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点点关于“中国距离诺贝尔科学奖为什么这样远”的意见# Biology - 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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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作者：司履生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公布发表又激起了学术界国人的讨论热情，为什么中国
科学家距离诺贝尔奖这么远。毛泽东时代，我们对于那个奖不屑一顾。我上学时，
连诺贝尔奖都不知道。学过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过他给青年的一封信，却不
知道，他得过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承认了它的价值，也设法
追求它。政府也喊，民间也喊，还弄出来了个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
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2005年，钱学森先生临终前和温家宝总理的谈
话，后来见诸于传媒的。当时也引起了一片热议。其实， 我觉得这是明知故问，
拿着明白倒糊涂。钱学森是什么人，是世界级的学术大师，接受过东方和西方教
育，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生活多年，也去过苏联考察，他能没有答案！温家宝是什
么人，国务院总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东西方国家跑了不少，他能不知道毛
病出在什么地方？我看，他们两人心里都像明镜似的。只是谁也不愿意把那薄薄
的一层窗户纸捅破罢了。
最近，国内学术界又开始了今年重新讨论诺贝尔奖话题的热情。这本来无关
我的什么事。因为我自甘承认，在学术界混了几十年，是个失败者，没有资格趟
这个浑水。况且也已垂垂老矣。不过，还是按捺不住这个老而不朽的老而未腐的
心，想说几句大胆而不妄的话。
我在2000年曾经为我校研究生开设了一门专修课，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及
其论文解析。我和同学戏说，得诺贝尔科学家的人有一个特点，就个人品质而言，
是科学疯子，为科学而科学，为科学献身，心无旁骛，不迷信，不盲从，不图私
利，不受诱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二是选题，一个是巧，就是要有灵感，发
现常规事物中的个别偶然事件，不迷信常规，而勇于探索这种个别，穷追不舍。
我举了青霉素的发现，PCR技术的发现，Rous鸡肉瘤病毒，溶酶体的发现，单克
隆抗体技术的发现等，另外一个就是要对某些习以为常的事物，似乎是常识，从
不被人怀疑而接受的常识要敢于探索，破解，找出个究竟为什么是这样，找出那
个为什么来。我举了癌基因的发现，细胞受体的发现，胰岛素的发现，生长因子
的发现等例子。三就是要有一个做科学的环境，我举的例子就是世界上得诺贝尔
奖最多的学校，最多的实验室总是得诺贝尔奖的人的几率要多一些，我说，同学
们要出国学习的话，也要选择这样的实验室，名师出高徒，得诺贝尔奖也要有积
淀。不要像我出国时十分盲目，就是随便抓一个。还有社会环境，我说现在的科
研已经不是一把钳子一根铁丝只凭肉眼观测的时代，很多时候，还需要涉及制造
新仪器，建立新方法，需要其它学科的合作，没有这种合作的开放的社会条件，
也不行。四就是做科研一定要有经费，没钱弄不成。五就是要遵守科研道德，实
事求是。绝对不能弄虚作假。我举的例子就是魏于全那个肿瘤免疫治疗，至今还
被中科院包着，四川大学盖着捂着的例子。
我说的第一条就是要有为科学而科学的人，要允许那些为科学而科学的人生
存和发展的环境，这在我们现在的体制下行得通吗？最后我还提到，要得诺贝尔
奖就一定要把身体养好，要长寿，因为它只给活人，有几个人都是90多岁得奖的，
Rous要不活到90多，早早的死了，就无法得到诺贝尔奖。
我想，中国人不笨。到了国外，就能成为诺贝尔奖得主，这还不是说明，中
国出不了诺贝尔奖的主要问题是环境问题，土壤问题吗？
我这一生，糊里糊涂，但有一点，我还是觉得做对了。一是我在国内最早开
始选了肿瘤免疫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末期，工农兵学员进
校以后，图书馆刚刚开放。我阅读国外杂志，看到淋巴细胞分为B细胞和T细胞，
免疫也有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肿瘤免疫属于细胞免疫。改革开放以后，我考取
了公派访问学者资格，到美国学习两年。我当时的幼稚想法是只要能把T细胞与B
细胞分开，弄清楚怎么能让T细胞攻击肿瘤细胞就能治疗肿瘤了。
谁知道，这个题目太大，太难，水太深。学了两年，因为那个实验室原来没
有做肿瘤免疫的基础，也没有免疫学基础研究，仅仅是一个病理学系的临床免疫
实验室，说严格点，就是一个做免疫检验的。指导我的教授不懂病理学和免疫组
化。我只是建立了组织原位研究肿瘤免疫的最初步的技术和体外培养淋巴细胞的
技术，理论上没有学到足够的知识就回国了。回国后，教研室既无设备，又无合
作者和助手。开始个人打拼。从培养技术员和买冷冻切片机开始，做免疫组化，
好在我回国时自己买了上万美元的单克隆抗体试剂盒，这做起来还算容易。要建
立细胞培养室就十分困难，连培养基都买不到，也没有胎牛血清。我设计筹划，
送出去4个研究生，学习淋巴细胞克隆技术，肿瘤细胞培养及体外实验技术，肿
瘤动物实验技术。心想等他们回来，就可以大干一场。没想到来了那个政治风波，
到90年，只回来了一个，剩下的都滞留美国。再说，这几年肿瘤免疫也发展太快，
实在跟不上，我也没有机会参加国外学术会议，又处于封闭状态。我83年回国，
没有团队，致力于肿瘤局部微环境的研究，证明肿瘤局部确实有许多以T细胞为
主的淋巴细胞浸润。并且把早期肿瘤与不同时期的晚期肿瘤进行了对比，把肿瘤
免疫与母婴免疫和移植免疫进行对比，在85年时，提出肿瘤免疫也是一个动力学
过程，从初期的免疫优势逐渐发展至晚期的免疫衰竭，进展期肿瘤中的浸润淋巴
细胞主要是不活化的。我曾经设想把细胞因子的基因转入淋巴细胞使之活化。也
有几个研究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其中一个是把我们自己重组的单链白介素12基
因转入淋巴细胞，她糊弄我说得到了肯定的结果，我没有仔细的严格审查原始材
料，只看了她的照片，就允许她答辩毕业。她背着我，把论文投了好几份国内中
华牌杂志。待审稿后，论文寄回要修改时，也正好暑假，我对她的动物组织切片
进行严格观察，才发现是假的，只好把所有论文全部撤回。
在这几年中，申请的基金都是少得可怜，国外早都有了的大件仪器，我们也
买不起，有时，好不容易到了一件，因为无法配套，也等于没有。总之，这几年
里，我只能小打小闹。到了90年代，我知道了我可以申请美国的中华医学基金会
项目。资助强度很大。我也想申请。但是人家要求，必须做中国国内贫困地区危
害最严重的疾病的防治研究。为了得到中华医学基金会的资助，我只好选择了人
乳头瘤病毒和子宫颈癌的项目。得到了40万美元的资助。于是我的研究方向只
好转了。但是做计划容易，要施行却难上加难。我要求校领导给配备人力，组织
队伍，但校领导却想的是糊弄美国人，把钱拿来再说，我给校长说，人家要来检
查咋办，校长说，美国人好哄。而且钱怎么用，也要得到校长的批准。这实际上
成了校长的基金。每年都零敲碎打，弄一个题目凑凑合合，要汇报，我也只能昧
着良心瞎掰。不过，我们实验室还是做了许多关于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研究，表
达出好几种病毒的衣壳蛋白，但要继续深入，做出疫苗，那就得有更多的资金，
没有企业的参与，肯定不行。我的活动能力不行。直到退休，也没有任何结果。
而实验室也后继无人，培养的研究生一半出国，一半去了别的单位。连给教研室
做一点点积累的工作都没有做到。当然，这里边还有许多曲折故事，我不能也没
法展开。
在中国，要申请基金，对我这样的人，也是难上加难。我拿的第一个基金是
30000元。到退休前一个基金也就是100000多一点。这些基金只能小打小闹。要
拿到重大基金必须会包装自己，学校也必须会和国家自然基金委拉好关系，就是
舍得花钱送礼。我参加过几次基金委的二审，也参加过几次基金委组织的成果验
收。其黑幕无法言说，只能说超级腐败。我那一段时间，医学院校中每年得到基
金最多的就是军队的医学院校，原因是医学院校舍得花钱送礼，因为他们的预算
比地方多得多，且不归地方审计。有一年，二审是在一个军医大做的，我不知道
他们给基金委送多少钱，但我自己能感觉到，因为在二审期间的十多天里，每天
晚上我们都是吃最高档的饭，都有年轻漂亮护士陪伴的舞会。每天中午回房间都
能收到意外的价值不菲的礼品。我们学校为了拉关系，一年请基金委的一位小
组负责人来学校做申请基金的介绍，住西安的五星级宾馆，吃五星级饭店的宴请，
临走送当时刚上市的价值10000多元高级数码照相机一台。有一次，我作为专家
参加一个基金委的重大项目的验收，会议开始给我们每人一个信封，里边装了
1000元，比我当时的工资要高。明明是课题距离原设计水平很远很远，基金委的
人非要启发我们说课题完成的很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不可。最后，我们硬是坚
持说基本上完成了设计要求，没有写什么水平。最要命的一次就是那一年评魏于
全的那个肿瘤免疫重大课题100万元资助项目。基金委非要我们肯定这个项目不
可，因为我已经发现了魏于全的那两篇作为申请课题根据的支柱论文弄虚作假，
我们二审专家坚决不同意，要求基金委组织专家组对魏于全的前期工作进行审查，
但是基金委还是后来偷偷的批了那个项目。一直到后来，在我揭发了魏的弄虚作
假以后，在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基金委的当事人时还不敢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可
以想象，基金委的水有多深。
我在高校工作了差不多50年直至退休。我深深感到，自80年代以后，高校的
学术空气越来越坏，但腐败一年胜似一年，一点也不比地方少。很多时候，是教
育部领导逼的下面人弄虚作假，或校领导机关弄虚作假，要我就范。说实在的，
中国高校的那种环境是教育学生学坏，摧残人才的地方。像这样的体制，这样
的环境，要能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岂不是人间怪事。要想使科学学术蓬蓬勃勃，
欣欣向荣，达到引领世界潮流，出现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绝不是单纯的花大钱，引进几个学术尖子，搞个什么人才工程所能办到的。治病
要治根，只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何况我们现在是赵家人患病，阿Q和小D吃
药。这样讨论来讨论去，无济于事。不从根本上改变，那是不行的。
(XYS20181024)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公布发表又激起了学术界国人的讨论热情，为什么中国
科学家距离诺贝尔奖这么远。毛泽东时代，我们对于那个奖不屑一顾。我上学时，
连诺贝尔奖都不知道。学过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过他给青年的一封信，却不
知道，他得过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承认了它的价值，也设法
追求它。政府也喊，民间也喊，还弄出来了个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
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2005年，钱学森先生临终前和温家宝总理的谈
话，后来见诸于传媒的。当时也引起了一片热议。其实， 我觉得这是明知故问，
拿着明白倒糊涂。钱学森是什么人，是世界级的学术大师，接受过东方和西方教
育，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生活多年，也去过苏联考察，他能没有答案！温家宝是什
么人，国务院总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东西方国家跑了不少，他能不知道毛
病出在什么地方？我看，他们两人心里都像明镜似的。只是谁也不愿意把那薄薄
的一层窗户纸捅破罢了。
最近，国内学术界又开始了今年重新讨论诺贝尔奖话题的热情。这本来无关
我的什么事。因为我自甘承认，在学术界混了几十年，是个失败者，没有资格趟
这个浑水。况且也已垂垂老矣。不过，还是按捺不住这个老而不朽的老而未腐的
心，想说几句大胆而不妄的话。
我在2000年曾经为我校研究生开设了一门专修课，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及
其论文解析。我和同学戏说，得诺贝尔科学家的人有一个特点，就个人品质而言，
是科学疯子，为科学而科学，为科学献身，心无旁骛，不迷信，不盲从，不图私
利，不受诱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二是选题，一个是巧，就是要有灵感，发
现常规事物中的个别偶然事件，不迷信常规，而勇于探索这种个别，穷追不舍。
我举了青霉素的发现，PCR技术的发现，Rous鸡肉瘤病毒，溶酶体的发现，单克
隆抗体技术的发现等，另外一个就是要对某些习以为常的事物，似乎是常识，从
不被人怀疑而接受的常识要敢于探索，破解，找出个究竟为什么是这样，找出那
个为什么来。我举了癌基因的发现，细胞受体的发现，胰岛素的发现，生长因子
的发现等例子。三就是要有一个做科学的环境，我举的例子就是世界上得诺贝尔
奖最多的学校，最多的实验室总是得诺贝尔奖的人的几率要多一些，我说，同学
们要出国学习的话，也要选择这样的实验室，名师出高徒，得诺贝尔奖也要有积
淀。不要像我出国时十分盲目，就是随便抓一个。还有社会环境，我说现在的科
研已经不是一把钳子一根铁丝只凭肉眼观测的时代，很多时候，还需要涉及制造
新仪器，建立新方法，需要其它学科的合作，没有这种合作的开放的社会条件，
也不行。四就是做科研一定要有经费，没钱弄不成。五就是要遵守科研道德，实
事求是。绝对不能弄虚作假。我举的例子就是魏于全那个肿瘤免疫治疗，至今还
被中科院包着，四川大学盖着捂着的例子。
我说的第一条就是要有为科学而科学的人，要允许那些为科学而科学的人生
存和发展的环境，这在我们现在的体制下行得通吗？最后我还提到，要得诺贝尔
奖就一定要把身体养好，要长寿，因为它只给活人，有几个人都是90多岁得奖的，
Rous要不活到90多，早早的死了，就无法得到诺贝尔奖。
我想，中国人不笨。到了国外，就能成为诺贝尔奖得主，这还不是说明，中
国出不了诺贝尔奖的主要问题是环境问题，土壤问题吗？
我这一生，糊里糊涂，但有一点，我还是觉得做对了。一是我在国内最早开
始选了肿瘤免疫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末期，工农兵学员进
校以后，图书馆刚刚开放。我阅读国外杂志，看到淋巴细胞分为B细胞和T细胞，
免疫也有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肿瘤免疫属于细胞免疫。改革开放以后，我考取
了公派访问学者资格，到美国学习两年。我当时的幼稚想法是只要能把T细胞与B
细胞分开，弄清楚怎么能让T细胞攻击肿瘤细胞就能治疗肿瘤了。
谁知道，这个题目太大，太难，水太深。学了两年，因为那个实验室原来没
有做肿瘤免疫的基础，也没有免疫学基础研究，仅仅是一个病理学系的临床免疫
实验室，说严格点，就是一个做免疫检验的。指导我的教授不懂病理学和免疫组
化。我只是建立了组织原位研究肿瘤免疫的最初步的技术和体外培养淋巴细胞的
技术，理论上没有学到足够的知识就回国了。回国后，教研室既无设备，又无合
作者和助手。开始个人打拼。从培养技术员和买冷冻切片机开始，做免疫组化，
好在我回国时自己买了上万美元的单克隆抗体试剂盒，这做起来还算容易。要建
立细胞培养室就十分困难，连培养基都买不到，也没有胎牛血清。我设计筹划，
送出去4个研究生，学习淋巴细胞克隆技术，肿瘤细胞培养及体外实验技术，肿
瘤动物实验技术。心想等他们回来，就可以大干一场。没想到来了那个政治风波，
到90年，只回来了一个，剩下的都滞留美国。再说，这几年肿瘤免疫也发展太快，
实在跟不上，我也没有机会参加国外学术会议，又处于封闭状态。我83年回国，
没有团队，致力于肿瘤局部微环境的研究，证明肿瘤局部确实有许多以T细胞为
主的淋巴细胞浸润。并且把早期肿瘤与不同时期的晚期肿瘤进行了对比，把肿瘤
免疫与母婴免疫和移植免疫进行对比，在85年时，提出肿瘤免疫也是一个动力学
过程，从初期的免疫优势逐渐发展至晚期的免疫衰竭，进展期肿瘤中的浸润淋巴
细胞主要是不活化的。我曾经设想把细胞因子的基因转入淋巴细胞使之活化。也
有几个研究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其中一个是把我们自己重组的单链白介素12基
因转入淋巴细胞，她糊弄我说得到了肯定的结果，我没有仔细的严格审查原始材
料，只看了她的照片，就允许她答辩毕业。她背着我，把论文投了好几份国内中
华牌杂志。待审稿后，论文寄回要修改时，也正好暑假，我对她的动物组织切片
进行严格观察，才发现是假的，只好把所有论文全部撤回。
在这几年中，申请的基金都是少得可怜，国外早都有了的大件仪器，我们也
买不起，有时，好不容易到了一件，因为无法配套，也等于没有。总之，这几年
里，我只能小打小闹。到了90年代，我知道了我可以申请美国的中华医学基金会
项目。资助强度很大。我也想申请。但是人家要求，必须做中国国内贫困地区危
害最严重的疾病的防治研究。为了得到中华医学基金会的资助，我只好选择了人
乳头瘤病毒和子宫颈癌的项目。得到了40万美元的资助。于是我的研究方向只
好转了。但是做计划容易，要施行却难上加难。我要求校领导给配备人力，组织
队伍，但校领导却想的是糊弄美国人，把钱拿来再说，我给校长说，人家要来检
查咋办，校长说，美国人好哄。而且钱怎么用，也要得到校长的批准。这实际上
成了校长的基金。每年都零敲碎打，弄一个题目凑凑合合，要汇报，我也只能昧
着良心瞎掰。不过，我们实验室还是做了许多关于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研究，表
达出好几种病毒的衣壳蛋白，但要继续深入，做出疫苗，那就得有更多的资金，
没有企业的参与，肯定不行。我的活动能力不行。直到退休，也没有任何结果。
而实验室也后继无人，培养的研究生一半出国，一半去了别的单位。连给教研室
做一点点积累的工作都没有做到。当然，这里边还有许多曲折故事，我不能也没
法展开。
在中国，要申请基金，对我这样的人，也是难上加难。我拿的第一个基金是
30000元。到退休前一个基金也就是100000多一点。这些基金只能小打小闹。要
拿到重大基金必须会包装自己，学校也必须会和国家自然基金委拉好关系，就是
舍得花钱送礼。我参加过几次基金委的二审，也参加过几次基金委组织的成果验
收。其黑幕无法言说，只能说超级腐败。我那一段时间，医学院校中每年得到基
金最多的就是军队的医学院校，原因是医学院校舍得花钱送礼，因为他们的预算
比地方多得多，且不归地方审计。有一年，二审是在一个军医大做的，我不知道
他们给基金委送多少钱，但我自己能感觉到，因为在二审期间的十多天里，每天
晚上我们都是吃最高档的饭，都有年轻漂亮护士陪伴的舞会。每天中午回房间都
能收到意外的价值不菲的礼品。我们学校为了拉关系，一年请基金委的一位小
组负责人来学校做申请基金的介绍，住西安的五星级宾馆，吃五星级饭店的宴请，
临走送当时刚上市的价值10000多元高级数码照相机一台。有一次，我作为专家
参加一个基金委的重大项目的验收，会议开始给我们每人一个信封，里边装了
1000元，比我当时的工资要高。明明是课题距离原设计水平很远很远，基金委的
人非要启发我们说课题完成的很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不可。最后，我们硬是坚
持说基本上完成了设计要求，没有写什么水平。最要命的一次就是那一年评魏于
全的那个肿瘤免疫重大课题100万元资助项目。基金委非要我们肯定这个项目不
可，因为我已经发现了魏于全的那两篇作为申请课题根据的支柱论文弄虚作假，
我们二审专家坚决不同意，要求基金委组织专家组对魏于全的前期工作进行审查，
但是基金委还是后来偷偷的批了那个项目。一直到后来，在我揭发了魏的弄虚作
假以后，在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基金委的当事人时还不敢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可
以想象，基金委的水有多深。
我在高校工作了差不多50年直至退休。我深深感到，自80年代以后，高校的
学术空气越来越坏，但腐败一年胜似一年，一点也不比地方少。很多时候，是教
育部领导逼的下面人弄虚作假，或校领导机关弄虚作假，要我就范。说实在的，
中国高校的那种环境是教育学生学坏，摧残人才的地方。像这样的体制，这样
的环境，要能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岂不是人间怪事。要想使科学学术蓬蓬勃勃，
欣欣向荣，达到引领世界潮流，出现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绝不是单纯的花大钱，引进几个学术尖子，搞个什么人才工程所能办到的。治病
要治根，只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何况我们现在是赵家人患病，阿Q和小D吃
药。这样讨论来讨论去，无济于事。不从根本上改变，那是不行的。
(XYS2018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