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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aixiaoke (流浪者的乡愁), 信区: FilmStudies
标 题: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Apr 11 16:03:45 2010, 美东)
先说说对原著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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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承受的否定
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头两章可真够人费解的。
在故事尚未展开之前,先谈论尼采的永恒轮回之思,这是很老派的19、20世纪作家的写
法,跟快节奏、视觉化的现代小说比较,很令人望文生畏。可我读小说又向来不能向后
跳跃,试了两次,才终于逐字逐句把这两章挨过去。到第三章,写托马斯感觉特蕾莎就
像一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的孩子,顺着河水飘来,好让他在床榻之岸收留她
”,这个意象又是那么神秘生动,让人急急地向后翻,迫不及待地要了解这两个人物。
而也正是从这一章开始,从托马斯审视自己的人生究竟该要什么开始,前面讨论的“轻
”与“重”,才开始正式现形,“轮回”也才有了具体的,可被阐述、被理解的意义。
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轮回”是从否定出发的,指人的一生不能重复:“人永远都无法
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
正。”联系第二章中尼采“永恒轮回是最沉重的负担”,人这不能重复、不可修正的短
暂一生相对则是无比轻盈的,哪怕不断地犯错误,走冤路,这些错误也不会如西西弗斯
推石块一样,在无解的死循环中被不断重复,形成时间轴上的一个恶瘤。“只能活一次
,就和根本没有活过一样。”故而昆德拉对人生得出的结论是个“半真的存在”,因不
负重而自由,因自由而去意义。
为了体现,也为了质疑人生这无意义的轻盈,书中的三位主人公,托马斯、特蕾莎,以
及托马斯的情人,画家萨比娜,每人都经历了一个可以说是残酷无情的自我审视及自我
否定的过程。托马斯所经历的是爱与性的分离。他一方面炙烈地爱着妻子特蕾莎,那个
被“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顺流而下的孩子”;一方面却不能遏制地不断与其他女人发
生性关系。对外科医生的托马斯来说,每个女人都是组成世界整体的一个独特元素,他
探索不同女人的肉体并非为了沉迷肉欲,而是执着于发现每个女人“有别于他者的百万
分之一的不同之处”。托马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解剖、征服世界,在征服世界的同时获
得额外的感官享受,并与此同时不得不承受给特蕾莎带来巨大困扰而引致的毁灭性痛苦。
特蕾莎,这个“顺流而下的孩子”,对人世的理解是从“做女儿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大写
的过错”而始的,她终期一生都在寻找各种各样的自我肯定方法,来试图覆盖与生俱来
的生命的自我否定。她爱托马斯,因为托马斯是带她离开第一个否定之世界的车票,是
不顾她大声唠叨、叫喊,和咕噜噜叫的肚子而全心接纳她的第一个肯定的世界。但随着
特蕾莎与托马斯共同生活的开展,她不得不忍受托马斯的肉体不忠,忍受无休无止的噩
梦,忍受青春热情的凋零和世事如空的变迁。换句话说,她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尝试发现
肯定,却又不可避免的一步步走向否定,走向生命最初形态的回溯过程。
托马斯的情人萨比娜是个成功的画家,但她的成功却基于对捷克大学教育的严格现实主
义的背离,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之时,她流亡瑞士日内瓦,与当地一位已婚教授弗兰茨
保持情人关系,但她与弗兰茨对世界的种种看法实际上都存在重大差异,甚至完全相悖
。比如说,萨比娜在公寓里只穿内衣,头戴祖父传下来的圆礼帽,站在镜前,手牵着身
着灰西服,打着领带的弗兰茨,这一动作在弗兰茨看来是个非常古怪的玩笑,甚至闹剧
;对萨比娜,圆礼帽却是曾激发她与托马斯情感高潮的性爱道具,是对往昔时光的回顾
,对历史记忆的赞颂。昆德拉用了很多篇幅详细陈列萨比娜与弗兰茨之间的语义之差,
甚至连“爱”与“激情”都被彻底拆解,显示其中因真正理解的不可能存在而产生的千
疮百孔。最为冷酷的一笔是弗兰茨死前弥留之际,不能说话,面对自己仇恨的前妻别过
脸去,这却给对方造成了愧疚、感激的假象。可见人与人之间的不沟通、不理解才是生
命的长久之态,从生起始,贯穿始终,直至黄泉。
托马斯、特蕾莎和萨比娜这三个人,形成了一个对人生拆解的坚固三角,反应在书中,
是前五部分的严格对称结构:轻与重、灵与肉、不解之词、灵与肉、轻与重。昆德拉从
托马斯起始,提出生命之轻重的议题,曝露每个人物的灵肉分离本质,再回至托马斯,
让他彻底否认生命的轻盈之美,告别“世界的手术台”,走向一个不断重复的,枯燥而
偏远的末路。
贯穿这前五部分的,除了以这三个人物为顶点的拆解三角形,还有促使每个人物为各自
的人生做出正确或错误选择的捷克历史。但即使是以布拉格为主要舞台的这段血火历史
,也是以否定之姿出现的。1618年,波希米亚贵族贵族为了捍卫宗教自由,充满勇气地
对抗维也纳皇帝,从而引发了三十年战争,捷克几至毁灭;三百二十年后的1938年,为
避免战争,英法采取绥靖政策把捷克割让给了德意志,却更助长了法西斯的硝烟,捷克
亡国。小说背景的1968年,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在国内实施民主化改革,
引起了苏联勃列日涅夫领导层的不满,8月20日深夜, 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
克武装入侵布拉格,杜布切克被囚,改革失败,之后是二十年的政治压迫与10万人左右
的难民潮。正因为人的生命无法重复,历史也无法重演,即使有了1618和1938两次的经
验,1968布拉格之春后的捷克历史也还是走向不明的未知数。回到第一章所提出的轮回
之说,因为历史无法重复,一切等于不曾存在,其中的罪恶与丑陋便也因转瞬即逝而变
得轻盈,故而不值一提:“一切都预先被谅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地许可了。”
对捷克历史的瓦解与否定是交织在托马斯、特蕾莎和萨比娜这三位流亡之人对各自前途
与人生意义的思索之中的,昆德拉在用偶然否定人生的既定意义与归宿的同时,也用同
样的思路否定了历史的沉重,抉择的艰难,变迁的要义。特蕾莎年轻时拍摄的那些记录
青年人慷慨激昂抵抗苏联入侵的照片,在很多年后竟成了当局用来实施人身压迫的证据
。人生没有轨道,历史也没有目标,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所谓“轻者为正,重者为负”
的论断终被彻底否定。
不仅是捷克的历史,在第六部分“伟大的进军”中,昆德拉还通过对弗兰茨对“向柬埔
寨进军”的人道主义援助活动的参与,彻底揭示出一切社会政治运动的媚俗之态。在对
kitsch(媚俗)这个词的阐释过程中,昆德拉否定了“对生命的绝对认同”,进而否定
了“宗教”、“博爱”、“理想”等一切人赖以依存情感,并使人生有所追求的幻象。
最讽刺的是,他唯一肯定的倒是二战中斯大林儿子被俘时因把厕所弄得粪便横流而被嫌
,不堪羞辱,撞向高压铁丝网自杀而亡的选择。比起人类媚俗的普遍性愚蠢,昆德拉说
斯大林儿子的死“是在战争的普遍愚蠢之中唯一的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死”。
在对生命与历史的否定之后,昆德拉还要在最后一部“卡列宁的微笑”中彻底否定人性
。卡列宁是托马斯为了缓解特蕾莎的寂寞而买给她的一只小狗,在从布拉格到苏黎世,
再回到布拉格,最终归老乡下的动荡中,卡列宁是特蕾莎的忠实伴侣,甚至可说是令她
继续活在人间的唯一理由。在卡列宁的生命尽头,特蕾莎终于意识到,她与卡列宁之间
的爱比与托马斯之间的感情更加美好,因为它无私,不求回报。接下来昆德拉更进一步
,将人性与动物性直接作比,论证幸福在本质上是对重复的一种渴望。但一个拥有重重
欲望的人却不可能满足于任何一种简单的重复,不能像卡列宁那样为每天早晨一块固定
不变的羊角面包而欣喜、满足。因此,《圣经》中人被逐出伊甸园,而动物得以保留。
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这种线性递进的欲望,我们生活在单向的时间轴上,时间不会
重复,日子不会循环,人生也不能重来。也正因为这种脱离了重复的轻盈线性特质,人
无论如何挣扎、渴望、追求,也永不可能重返伊甸园,获得最终的幸福。人性与幸福在
本质上是矛盾的。但人终其一生依然会不断的奔跑、追逐,寻求幸福的幻影,这便注定
是场悲剧,生命的悲剧。
但奇怪的是,在这本充满一个又一个否定的冰冷刺骨的书中,卡列宁之死却是最具温情
的片段。我想这是因为在卡列宁生命消失的过程中,特蕾莎对生活、历史、祖国、爱情
,对人生一切一切的幻影终被全部打破,她已走到了路的尽头,终于找到了生命的真相
。纵然那是一个不可遏制的悲剧的真相,却因特蕾莎与这些否定达成了妥协,竟终获释
然。也只有如此,她才能穿上最漂亮的衣裙,在自由的舞蹈中获得象征幸福的大蝴蝶,
终于接受了生命这不能承受的轻盈,赢得最后的美丽。
归根结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一本关于真相的书。我们接近真相总是通过否定
,而不是肯定的方法。但凡肯定的,迟早会被推翻。而否定是减法,甚至除法,它是一
个使人生幻象不断破灭的过程。就好象灵魂必须脱离肉体的束缚,才能破茧成蝶获得最
终的自由一样;人生越是破灭,便越接近世界本原的真相。这过程固然令人沮丧,甚至
绝望,但我坚信这就是唯一的路径:真相不会以喜剧的形态存在,真理也绝无可能以肯
定的方式获得。
这真是一本血淋淋的书,但我喜欢它。它不是虚无主义,它只是在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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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电影。
不能承受的妥协
(一)
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特蕾莎离开了瑞士日内瓦,她的丈夫,丹尼尔·戴·刘易斯的角色,外科医生托马斯感到了无比的轻盈。他在旋转木马边的报刊亭前肆无忌惮地凝视来往而过的年轻姑娘们,对她们轻盈地微笑;他穿着鞋子走入池塘,用面包喂洁白而美丽的大天鹅;他站在水里,双臂张开,深深呼吸着那美妙的、自由的空气。
但回到家,一个人盘坐在低矮的咖啡桌前,他又望着桌上一盆小仙人掌发呆。他打好箱子,装好行李,一个人开着汽车走上了回到布拉格的旅途。
然后他敲门,蹲下拥抱从门里冲出来的小狗卡列宁,站起来斜靠在门框上,望着面前又惊又喜的妻子,轻轻地说:“一切都好?”
她回答:“很好。”
“那么卡列宁呢?”他又问。
“也很好。”
“你在这儿要做什么?”
“我会找到些什么的。”
然后是一个长长的,长长的凝视。他俯身靠近,在特蕾莎脸上轻柔地探索,吻她。他的面颊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二)
这是电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我最喜欢的的改编片段。但电影整体跟米兰·昆德拉的同名小说很不一样。当然,没办法一样。
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既不是托马斯,也不是特蕾莎,或萨比娜;最重要的人是那个叙述者,旁白,是米兰·昆德拉自己。而作为小说主线的爱情故事在我看来分量也并不比配角弗兰茨的政治媚俗更加重要,它们同样都是昆德拉用以否定,从而剥离出真相的手段。讲故事只是接近最终真相的手段之一,哲学思考也是,对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历史再现更是。它们同等重要,相互交织,密不可分。
但小说改变为电影,视觉化地呈现于观众眼前,就没办法不进行取舍。书中托马斯、特蕾莎和萨比娜的三角情事被拎出来成为了主线,而布拉格之春向后退屈居历史背景,弗兰茨与萨比娜无法沟通的语义之差和他的政治媚俗进军行动终被舍弃,就连特蕾莎在镜前拼命要从肉体内分离出自己独一无二的灵魂这么有代表性的片段也被去掉了。电影只关注轻与重对比关系的一个方面:男人的轻盈与女人的沉重。
托马斯的轻盈在于他可完全不带内心谴责的追逐女人,与此同时,他又深爱妻子特蕾莎。尽管因自己的放荡行为为她造成的伤害与无尽的噩梦令他痛苦,托马斯却依然无法消除想要探索女人肉体的原始冲动。让他终于从轻走向重的是特蕾莎的离去。在没有了特蕾莎,没有了责任与道德约束的日内瓦,托马斯终于第一次体会到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他放弃了工作、护照,在白雪皑皑的冬天动身回到了街道上苏联坦克横行的布拉格。
(三)
电影版《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剧本作家是让-克劳德·卡里尔(Jean-Claude Carrière)。这位著名的法国作家曾经与西班牙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艾尔合作过六部电影,包括获威尼斯金狮奖的《白昼美人》(Belle du jour)和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Le charme discret de la bourgeoisie)及被提名的《朦胧的欲望》(Cet obscur objet du désir)。除此之外,卡里尔还同多位名导合作,改编过很多世界名著,比如《铁皮鼓》、《屋顶上的轻骑兵》、《危险关系》等。
布努艾尔的电影里不可或缺的总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幽默元素,在卡里尔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改编中,从一开始就出现的搞笑偷窥片段不知道是否在无形中受到了布努艾尔的些许影响。从托马斯命令护士对她宽衣解带起,电影的语调就与小说大为不同,幽默成了抓住观众的手段之一。导演菲利普·卡夫曼自己也说,“观众当然可以笑”。不管是特蕾莎只身跑到布拉格找托马斯,从矜持到激吻摔倒,还是弗兰茨对萨比娜的不顾一切的追求,或者舞厅里捷克与苏联官员被骂作流氓的胖脸,都滑稽可笑,让这个沉重的故事布满了轻盈的瞬间。
我很喜欢让-克劳德·卡里尔安排给片中人物的几段点睛的对话。比如在小说中第四部分“灵与肉”才揭晓的托马斯对女人不可遏制的滥交动机,在开篇就借由戴礼帽的萨比娜的问话被揭示了出来。特蕾莎从日内瓦独自逃回布拉格,给托马斯留下关于男人之轻和女人之重的诀别信既动人心魄,又点名了主题。托马斯用自剜双眼的俄狄浦斯在舞会闲聊上讽刺那些拍苏联政府马屁的捷克官员,比小说中的单纯第三人称叙述更为生动;把这个情节提到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前,就如同把特蕾莎本在重返布拉格之后才发现自己当年的照片被用作政府进行政治清算工具的片段挪到1968年事件之初一样,可使情节更加紧凑,还能造成前后呼应的强化效果。
(四)
除了对话,电影最值得称道的当然还有剪辑与布景。
引出1968年8月20日凌晨的苏联武装入侵布拉格历史事件的是托马斯与特蕾莎的一场争吵。气愤的特蕾莎深夜跑出公寓,到了巷口被隆隆而来的坦克惊呆。从这个时刻起,彩色画面转为黑白,质感变粗,历史资料和电影镜头交织一体。因为不能进入捷克拍摄此片,电影的巷道镜头都是在法国里昂完成的,从博物馆借来20辆原苏联坦克在街巷上来回行驶。但因为有着相同的质感与角度,这些镜头能够与布拉格广场上坦克冲向公车路障的历史镜头完美结合一体,天衣无缝。
托马斯与萨比娜的镜中调情一场对剪辑的要求也较高。据导演菲利普·卡夫曼所言,为了使镜像与直视角度的切换流畅顺利,在拍摄时不得不增大视角重叠的范围,并在剪辑时让镜像镜头与直视镜头在交接处有所重复,骗过人的眼睛。
萨比娜公寓房间内的画作是捷克画家伊莱娜·戴蒂科瓦(Irena Dedicova)的作品。根据米兰·昆德拉的说法,戴蒂科瓦就是萨比娜的原型。而透过托马斯擦净的玻璃窗外,布拉格的城市轮廓则是令人惊叹的栩栩如生的布景。就连特蕾莎第一次出场在疗养小镇酒吧当女招待,房间被蒸汽吁湿的花墙纸,木架子上的捷克酒瓶跟豆罐,都是剧组央捷克友人特意从布拉格带出的,可见其良苦用心。
(五)
但电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并非没有问题。至少,对我个人来说,结尾安排托马斯拥抱乡下的生活,获得真正的快乐,是背离了昆德拉原意的。在小说中,托马斯与特蕾莎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抛物线,托马斯因对特蕾莎的爱与内疚,一步步远离他在女人肉体丛中所享受到的生命芳香和无牵挂的轻盈,这个过程是与他的理想和灵魂背道而驰的。在他同意与特蕾莎一起撤退到乡下之时,他的世界便已退到了尽头。按照昆德拉在“卡列宁的微笑”一章中的描述,托马斯的末路是“头发花白,精疲力竭,指头僵直,再也握不住外科医生的解剖刀了。”
特蕾莎在最后无疑是快乐而幸福的,但她的幸福并非来自于托马斯一步步的妥协退让——即使在乡下,特蕾莎看到托马斯儿子的信件,还是怀疑那究竟是哪个女人偷偷寄给托马斯的情书——而是小狗卡列宁,一种超越(或者说背离)人性,建筑于简单重复之上的更加美好的、牧歌式的幸福。昆德拉充满无限柔情地描述了卡列宁生命最后的微笑,就是为了最终否定人对幸福追求的可能,也让作为代表的特蕾莎终于意识到此点,从而与人生达成妥协,脱离灵肉互搏的痛苦泥沼,由沉重飞向轻盈。
那么托马斯呢?托马斯在乡下小酒馆的舞池上的确对特蕾莎说了他在那里很幸福,“当你发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使命时,便是一种极大的解脱。”这里,我觉得重点在于“解脱”,而非“幸福”。托马斯人生最轻盈的时刻莫过于特蕾莎离开日内瓦跑回布拉格,他一个人享受呼吸无比自由的空气。电影对这个片段的绝妙刻画是改编的最高潮,也是托马斯人生抛物线的转折点,他在体会到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转身扑向沉重,扑向爱情、责任及义务,直到退至一个偏远而枯燥的末路,放弃所有,获得人生的解脱。托马斯幸福吗?也许……但我始终觉得那个状态并不能用“幸福”来形容,至少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特蕾莎所曾追求的幸福;他最后的形象是一只梦中被特蕾莎贴在脸上的野兔,“这意味着忘记他是强者,这意味着从此谁都不比谁强。”对托马斯来说,他并未如他所说那样获得纯粹的自由,他最后的沉重是异化成为一只野兔令特蕾莎感到快乐;而特蕾莎却终究是从卡列宁的微笑中体会到了幸福的悲剧真谛。男人的轻盈与女人的沉重因为爱彼此有所调和,却依然无法达到牧歌的最终境界,无法重返伊甸园,获得最高境界的幸福。
我觉得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始终是一个悲剧,里面所有的人物,不论是萨比娜、弗兰茨、托马斯,还是终与生命达成妥协的特蕾莎,他们都在不断的否定自身,不断的逃离、寻找、剥离人生的真相。而这个真相却是血淋淋的,是一种不能承受的一个接着一个的否定:历史的无序、灵肉的背离、人性的悲剧、幸福之永不可得。但电影改编却给予了作为主体的男女关系一个温暖的尾音,抛弃了布拉格之春的灰色基调,以快乐的获得作为结束。这既是个充满了慰藉之意的和解,同时也是一种可怜而又无可奈何的对媚俗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