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 胡舒立 终于出走# Reader - 书香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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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胡舒立 终于出走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潇
2009-11-16 16:15:11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在创造一个媒体品牌的过程中，资本收益归资方，而品牌影响力则归媒体人，两者在初
创期尚能同舟，一旦成功， 传媒人的精神投入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便会影响两者的合作
11月9日，另一只靴子终于落下。
这一天的上午，《财经》主编胡舒立正式向自己的老板、联办总干事王波明提交了辞呈
，联办随后批准了她的辞职。继总经理吴传晖9月底携经营骨干辞职后，这家中国最富
盛名的杂志的采编团队也被证实即将出走。在媒体上沸沸扬扬了一个多月的“财经变局
”看起来正在划上句号。
本刊获知，除了美编组，《财经》的绝大多数编辑和记者都将追随胡舒立提交辞呈，而
联办方面要求在11月11日中午12点前将辞职信发到相关邮箱。
有媒体引述知情人士说，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财经》团队和联办双方其实没有太多
的谈判，都在为分手各自做准备。而整个过程中，胡舒立都对外界保持了沉默，包括10
月29日网上一度爆出“内幕”，称《财经》团队“逼宫”，她亦选择按兵不动。
有知情者告诉本刊一个细节，在11月9日的最后一次谈判中，联办人士指责《财经》团
队蓄谋已久，并且宣布不再谈判，胡舒立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了辞职信。
好搭档
王波明和胡舒立站到了互不妥协的两边，令很多人感到意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
们被认为是合作良好的拍档。
王波明是外交官王炳南之子，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经在1980年代末最早将证券
市场引入中国，而胡舒立则在体制内媒体《工人日报》工作10年后，来到了1990年代颇
具影响力的《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1月2日，在该报改日报的第一期版面上，胡舒立
的评论《改革没有浪漫曲》，让她开始在财经新闻界有了自己的影响力。1998年，王波
明找到胡舒立创办新刊，胡舒立要求联办提供充足的预算，并且在采编和经营之间筑起
一道墙，资方不得干预采编。王波明同意了。
2000年，《财经》10月号刊出《基金黑幕》，引发资本市场震荡，国内十大基金公司联
合发表声明，指责《财经》耸人听闻、报道不实，胡舒立随即以《批评权、知情权，还
有“新基金”使命》一文回应：媒体的批评权与公众的知情权作为公开性的保证，其重
要地位必然地优于市场上某一利益集团自赋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麦健陆在那本著名的《10亿消费者》中记录了作为《财经》
老板的王波明面临的挑战：“王波明开始接到越来越多怒气冲冲的电话……这样的电话
令王波明痛苦。他会有礼貌地听完对方的话，然后解释说他只是拥有这本杂志，但是不
能干涉编辑的决定。”
理念之争
《财经》的成功，被认为得益于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和拥有深厚的政府关系，不过，近半
年来，它却受到了挑战。
2009年7月，《财经》接连4篇稿子被联办“枪毙”，所涉从新疆到石首再到通钢改制，
均是一时的“敏感题材”，而这种情况在《财经》11年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通
钢的报道被压了两个礼拜，是我们编辑部实在忍不了自己发的。”《财经》的一位编辑
告诉本刊。
王波明在2006年接受本刊专访时曾说，“在美国当记者很有无冕之王的感觉。”对于联
办突然干涉采编，有人分析与其上级单位全国工商联的换届有关。7月底，联办向《财
经》下发了“关于明确《财经》杂志报道方针及规范管理流程的决定”，本刊记者获得
了文件，但联办并未在文件上盖章。“决定”要求《财经》“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关
于新闻报道的指示，而《财经》每期封面报道的选题、对于非财经领域（政治、社会、
非财经领域的涉外报道）的重大新闻报道，在发稿前均需报批。
“这是要断我们的根啊。”前述《财经》编辑评价。本刊获知，胡舒立当时对编辑部同
仁承诺，“给他们（联办）3个月时间，我们看一看。”
后来，在《无法确定的愿景》一文中，胡舒立再次提起了那句著名的话：“我觉得媒体
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而接下来，她
写道，“我又希望媒体有更大的空间，不承担那么多的压力，媒体人可以安心而尽职地
履行媒体责任。”
这是被称作“理念之争”的一个版本，而在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更为复杂的对于《财经
》未来的设计——这被一些人称作“利益之争”。
利益之争
2009年的上半年，胡舒立曾经在一个论坛上侃侃而谈《财经》杂志与“财经网”的“报
网互动”，在她看来，财经网是《财经》的未来。而更早的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胡舒立
与李泽楷合作，就是最终希望将财经网发展成为一个通讯社——更确切的表达是，她希
望未来的《财经》成为一家类似路透和彭博的金融信息供应商。
但媒体的报道说，王波明没有同意这样的想法，显而易见，胡舒立团队因此无法得到他
们希望的投资。
《财经》杂志的体制为人诟病已久，在头几年，胡舒立作为主编甚至连编委会成员都不
是，不能出席《财经》杂志决策会议，而现在，《财经》杂志仅今年上半年就为财讯集
团带来约5410万港元的收入，但是，“内容创始人无法分享财经媒体事业发展红利”—
—这是《经济观察报》前执行总编仲伟志的评价，他刚刚辞职去创办新刊，并且坚持让
核心编辑团队拥有股权。
7月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联办和《财经》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双
方坐到谈判桌上，讨论如何重新划分《财经》的股权结构、让管理层成为股东的问题。
不幸的是，谈判破裂，吴传晖随即辞职。
有人如此概括这硬币的另一面：在创造一个媒体品牌的过程中，资本收益归资方，而品
牌影响力则归媒体人，两者在初创期尚能同舟，一旦成功，传媒人的精神投入无法获得
合理的回报便会影响两者的合作。
毕竟，在初创阶段的传媒人（管理层），并非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还是事实上的创业
者。如果资方不给予管理层合理的股权激励，那么，失衡的传媒人则会另立门户。
胡舒立决定不向资本妥协，最终出走，她会在传说中的《财新》杂志重现《财经》的辉
煌吗？或者，她会出现在李嘉诚基金会大力支持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培育新人？
曾经有媒体报道，“私底下，胡舒立曾悄悄对朋友说，‘我最乐意的事就是写稿子。等
终于有一天可以把《财经》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们，我就做《财经》的首席记者，真正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无论如何，她的这个愿望又要往后推一推了。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潇
2009-11-16 16:15:11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在创造一个媒体品牌的过程中，资本收益归资方，而品牌影响力则归媒体人，两者在初
创期尚能同舟，一旦成功， 传媒人的精神投入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便会影响两者的合作
11月9日，另一只靴子终于落下。
这一天的上午，《财经》主编胡舒立正式向自己的老板、联办总干事王波明提交了辞呈
，联办随后批准了她的辞职。继总经理吴传晖9月底携经营骨干辞职后，这家中国最富
盛名的杂志的采编团队也被证实即将出走。在媒体上沸沸扬扬了一个多月的“财经变局
”看起来正在划上句号。
本刊获知，除了美编组，《财经》的绝大多数编辑和记者都将追随胡舒立提交辞呈，而
联办方面要求在11月11日中午12点前将辞职信发到相关邮箱。
有媒体引述知情人士说，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财经》团队和联办双方其实没有太多
的谈判，都在为分手各自做准备。而整个过程中，胡舒立都对外界保持了沉默，包括10
月29日网上一度爆出“内幕”，称《财经》团队“逼宫”，她亦选择按兵不动。
有知情者告诉本刊一个细节，在11月9日的最后一次谈判中，联办人士指责《财经》团
队蓄谋已久，并且宣布不再谈判，胡舒立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了辞职信。
好搭档
王波明和胡舒立站到了互不妥协的两边，令很多人感到意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
们被认为是合作良好的拍档。
王波明是外交官王炳南之子，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经在1980年代末最早将证券
市场引入中国，而胡舒立则在体制内媒体《工人日报》工作10年后，来到了1990年代颇
具影响力的《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1月2日，在该报改日报的第一期版面上，胡舒立
的评论《改革没有浪漫曲》，让她开始在财经新闻界有了自己的影响力。1998年，王波
明找到胡舒立创办新刊，胡舒立要求联办提供充足的预算，并且在采编和经营之间筑起
一道墙，资方不得干预采编。王波明同意了。
2000年，《财经》10月号刊出《基金黑幕》，引发资本市场震荡，国内十大基金公司联
合发表声明，指责《财经》耸人听闻、报道不实，胡舒立随即以《批评权、知情权，还
有“新基金”使命》一文回应：媒体的批评权与公众的知情权作为公开性的保证，其重
要地位必然地优于市场上某一利益集团自赋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麦健陆在那本著名的《10亿消费者》中记录了作为《财经》
老板的王波明面临的挑战：“王波明开始接到越来越多怒气冲冲的电话……这样的电话
令王波明痛苦。他会有礼貌地听完对方的话，然后解释说他只是拥有这本杂志，但是不
能干涉编辑的决定。”
理念之争
《财经》的成功，被认为得益于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和拥有深厚的政府关系，不过，近半
年来，它却受到了挑战。
2009年7月，《财经》接连4篇稿子被联办“枪毙”，所涉从新疆到石首再到通钢改制，
均是一时的“敏感题材”，而这种情况在《财经》11年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通
钢的报道被压了两个礼拜，是我们编辑部实在忍不了自己发的。”《财经》的一位编辑
告诉本刊。
王波明在2006年接受本刊专访时曾说，“在美国当记者很有无冕之王的感觉。”对于联
办突然干涉采编，有人分析与其上级单位全国工商联的换届有关。7月底，联办向《财
经》下发了“关于明确《财经》杂志报道方针及规范管理流程的决定”，本刊记者获得
了文件，但联办并未在文件上盖章。“决定”要求《财经》“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关
于新闻报道的指示，而《财经》每期封面报道的选题、对于非财经领域（政治、社会、
非财经领域的涉外报道）的重大新闻报道，在发稿前均需报批。
“这是要断我们的根啊。”前述《财经》编辑评价。本刊获知，胡舒立当时对编辑部同
仁承诺，“给他们（联办）3个月时间，我们看一看。”
后来，在《无法确定的愿景》一文中，胡舒立再次提起了那句著名的话：“我觉得媒体
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而接下来，她
写道，“我又希望媒体有更大的空间，不承担那么多的压力，媒体人可以安心而尽职地
履行媒体责任。”
这是被称作“理念之争”的一个版本，而在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更为复杂的对于《财经
》未来的设计——这被一些人称作“利益之争”。
利益之争
2009年的上半年，胡舒立曾经在一个论坛上侃侃而谈《财经》杂志与“财经网”的“报
网互动”，在她看来，财经网是《财经》的未来。而更早的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胡舒立
与李泽楷合作，就是最终希望将财经网发展成为一个通讯社——更确切的表达是，她希
望未来的《财经》成为一家类似路透和彭博的金融信息供应商。
但媒体的报道说，王波明没有同意这样的想法，显而易见，胡舒立团队因此无法得到他
们希望的投资。
《财经》杂志的体制为人诟病已久，在头几年，胡舒立作为主编甚至连编委会成员都不
是，不能出席《财经》杂志决策会议，而现在，《财经》杂志仅今年上半年就为财讯集
团带来约5410万港元的收入，但是，“内容创始人无法分享财经媒体事业发展红利”—
—这是《经济观察报》前执行总编仲伟志的评价，他刚刚辞职去创办新刊，并且坚持让
核心编辑团队拥有股权。
7月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联办和《财经》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双
方坐到谈判桌上，讨论如何重新划分《财经》的股权结构、让管理层成为股东的问题。
不幸的是，谈判破裂，吴传晖随即辞职。
有人如此概括这硬币的另一面：在创造一个媒体品牌的过程中，资本收益归资方，而品
牌影响力则归媒体人，两者在初创期尚能同舟，一旦成功，传媒人的精神投入无法获得
合理的回报便会影响两者的合作。
毕竟，在初创阶段的传媒人（管理层），并非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还是事实上的创业
者。如果资方不给予管理层合理的股权激励，那么，失衡的传媒人则会另立门户。
胡舒立决定不向资本妥协，最终出走，她会在传说中的《财新》杂志重现《财经》的辉
煌吗？或者，她会出现在李嘉诚基金会大力支持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培育新人？
曾经有媒体报道，“私底下，胡舒立曾悄悄对朋友说，‘我最乐意的事就是写稿子。等
终于有一天可以把《财经》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们，我就做《财经》的首席记者，真正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无论如何，她的这个愿望又要往后推一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