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冲
近日,著名出版商施普林格Springer史无前例地决定撤稿《肿
瘤生物学》杂志的107篇造假论文,这些论文发表于2012-2016年之间,全部来自中国学
者之手。撤稿原因称是论文作者编造审稿人和同行评审意见。
换言之,论文作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曝出医学论文丑闻,仅在2016年9月,《医学界》就曾发文曝光一
起中国最大医学论文造假案。
当然, 这也不是最后一次。
严格来说,论文造假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国内所谓的那些学术期刊,制造的东西
80%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奥,实际上,我说的很保守了。
这还真不能怪中国人的品德地下,要怪就要怪这个万恶的论文机制。各种提升、评级,
都和论文挂钩,好好坐下来进行科研是不行的,会永无出头之日。
一句话,逼良为娼。甚至中学老师评职称,都要求在学术期刊或国家级媒体上发表文章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管理机制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整个管理体制,就是一个劣胜优汰的过程,就是逼迫人
造假的机制。君不见,淘宝上,从写论文到发表论文,是全套的服务。
可能有人说,你说这些不合适,给点儿建议啊。我的建议很直接了当,让工作的评价体
系回归正常,不要领导和一堆外行进行各种评级和评定。
教师的职责是教学生,医生的职责是给病人看病,作家的职责就是写出好作品,这些,
和发表多少论文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具体而言,取消职称,从而取消和职称挂钩的论文机制。中国的职称,就是个折腾人的
工具,是扼杀创造的工具,也是那个逼良为娼的工具。
重要的话要重复三遍:取消职称,取消职称,取消职称。
为此写篇论文?得了吧,体制内的人,对职称的弊病,全都一清二楚。只是,大家要么
从中受益,要么还指望着从中受益,不敢说而已。
我不能在反对论文造假的情况下,拼凑一篇论文,对吧?
就拿2011年给《中国青年报》写的一篇文章来给大家看看论文造假的轰轰烈烈吧:
2011年3月28日,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说,中国在国际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总数已跃
居全球第二位。
数据显示,中国的科研论文1999年至2003年间位居第六(占总数的4.4%),2004年至2008
年间超过日本,跃居第二(占总数的10.2%),仅次于美国。报告预计,到2013年,中国
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发表科研论文最多的国家。
这个消息当然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法新社说,中国在科研论文产出上以火箭速度上升至
第二;BBC惊呼,两年内中国将在科学领域超过美国,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
印刷术的这个国家正准备做一次“全球性卷土重来”。
国内有网站迅速跟上,说科研论文第二“是中国崛起的新信号”,这让人哭笑不得。如
果比数量,中国在大多数领域都可以轻松地进入世界前三,可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
是民族创造力的结晶,并非纯粹以数量取胜。
法新社说,数量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质量提高。衡量科研论文价值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引
用率,尽管在这方面中国也有所上升,却落后于其研发投入率和论文产出率。中国的科
研论文要追上西方的质量标准,还需很多年。
《卫报》也称,美国在1999年至2003年和2004年至2008年这两个时期引用率都名列榜首
,分别为36%和30%。英国居第二位。中国的引用率则从实际上的零上升为4%。
引用率为4%,意味着大多数论文是“垃圾”,这其实和专利一样,前几年外媒报道说中
国人的专利数量虽然很多,但很多是“垃圾”专利。
2010年1月,《纽约时报》曾邀请一批专家探讨中国能否成为科技领导者。美国哈佛大
学商学院前教授约翰·高认为,中国要想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持续不断的进步,有赖于
其将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的能力。在现有体制下,本土人才和外来人才如何融合,
将是一个难点。
华人科学家、美国布朗大学纳米科学与软物质研究中心主任肖钢认为,在内部和地方的
评估程序当中、在资源分配和资金申请方面,主观因素往往会压过客观标准。在地方政
府和大学这一级,在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持方面,在履行科研资金承诺方面,都可能会
有延迟。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也刊发题为《中国科研,发表还是灭亡》的文章说,中国买卖论
文等造假行为的市场在2009年达到近10亿元人民币。一系列重大学术造假事件凸显中国
的学术评价系统过于强调发表论文,这促使了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急功近利的文化是
造成这种现象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官僚干预学术活动。文章引用方舟子的话说,中国
的大多数学术评估——人员聘用、晋升、资金分配等——是由非该领域内专家的官僚主
义者执行的,结果,论文的数量,而不是评价研究的质量,成了评估的标准。
委内瑞拉驻新加坡大使阿尔弗雷多-托罗·阿迪的观察最为深入、透彻。他今年3月初在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撰文称,既看到了中国争当世界技术领袖的意愿,也看到
了阻力和困难所在。
他认为,中国缺乏批评性和个性化思维。中国人的思维受铁的纪律和条条框框的束缚,
丧失了自由飞翔的能力。这样一个社会似乎更适合于在明确指令下的繁荣,即精英负责
思考,其他人负责追随,而不太有利于鼓励个人的创造力。在当前的教育模式下,中国
永远不能产生像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创意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