斯特利德费尔斯的光子科学研究所工作。他
说自己是被教授职位和更高的研究经费资助吸引而来。苏州以园林水乡闻名，但是现在
的古运河已经被严重污染。“学生们告诉我水里密布的藻类只是近年来
才出现的。有些学生仍然记得，在没多久之前，附近的河水还是干净的，他们还在里面
游泳。”他说，“显然，要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中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并非易事。但是，中国人民充满智慧，一定会找到办法的。
8204;”
在外国科学家当中，对于生活环境的焦虑和对于未来的期许往往交织在一起。在他们看
来，跟在西方相比，中国城市里的学生积极热情，富有才华，而且同事友好，生活成本
适中。“早上，我常常会看到桌子上放着香蕉、橙子和一张手写的便签
，这让我感受到了学生们对我的关怀。”Moser说。
目前在合肥中科大工作的美国光学专家Zach Smith（储扎克）说，语言障碍自然是每天
都绕不过的，但是总有办法克服。他决定来中国的原因是中科大愿意“
双聘”。他和他的中国妻子储开芹研究的是相同领域，但是难以在美国
的同一所机构里面找到工作，而中科大愿意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谈到撰写经费申请的方法时，他是这样说的：“我一般先用英文写出来
，然后学生和开芹帮我翻译。当然了，这不容易做，因为经费申请非常专业，要在保持
原意的同时，使它符合中国资助机构的口味要求是有难度的。”
不论是海归，还是外国科学家，都在学习中国实验室里的政治游戏。由于大部分研究机
构都是国有的，所有自上而下的决策都是为了保障执政党的利益，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
明。因此，对于科学家而言，很难公开指出体制缺陷，而不被视为在挑战大环境。他们
说如果说出来，那么就有可能失去工作上的支持和事业晋升的机会。他们还抱怨关键决
策常由政府官员决定，而非科学家，而且昂贵的设备采购都是由没有资质的行政人员负
责。
困扰外国科学家的问题还有中国严格的互联网审查制度。中国屏蔽了包括谷歌、
Facebook和Twitter等在内的网站；科学家们如果要使用一些关键研究工具（如Google
Scholar）来获取研究论文，就得使用VPN翻墙。但是，VPN也不是万无一失，因为审查
者也在竭力屏蔽它们。“这也是我选择不在中国全职工作的其中一个原
因。”Olaf Wiest说。Wiest是北大的访问教授，从2010年开始每年在
中国工作3个月。他表示：“我们必须让考虑去中国工作的人充分了解
利与弊，这样他们可以仔细衡量其中的得与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