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时的《三家巷》zt#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A*n
1 楼
《三家巷》作为十七年文学中独具风貌的一部作品,其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后和“”
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有关家族历史还回叙至晚清),而《苦斗》则写到“大革命”失
败后广州近郊震南村的农民和农场工人的生活。与《红旗谱》等长篇一样,都是有关“
革命”起源、过程的描述(即作者所说的,表现“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但也有着
其他小说不同的特点。他选择了对重大的历史事变的侧面描写的角度。“五四”运动、
“五卅”惨案、省港罢工、中山舰事件、北伐战争等没有成为中心情节,而只是作为背
景,在小说中构成特定的时代氛围。人物对革命斗争的参与,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被
设置为描述的重点(周炳参加广州起义的部分,应该说是个“例外”)。三家巷中几个
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父辈、儿女之间复杂关系,构成故事的基本线索;因而或许也可以看
做是“编年史式的姻亲家族叙事”。周、陈、何三家分属不同的阶级(手工业工人、买
办资产阶级和官僚地主),对时势、政治有不同的立场和反应。但他们是近邻,周陈两
家既是连襟亲戚,儿女又是同学。基于人情、事理、利害等复杂纠葛的都市日常生活、
家庭关系,在书中得到细致描述。另一特点是人物创造上。能留给读者较深印象的,不
是那些作者并非不经意的革命者形象,而是周炳、陈文雄、陈文婷等有着性格复杂性的
人物。
这两个“特色”,是60年代对小说评价上的分歧点,也是小说内在结构矛盾的“根源”
。侧重日常生活情景和亲友、恋人之间纠葛的描述,重视社会风俗和对周炳、陈文婷等
的行为、感情状态的细致描写,在小说的批评者看来,是以生活风俗画冲淡了革命的气
氛,粉饰了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即使是为这两部小说辩护的论者,也会指出这种
描述方式对反映“整个”阶级斗争形势和面貌带来牵制,和作家对周炳的弱点“批判”
不够,对他与诸多女性关系的描写“格调不高”。这里涉及的是“革命小说”与旧“言
情小说”的关系问题。从晚清到现代,“革命”与“恋爱”已经是小说的基本模式之一
。50年代以后,由于“革命”的崇高和“纯洁”化特征的强化,由于现代“言情小说”
受到的摒弃,作家对这一问题处理更加谨慎。欧阳山多少离开了这种严格的局限。那种
“革命加恋爱”的人物关系和情节类型,传统“才子佳人”言情小说的叙述方式和语言
格调,在他小说中多有泄露、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一些批评者,便会把《三家巷》、《
苦斗》的这种表现,看作是对陈旧的美学情调和气息的不健康迷恋。60年代围绕这些小
说的争论,如果从小说类型层面观察,提出的正是“言情小说”在当代的合法性和可能
性问题。《三家巷》的作者当然是要严肃地叙述,也多少明白“才子佳人”和他们的爱
情,在现代革命小说中既不应占太多篇幅,也不具独立的性质——只有作为对“革命”
的或正或反的证明才能存在。但情爱的纠葛可能展示的细腻、曲折,加上中国言情小说
“传统”所提供的艺术经验,在写作中显然成为更具诱惑力的因素而让作者着迷。具体
描述导致的结果,有时反而衬托所着力描写的“革命”的干枯和简陋。在确立表现对象
、叙述方式、语言风格上的犹豫,导致了小说(尤其是《三家巷》)结构上的内在矛盾。
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有关家族历史还回叙至晚清),而《苦斗》则写到“大革命”失
败后广州近郊震南村的农民和农场工人的生活。与《红旗谱》等长篇一样,都是有关“
革命”起源、过程的描述(即作者所说的,表现“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但也有着
其他小说不同的特点。他选择了对重大的历史事变的侧面描写的角度。“五四”运动、
“五卅”惨案、省港罢工、中山舰事件、北伐战争等没有成为中心情节,而只是作为背
景,在小说中构成特定的时代氛围。人物对革命斗争的参与,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被
设置为描述的重点(周炳参加广州起义的部分,应该说是个“例外”)。三家巷中几个
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父辈、儿女之间复杂关系,构成故事的基本线索;因而或许也可以看
做是“编年史式的姻亲家族叙事”。周、陈、何三家分属不同的阶级(手工业工人、买
办资产阶级和官僚地主),对时势、政治有不同的立场和反应。但他们是近邻,周陈两
家既是连襟亲戚,儿女又是同学。基于人情、事理、利害等复杂纠葛的都市日常生活、
家庭关系,在书中得到细致描述。另一特点是人物创造上。能留给读者较深印象的,不
是那些作者并非不经意的革命者形象,而是周炳、陈文雄、陈文婷等有着性格复杂性的
人物。
这两个“特色”,是60年代对小说评价上的分歧点,也是小说内在结构矛盾的“根源”
。侧重日常生活情景和亲友、恋人之间纠葛的描述,重视社会风俗和对周炳、陈文婷等
的行为、感情状态的细致描写,在小说的批评者看来,是以生活风俗画冲淡了革命的气
氛,粉饰了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即使是为这两部小说辩护的论者,也会指出这种
描述方式对反映“整个”阶级斗争形势和面貌带来牵制,和作家对周炳的弱点“批判”
不够,对他与诸多女性关系的描写“格调不高”。这里涉及的是“革命小说”与旧“言
情小说”的关系问题。从晚清到现代,“革命”与“恋爱”已经是小说的基本模式之一
。50年代以后,由于“革命”的崇高和“纯洁”化特征的强化,由于现代“言情小说”
受到的摒弃,作家对这一问题处理更加谨慎。欧阳山多少离开了这种严格的局限。那种
“革命加恋爱”的人物关系和情节类型,传统“才子佳人”言情小说的叙述方式和语言
格调,在他小说中多有泄露、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一些批评者,便会把《三家巷》、《
苦斗》的这种表现,看作是对陈旧的美学情调和气息的不健康迷恋。60年代围绕这些小
说的争论,如果从小说类型层面观察,提出的正是“言情小说”在当代的合法性和可能
性问题。《三家巷》的作者当然是要严肃地叙述,也多少明白“才子佳人”和他们的爱
情,在现代革命小说中既不应占太多篇幅,也不具独立的性质——只有作为对“革命”
的或正或反的证明才能存在。但情爱的纠葛可能展示的细腻、曲折,加上中国言情小说
“传统”所提供的艺术经验,在写作中显然成为更具诱惑力的因素而让作者着迷。具体
描述导致的结果,有时反而衬托所着力描写的“革命”的干枯和简陋。在确立表现对象
、叙述方式、语言风格上的犹豫,导致了小说(尤其是《三家巷》)结构上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