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医护投诉遭投诉创十年新高 加国华裔妈妈告赢获赔$1490万

很多人都抱怨看病难，BC省的医疗系统到底有多大的问题？

根据 2021/22 年度报告显示，BC省的医疗保健系统在过去几年中经受住了严格的考验，然而现在来自BC省监察员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BC医疗投诉达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根据省监察员的一份声明，他们收到了近 1,300 份关于BC省卫生部和BC省各地卫生当局提供的计划和服务的投诉及询问。

结果显示卫生部在投诉量方面领先公共机构。

这是一项值得怀疑的荣誉，在BC省所有公共机构中，省卫生部的投诉量最多达到 511 起。

第二名是ICBC，487件，儿童和家庭发展部以477起紧随其后，三者包揽前三名。

BC 监察员报告的总体概述显示，投诉围绕几个关键问题展开，其中包括长期护理中的访客限制、手术延误、COVID-19 措施以及护理质量或获得服务的机会。

该报告还列举了受到影响的病患的相关案例，包括一例涉及腿部截肢手术延迟的案例。

一位叫做Claudette居民亲自去监察员办公室，说她丈夫的截肢手术被推迟了，他们没有被告知新的日期。

但是调查人员说，手术时间确实变更，可能会提前。

在Fraser Health 的另一起案件中，一项投诉称，由于 COVID-19疫情，公共电话的使用受到限制。

经过调查，Fraser Health 的工作人员建议拒绝使用手机是一个错误。

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位97岁的老人住在护理中心，她担心自己所接受的护理不周。

在 Fraser Health中心的另一个恐怖的案例中，一位民众Carmen联系了监察员，称她的妹妹Aisha根据《心理健康法》被非自愿地送入素里纪念医院并被监视拘留。

“Carmen 说她姐姐在入院时没有被告知她的权利。”

BC Ombudsperson 指出，法律要求的表格没有填写。

“我们还发现，Aisha的治疗同意书对她的治疗过程进行了模糊的描述，没有主治医生的具体建议。”

该报告称，根据《心理健康法》，有逮捕和拘留Aisha的逮捕令，没有有效期。

该报告详细介绍了针对BC省卫生部门和其他省级机构的几起投诉。

在加拿大的医疗系统的保护机制下，承认一宗医疗事故已经非常困难，更不要说巨额赔偿了。

最近，在加拿大的医疗事故判决中发生了一起极其罕见的医疗赔偿，这起官司跨越长达16年，多伦多华裔妈妈不懈努力，终于获$1490万加元巨额赔偿。

案件中是多伦多万锦市一名姓张（Carol Cheung）的华裔妈妈，指控她的产科医生和医院值班医生在怀孕和分娩过程中疏忽大意，导致她的女儿脑瘫及严重残疾。

事件要追溯到16年前2006年初，当时张在怀第二胎的时候，定期见产科医生Dr. Samra。

产检中医生已经注意到婴儿已经处于臀位，必须通过剖腹产分娩还定下日期。

怀孕35周时，Samra医生诊断婴儿在“宫内生长受限”（IUGR），这意味着宫底高度测量值落后于胎龄，因此胎儿很小。Dr. Samra下令每周进行“非压力测试”（non-stress tests ，简称NST）和生物物理概况评估。

患有 IUGR 的婴儿有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包括窒息、胎心率异常、脑瘫和发育迟缓，反复测试表明，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继续恶化。

离剖腹产还有5天也做了测试，医生说都好。结果距离剖腹产还有4天时到万锦医院（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接受了她预定的 NST测试，进行测试的护士觉得结果并不令人放心，于是传唤了当时值班的产科医生马医生。

于是，又重做一次 NST测试，看完胎心试纸后，马医生觉得试纸让人放心，所有其他测试结果都很好。她认为没有迹象表明胎儿会受到损害。于是，她让张女士出院了。

第二天早上就见血，张女士赶紧冲到医院。马医生评估并检查了她认为异常的胎心后，认为需要做紧急剖腹产。

在手术过程中，她注意到婴儿的头部被困在骨盆区域，同时脐带绕着婴儿的身体好几圈。马医生做了一个垂直切口以加快分娩速度，将女婴Rhonda接生出来。

婴儿出生时，脸色苍白，连呼吸都没有，需要进行大量的心肺复苏，28分钟她几乎没有心跳；她的第一次呼吸是在出生后30分钟的时候。

产科医生使用Apgar scores来总结婴儿出生时的健康状况，婴儿出生时的评分非常低。阿普加评分范围为 0-10。

10 分表示婴儿在哭泣、呼吸正常、手脚会移动以及皮肤粉红，0分表示已死亡。

Rhonda 出生时的只有 1分，接近死亡，五分钟后仍然如此，十分钟后还是一样。

Rhonda在没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随后被转移到病童医院进行评估。

2006 年 4 月 26 日做的核磁共振检查正常，诱发电位测试也正常。Rhonda能够通过母乳和奶瓶喂养， 2006 年 5 月 3 日，张女士接女儿Rhonda出院回家。

在第 38 周难产后，Rhonda Cheung 在两个半月大时癫痫发作，残疾问题明显变得严重。

2006年7月，Rhonda第一次癫痫发作，被送往病童医院进行治疗。癫痫发作后，女婴失去了独立进食和控制头部的能力。

Rhonda变得极度残疾，她被诊断出患有低渗性脑瘫，需要坐轮椅，必须通过胃造口管喂食，并且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帮助。

张女士最后将两名医生都告上了法庭。

代表原告在审判中作证的专家将婴儿的脑损伤归因于她出生时的医疗事件。

但被辩方传唤的专家们则坚定地认为，婴儿并没有因出生时受到伤害而导致脑损伤，虽然女婴的病例令人困惑，并且可能是由于尚未通过测试确定的遗传疾病，但这不是由Dr. Samra或马医生所引起的。

在2018年长达二十多天的审判中，陪审团得出的结论是，被告医生未能达到照顾怀孕患者所要求的护理标准，并且这种失败导致了婴儿的残疾。

Dr. Samra对此损失 78% 负责，剩余是马医生负责。

当时的主审法官认为有证据支持陪审团的决定，但她以陪审团给出的因果关系细节不充分，未能解释伤害的生理机制为由，拒绝按照陪审团的结论作出判决，而是下令重审。

张女士不服，于是向分区法院提出上诉，结果于2020年又被分区法院一致驳回，支持初审法官下令重新审判的决定。

于是，张女士继续上诉到安省上诉法庭。

今年，安省上诉庭法官Pardu J.A分析称，只有在以下2种情况下，初审法官才能无视陪审团裁决的答案：

1. 没有证据支持陪审团的认定；或者

2. 在法律上不能为判决提供依据的问题，陪审团不能给出答案。

上诉法官认为，初审法官在此案不能拒绝陪审团的裁决而作出自由裁量的判决。

上诉法官称，法院没有理由撤销陪审团的裁决，称陪审员是非专业人士，不能指望他们根据司法机关所期望的细节来制定理由。

最后，上诉庭三名法官Janet Simmons法官、G. Pardu 法官 和David Brown法官作出一致裁决。

法官最后称：初审法官错误地拒绝执行陪审团的裁决，将搁置她的命令，赔偿上诉人$1490万加元。

CBC报道，如果加拿大医生治病时误诊或者是出了医疗事故，患者把医生告上法庭索赔不但费时费力、而且很难打赢官司。

这起官司也足以说明，加拿大病人上法庭告医生不易、告赢就更难了，这位华裔妈妈历经16年，终于讨了一个说法。

Paul Harte做过多年的律师并为卷入医疗事故官司的医生提供辩护服务，现在他转到患者一边、为患者告医生提供司法咨询服务。

Paul Harte告诉CBC说，现在选择上法庭状告负有医疗事故责任医生的患者数量越来越少，除了法庭司法程序复杂、费时费力之外，为医生提供医疗责任保险的机构有钱、有资源、有经验也是重要的原因。

加拿大医疗保护协会的执行主任Douglas Bell医生对患者上法庭状告医生胜诉率低的情况有不同的解释，他说该机构对每个状告医生的案例都会进行仔细的分析，只让那些有大概率获胜机会的案例进入司法程序。

当然，加拿大医疗保护协会也确实是资源雄厚，其2017年的年度报告显示，该协会手上有资产45亿加元。

虽然加拿大绝大部分医生每年要向该协会支付昂贵的年费，但加拿大各个省区政府每年都对超过设定限额的医生要付的医疗事故保险年费提供财政补贴。

根据加拿大各省政府卫生厅提供的数字，加拿大各省政府在过去四年中为补贴医生的医疗事故保险年费而支付了18亿加元。

比如加拿大最大省份安大略省在2017到2018财政年度就为帮助省内医生支付医疗事故保险年费而支出了3.26亿加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