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与鲁迅——幽默背后的“忧世伤生”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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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围城》的部分序言
《围城》中的幽默已无须赘言。“人对婚姻、职业的失望”只能说是烦恼，谈不上“忧世伤生”，何况从序言看，钱、杨两位先生的感情甚好，哪有半点失望？

建议看此贴者最好先看读一下《围城》，否则会少了许多趣味。

《围城》与鲁迅之间不期而遇的“巧合”。
小说开篇：鲍小姐的未婚夫是个基督徒；周作人与鲁迅绝交书：“……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
方鸿渐在国外游学多年，未获得任何文凭；鲁迅在日本留学，除了一个二流医专的肄业，也未获得任何象样的学位学历。
1909年6月，鲁迅归国，在家乡绍兴任教员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方鸿渐回乡省亲……。
进入民国后，鲁迅搭上同乡蔡元培（教育总长）的关系谋得个教育部科长级的“佥事”职位（此间兼任过“北大”等国立大学的讲师，从未任职过“教授”），直到1926年3月后离职；方鸿渐在“点金银行”挂了个闲职……。
1926年8月底~1927年4月，鲁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各任职三个月；方鸿渐在三闾大学教书……。
1927年10月~1936年10月，鲁迅长住于上海日租界，成了一名职业撰稿人；方鸿渐回到上海租界，当了报社的资料室主任……。
1936年10月19日，鲁迅死在了日本人的医院里，葬礼上棺覆“民族魂”三个大字；《围城》最后，方鸿渐终于睡着了，成了“死的样品”。

1924年2月，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迎来了一位新校长杨荫榆（杨绛姑母），为了整顿校风校纪，杨荫榆开除了几名长期无故旷课的学生……其中有名学生的名字叫许广平，为此对政治事态向来保持沉默的鲁迅写文章骂杨荫榆“寡妇或拟寡妇”“未字先寡”；方鸿渐被设定为“鳏夫或拟鳏夫”“未娶先鳏”，小说中更有一段直写“鸿渐这个不近人情的鳏夫……”。
“七·七”事变，日寇全面侵华，兵锋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淫掠。为了庇护难民，杨荫榆数度用日文当面直斥敌酋……1938年1月1日被日寇杀害于盘门外吴门桥，时年54岁。可以推知钱钟书写《围城》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纪念杨荫榆女士（或应称为烈士），以慰藉妻子杨绛丧失亲人的痛苦。
日寇侵华，对钱、杨两位先生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国恨家仇”。

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丧。紧接着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同年11月22日鲁迅在北京辅仁大学作了一次演讲（详见《今春的两种感想》），其中有一段以下的内容：
“东北事起，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这样的演讲对比几年后杨荫榆女士的壮烈，如何？）
《围城》中，方鸿渐在一座小城的中学里也作了一番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
方鸿渐穿错了衣服，不认真……
钱钟书先生的幽默看懂了吗？

“一·二八”淞沪抗战，部分上海市民和警察都参加了战斗，2月16日，战事正酣，当天的《鲁迅日记》这样记载：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围城》中，李梅亭与王美玉一段可供对比一读。

鲁迅积极倡导中文拉丁化，还说“汉字不M，中华必W”；以下一段《围城》中的文字可供对比一笑。
……李先生回房开箱子拿出一匣名片道：“这不知道算得证件么？”大家争看，上面并列着三行衔头：“国立三闾大学主任”、“新闻学研究所所长”，还有一条是一个什么县党部的前任秘书。这片子纸质坚致，字体古雅，一点不含糊是中华书局聚珍版精印的。背面是花体英文字：“prfessor May （五月）Din（吵闹） lea（草地）”。李先生向四人解释，“新闻学研究所”是他跟几位朋友在上海办的补习学校；第一行头衔省掉“中国语文系”五个字可以跟第二三行字数相等。鸿渐问他，为什么不用外国现成姓lee。李梅亭道：“我请教过精通英文的朋友，托他挑英文里声音相同而有意义的字。中国人姓名每字有本身的意义，把字母拼音出来，毫无道理，外国人看了，不容易记得。好比外国名字译成中文，‘乔治’没有‘佐治’好记，‘芝加哥’没有‘诗家谷’好记；就因为一个专切音，一个切音而有意义。”顾先生点头称叹。辛楣狠命把牙齿咬嘴唇，因为他想着“Mating”（交配）跟“梅亭”也是同音而更有意义。鸿渐说：“这片子准有效，会吓倒这公路站长。我陪李先生去”……。
括号内的文字是根据小说原注释添加的。

1926年8月，应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林语堂之邀，鲁迅携女友许广平踏上了南下之旅（法理上，鲁、许二人只是同居关系）。
《围城》原文：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
流年不利，“认真”的鲁迅命犯蔷薇。以下是周作人与鲁迅绝交书的全文。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为了避免删贴，以下更新的部分内容将以“蔷薇大叔”代称某人。

蔷薇大叔的三个主要影身:方鸿渐，李梅亭，汪处厚。

鲁迅喜欢骂人"狗"，各种狗——“汪”。
“一个都不宽恕”——“处厚”。
鲁迅骂人很有分寸，从来不骂军阀——汪处厚不敢僭妄的胡子。
“汪处厚适时丧妻的好运”，这个大家都懂的。如若不然，则只能“协议离婚”或犯“重婚罪”了。其实更好运的是汪太太，否则就只能被别人称为“汪处厚的女朋友”了。

民国文坛一桩著名的公案：
陈西滢是蔷薇大叔的论战对手之一，蔷薇大叔系攻击陈西滢的妻子凌叔华的临摹画作是抄袭……顾颉刚告诉陈西滢：蔷薇大叔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人盐谷温《支那文化概论讲话》。陈西滢写文章将此公布于众。
《围城》中方鸿渐、陆子潇、韩学愈及其来历不明的洋太太围绕“克莱登大学的文凭”一段故事可供参照一读。

因为“公案”，鲁迅与顾颉刚交恶。鲁迅在与朋友的信中称顾颉刚“鼻，红鼻”，还在《明天》中塑造了“红鼻子老拱”这个人物讥刺顾颉刚……。
《围城》中陆子潇的容貌：“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傍横溢”。

鲁迅的报复不止于“鼻”。1926年，中山大学发出了对顾颉刚聘用的通知，这份通知是由鲁迅的好友孙伏园转交，但孙没有转交给顾颉刚。《顾颉刚自传》记载：“他（孙优园）回到厦大，和鲁迅商量的结果，把我聘书销毁了，鲁迅独自前往。我蒙在鼓里，毫不知道。……不久，中大来信催我了，我才知道有聘我这一回事，便束装前往”。
《围城》中，因为听差的不小心打翻了墨水瓶，把行政院（来信）淹得昏天黑地……，从此陆子潇书桌上只有去信没有来信；方鸿渐让孙柔退回所有陆子潇的来信，一个字也不回……；高松年嘴上寄出，方鸿渐永远也收不到的一封信；孙柔嘉口中收到，而孙父却从来没有写过的一封信。
现实中的一封化作《围城》里的四封，并且无缝的融入到故事情节中。钱钟书先生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玩”，是在逗杨绛开心……。可以想象困在“围城”中的钱、杨两位先生，彼此心意相通、相濡以沫的快乐。

没有最损，只有更损。
1927年4月26日鲁迅致信孙伏园，诬顾颉刚以反党罪名：“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1927年5月11日，时任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在原信上加上“傅斯年、顾颉刚二先生都变成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之类的按语，公开发表在自己主持的党报副刊上。
当时是“白色恐怖”，如果坐实，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顾颉刚急着要和鲁迅打官司……。
《围城》中，陆子潇举报方鸿渐收藏“意识形态”书籍……。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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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围城》序言的前半部分。相信许多人会以这部分序言来质疑本贴的基本观点。但是别忘了《围城》的作者是钱钟书，谁又能想到这段序言或许藏着解读围城的线索呢？
鲁迅在《阿Q正传》有一段嘲笑顾颉刚（胡适的弟子）的文字：
“……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
钱钟书先生实在是童心未泯，他从未离开，一直在“围城”中和读者捉迷藏。

@飞机福福福 2019-08-09 12:22:19
支持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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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凡是对此楼明确好评的回复都被删除了，不知|哪根斑竹长得那么卑贱？莫非蔷薇大叔的光辉形象就是用这种下流手段生造出来的吗？
难道不是吗？

关于“公案”：
顾颉刚的女儿顾潮这么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有文章介绍:鲁迅在《小说史略》中引用中国作家的东西，都做了说明）。
鲁迅在《语丝》周刊第65期上发表《不是信》辩解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关于凌叔华（民国才女之一）画作抄袭的问题，徐志摩作了澄清:只是凌淑华临摹后我看了觉得好就拿去用了，没有提画作来源是我徐志摩的责任，不是凌叔华的责任。
以下这段《围城》中的文字应该就是对这桩“公案”的点评吧。
“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

高长虹（1898年3月~1954年），中国现代作家，在长达20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发表作品上千篇，出版著作17本，约130余万字，他是杂文创作最多产、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此人就是赵辛楣的主要原型。唐晓芙的“无意修饰”也是从此人的率真化出。
“辛楣狠命把牙齿咬嘴唇，因为他想着“Mating”（交配）跟“梅亭”也是同音而更有意义。”——感觉《围城》中的这句原文就是为这张照片“定制”的（高长虹写过一篇杂文《论杂交》）。《围城》此处一语数关，钱钟书先生对于小说细节的讲究，由此可见一斑。

高长虹是20世纪从山西走向全国的第一个新文学作家，1924年至1929年间，他先后在太原、北京、上海等地，发起并组织了“狂飙运动”，创办了《狂飙》、《弦上》、《长虹周刊》等多种进步刊物。他所创立的狂飙社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二大文学社团，共有成员六七十人，相当于创造社（郭沫若等创立）、太阳社、未名社（鲁迅创立）、沉钟社等五六个社团的总和；《围城》中，唐晓芙有许多朋友……。
1924年底，经孙伏园牵线，高长虹与鲁迅相识…，鲁迅力邀高长虹及“狂飙社”与自己（包括后来成为“未名社”的几个人）共同创办《莽原》周刊……。
《围城》中，汪处厚作媒，三闾大学“汪派”形成。

如同利用学生的韩学愈一般，鲁迅充分利用了高长虹对其的崇敬、信任:
高长虹在《批评工作的开始》中说，鲁迅告诉他，舆论不欢迎他的创作，而欢迎他的批评。高长虹在文中表示，他并不喜欢批评，但他还是按鲁迅的意思做了。对胡适、陈西滢、徐志摩、杨荫榆…等人的批评不遗余力。

高长虹创作发表了百首新诗，结果只得到了八块钱的稿酬（鲁迅在北京的月薪245块，南下后400~500块，当时普通熟练工人的月薪20块，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对比：鲁迅在青莲阁邀妓略坐，与以一块）。

“未名社”的马仔韦素园欲谋《民报副刊》主编职位，应鲁迅之请，高长虹利用自己的人脉助其成功，结果却被人误会……。

高、鲁二人最初的合作是紧密的，据《鲁迅日记》里的记录，在最初的近8个月里，高长虹的拜访次数高达52次，有的月份甚至平均隔两天就登门……。
《围城》中，唐小姐：“对了，我也有这一样感觉。做了朋友就应当彼此爱见面……”。

彩雲易散。
1925年8月5日，为了提高《民报副刊》影响力，“未名社”马仔韦素园在《民报副刊》上刊登的一则广告，这则广告将鲁迅吹捧成“思想界之权威”……。
《围城》中，李梅亭任职的是“三闾大学中国语文系主任”，名片上印的却是“三闾大学主任”。
登广告自封“思想界之权威”——汪处·（脸皮）厚。

高长虹特别反感“思想界之权威者”这一称谓，他认为在思想领域里根本不存在“权威”这个东西。高长虹当面向鲁迅提出了质疑，可鲁迅却说：“有人——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 （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高、鲁之间裂痕初见。
（高、鲁反目后）高长虹在揭露鲁迅真实面目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于是‘思想界权威者’的大广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
《围城》中，从法国新回来的沈太太，把巴黎大菜场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到中国来了。唐晓芙与方鸿渐因为沈太太身上的“愠羝”而成了患难之交，赵辛楣因为伤风鼻塞，而和沈太太谈得“拆不开”……。

为《莽原》“奔走最力者是高长虹”（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时人都把高长虹看作鲁迅的副帅，但是鲁迅南下后却把《莽原》主编的位置给了马仔韦素园。表面看是高长虹主动的辞谢，实则不然，因为“未名社”的掣肘，高长虹根本无法顺利承接这个职位。（1925年4月,高、鲁二人敲定《莽原》的出版事宜。1925年8月,“未名社”成立。可以看出：成立“未名社”的目的就是为了抗衡高长虹“狂飙社”的巨大权重，鲁迅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莽原》交给高长虹的）。
《围城》中，“……替如夫人争气，为副教授出头……”。

韦素园主持《莽原》不久，随即就发生了将狂飙社成员高歌、向培良创作的稿件退回事件（其中一篇还是约稿，还有一说：两篇都是约稿）……。高长虹先后质询鲁、韦二人，两人利用所处地域不同（韦在北京、鲁在厦门、高在上海）无法当面对质而默契的踢起了皮球，鲁说交给韦了，高又问韦，韦回答：“鲁迅交给他的时候，说‘就说你们不发表吧。’”（高长虹《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
高长虹终于忍无可忍了。在1926年10月26日出版的上海《狂飙》周刊第二期上，高长虹发表了《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在给鲁、韦的公开信中，高长虹除了指责韦素园的宗派立场、对狂飙派作家的打压之外，还回忆了创办《莽原》的过程、他本人“以生命赴莽原”的付出，以及对鲁迅拉韦素园、李霁野等安徽邦进来的强烈不满——这也是他在《莽原》改组时谢绝担任编辑、执意重新与高歌、柯仲平等狂飙旧友在上海开办《狂飙》周刊的原因。这两封信，将他与莽原社的矛盾或者说狂飙派文人与安徽派文人的矛盾公开化。（以上这段文字摘自楚梦写的《高长虹的悲情人生》）
《围城》中，赵辛楣、方鸿浙对汪处厚做媒的不满……。

“公开信”发表后，高长虹一直在等待着鲁迅合理的解释，从而能够继续两人间的合作，但鲁迅沉默以对（是自知理亏？不屑？亦或以静制动，伺机反扑？）。
《围城》中，唐晓芙向方鸿渐提出一连串质问……，“鸿渐忽然回过脸来，狗抖毛似的抖擞身子，像把周围的雨都抖出去，开步走了”。

至此，高、鲁两人间的裂痕迅速扩大，高长虹先后写了一系列文章讽刺、揭批鲁迅（《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给鲁迅先生》、《时代的命运》、《疑威将军其亦鲁迅乎》、《琐记两则》、《从北京寄到广州》、《戏答》…，有兴趣者可翻看高长虹文集《走到出版界》）。
而随着鲁迅“耍花枪”式反击的到来终于让高长虹全面看清了鲁迅的真实嘴脸…高、鲁彻底决裂。
以下这段《围城》中的文字恰似对高长虹心路历程的归纳：
“无论如何，这些学生一方面盲目得可怜，一方面眼光准确得可怕。他们的赞美，未必尽然，有时竟上人家的当；但是他们的毁骂，那简直至公至确，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毫无上诉重审的余地。他们对李梅亭的厌恶不用说，甚至韩学愈也并非真正得到他们的爱戴。鸿渐身为先生，才知道古代中国人瞧不起蛮夷，近代西洋人瞧不起东方人，上司瞧不起下属——不，下属瞧不起上司，全没有学生要瞧不起先生时那样利害。他们的美德是公道，不是慈悲。他们不肯原谅，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不需要人原谅，不知道也需要人原谅，鸿渐这样想”。

《民报》广告一事使得高长虹心目中的鲁迅“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
“正义：我来写光明日记——救救老人！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
救救老人！！！”
……
《围城》中，初次见面，唐晓芙称方鸿浙为“同学老前辈”，方立刻抗议…；汪太太（对汪处厚）轻藐地哼一声：“你年轻的时候？我——我就不相信你年轻过。”；赴三闾大学途中的“老爷车”；“老科学家…”；方鸿渐感到年辈意识比阶级意识更鲜明…；方鸿渐在香港回旅店途中，感叹一年来，心境老了许多…。

“…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李先生，‘倷是好人’。”

“正义：我来写光明日记——救救老人！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
救救老人！！！”
以上这段高长虹的文字显然是针对鲁迅《狂人日记》最后一段：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围城》中，方鸿渐在荒郊野店梦深处一个小声音带哭嚷道：“别压住我的红棉袄…”，孙柔嘉梦里一双小孩子手在推他……。

对于高长虹的讽刺，鲁迅无从回击，因为高太“干净”（如同“无意修饰的唐晓芙”），找不到反击的切入点。
还好，“狂飙社”在《新女性》上登了一则广告，其中称鲁迅为“思想界先驱者”…。终于有了根“稻草”，于是鲁迅写下《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作为回应：
‘…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则假借虚名，加我纸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上，近有长虹在《狂飙》上，迭加嘲骂，而狂飙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虽“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文中三顶“纸糊的假冠”分别指“思想界的权威者”、“青年叛徒的领袖”、“思想界先驱者”。鲁迅似乎忘了“思想界的权威者”这顶“纸冠”是他自制自戴的，故意混淆？还是记性不好？）
《围城》：汪处厚家相亲晚宴结束后的归途中，因为范小姐忘了手提包，方鸿渐忽然想起忘在汪家的帽子…‘他回来，手里只有手提袋，头上并无帽子，说：“我是没有戴帽子，辛楣，上了你的当。”辛楣气愤道：“刘小姐，范小姐，你们瞧这个人真不讲理。自己糊涂，倒好像我应该替他管帽子的！”…’。

高、鲁间的笔仗与《围城》相映成走趣的原素还有“同情”、“暗示”、“国骂”…等等，这里不再逐条解读，有兴趣者不妨自查（其实这何尝不是读过《围城》之后的另一种乐趣）。

与鲁迅的决裂，让高长虹非常痛心——并非因为个人的上当受骗，而是因为曾经心目那个“思想界的先驱”却原来不过是个利用青年，追名逐利的“世故一老人…。”
唐晓芙那“好比牙齿钳去了，齿腔空着作痛，更好比花盆里种的小树，要连根拔它，这花盆就得迸碎”的感受恰似对这份“痛心”的艺术写照…。

“唐晓芙与方鸿渐的分手”演绎的是高、鲁反目的‘纯净版’，但事情没完，因为这场师生决裂还有一个‘蔷薇版’。

“唐晓芙与方鸿渐的分手”演绎的是高、鲁反目的‘纯净版’，但事情没完，因为这场师生决裂还有一个‘蔷薇版’。

面对高长虹的全面揭批，鲁迅的处境颇为尴尬，毕竟高曾是鲁手下最得力的干将，如果持续互撕不断，则会被看作“窝里斗”，实在有损“思想界之权威者”的面子；如果置之不理，则会被看作默认了高的指控…。如何才能跳出这进退维谷的境地呢？
“蔷薇大叔”自有他的绝招——“蔷薇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