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中国之光在陕北

2022-10-19 11:10

报告中的这两段话让我感触颇深：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本文就是为这两段话写一些脚注。我们九年义务教育的历史课本中写的历史，更偏向于宏观叙事，讲述某个时间节点中影响国家、民族的重大事件。但任何一个事件背后，都是无数活生生的普通人组成的，我们的课本毕竟是通识教育，没有办法用那么多的笔墨去描写历史的剖面。

这其实就是问题所在：宏观叙事有时候就过于冷冰冰，大家往往很难生动而全面地接受这些知识，反而认为这些高度概括的凝练概念，是僵化的宣传，是糊弄学生的。诚然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但我们也确实有必要要对简单的宏观叙事进行生动形象的补充。

1936年，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莫过于对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徐海东等红军领导人早年生平的记载。我们的领袖们多讲集体贡献，不太愿意谈个人经历，斯诺的记载成为了很多革命领袖早年生平经历的唯一出处。不过本文不讲这些领袖人物，讲一讲《红星照耀中国》中所记载的普通人，记载的最平凡的红区生活。这些是开头两段话的最佳脚注。

（一）为什么加入红军？

斯诺刚刚进入红区时，全程陪同他的是几个“红小鬼”——小的十三岁、大的十七岁。再大一点的话就要去前线战斗了，剩下的这些“红小鬼”，就担负起了通讯、侦查等职责，而在红区“保卫外宾”这种史无前例的任务，也交给了他们，只是配了一个年长的战士做班长。在日常聊天中，斯诺问了他们自己最好奇、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加入红军？

一位十六岁的少年绰号叫“老表”，他对斯诺说：“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呢？”

另一位十七岁的少年绰号叫“老狗”，他的回答只有简单一句话：“红军帮助穷人”。当聊起了那一段国外军事专家都不相信的“长征”时，“老狗”显得非常轻松而坚定，他说：“如果红军要再长征二万五千里，我就准备再走二万五千里。”

还有一个少年是在长征途中参加红军的，他说，红军到他村子来时，全体农民都欢迎他们，给他们喝热茶，做糖给他们吃。红军剧团演了戏。大家很快活，只有地主逃跑了。分配土地后，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所以他就报名参加了“穷人的军队”。

还有一位外号叫“铁老虎”，他不是农民出身，而是城镇中的手工业学徒，备受师傅的欺辱，他说他参加红军是为革命打仗，革命要解放穷人。还有一些本地的少年，有的参加红军是为了打日本，有两个是为了要逃脱奴役，三个是从国民党军队中逃过来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参加红军是“因为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打地主和帝国主义”。

至于那个年长的班长，他参加红军的理由是：“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轰炸机炸死，他的家也被炸毁了。他从田里回到家里，发现父母都已炸死，他就马上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别，参加了共产党。”

《红星照耀中国》中两段描写非常动人：

少先队员喜欢红军，大概是因为在红军中，他们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他们吃住都像人；他们似乎每样事情都参加；他们认为自己跟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当中有谁挨过打或受欺侮。

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谢谢你——同志！”我道歉说。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这些是少年和青年的参军故事，红军中还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姓李，六十四岁，自称是年纪最大的一个红军“战士”。斯诺记载了他的参军经历：

李在参加红军之前在山西省洪洞县卖肉，他痛斥“模范省主席”阎锡山和地方官吏以及他们的苛捐杂税。“你在洪洞没法做买卖，”他说，“他们连你拉的屎也要征税。”老李听说红军来了，就决定参加红军。他妻子已死，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他没有儿子，在洪洞县除了课税很重的卖肉生意以外一无牵挂；而且反正洪洞县是个“死人”呆的地方。他想生活得有生气一些，所以这个冒险分子就偷偷地出了城，投到红军这边来了。

老李说：“我要求参军时，他们对我说，‘你年岁大了。红军生活很艰苦。’我怎么说？我说，‘不错，我这身子已六十四岁，可是我走路像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我会开枪。别人能干的我都能干。他们要的是人，我也能当兵。’因此他们说你就来吧，我同红军一起行军过了山西，同红军一起渡了黄河，现在就到了甘肃。”

老李也没有上战场，负责照料战马和牲口，当斯诺问他红军生活比之前如何时，他回答到：“我已经认识了二百多个字。红军每天教我认四个。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年，可没有人教我写自己的名字。你说红军好还是不好？”然后老李非常骄傲地给这位外国记者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再来看高级知识分子的故事，是一个名叫朱作其的电气工程师，他绝对是当世中国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主编的教材被普遍采用，在外资企业工作，当时的年收入能达到一万元。横向对比一下，当时北大教授们的年收入大约在6000-8000元，这已经算是当时中国最高收入阶层了。那么他为什么放弃了优厚的生活来到延安了呢？

因为他祖父的一句遗言——“把一生贡献给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朱作其的祖父是一位宁波慈善家，他经过数年的上下求索，发现只有共产党的办法能够实现其祖父的夙愿，于是就像一个殉道者一样去追求他的理想。

（二）为什么支持红军

看了参加红军的故事，再来看一看老百姓是怎样看待红军的。在斯诺前往陕西的火车上，与一老一少坐在一起，他跟年轻人谈起了红军，年轻人明显是相对同情这群所谓的“土匪”的，但是也不敢说得太明白了，因为不知道老人是什么身份，怕惹出一些意外，于是发生了以下戏剧性的一幕：

“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是坏人。他们杀人太多了。”
这时，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脸孔，十分心平气和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得不够！”我们两人听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这位老人明显是人生阅历丰富，知道当时的旧中国已经病入膏肓，主要矛盾不是“杀人”而是“杀得太少”。就像我们如今谈起社会矛盾，很难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因为太过于根深蒂固了、太过于错综复杂了，非连根拔起不成，于是就只能吐槽一句“四十年该杀未杀之人满坑满谷”，然后讨论就在低沉的气氛中结束了。

所以老先生很有远见，他不怕杀人，他不是嘤嘤嘤的圣母，他虽然没有说太多的话，只说出一句“杀得不够”，但其实已经表达除了下面这段意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其实那个年轻人的态度——杀人不好，在和平年代来说也没有大错，但前提是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到了文明的、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是可以通过一系列文明的规则解决问题的。否则的话还是要诉诸于血与火的暴力，这其实也是人类文明史的主旋律，这里再引用一下马克·吐温的一段话，可以理解“杀人太多”与“杀得不够”的辩证法：

“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恐怖时代”。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漠地、蓄意地进行屠杀。一个只持续了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恐惧。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短暂的恐怖时代所填装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能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战栗和哀鸣。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装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

其实在那个年代能坐火车的人，绝对不算是最底层的群众了，他们的看法也都很有代表性。下面来看一看斯诺接触到的，最贫苦的农民，是怎样看待红军的：

“他帮助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那什么叫资本家呢？”这个问题可难住了一个孩子，可是另外一个孩子回答说：“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这个答复也许过分简单化了，不过我继续问：“这里有地主和资本家吗？”“没有！”他们都齐声叫道。“他们都逃跑了！”
“逃跑了？怕什么？”
“怕我们的红军！”

斯诺还参加了一次最基层农村的“民主生活会”——其实就是村民在农忙之后，腾出手来商议一些共性的问题。

开始是一位老大爷发言，他先抱怨：红军来了有一点不好，抽不到鸦片了。这个说法引发了大家的一阵嘲笑。随后老大爷又抱怨起“白军”来了之后的惨状：“啊哟，啊哟！他们说我欠了八十元的税和地租，我的牲口折价四十元，他们还要我四十元。我到哪里去弄这笔钱？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他们偷了。他们要我卖闺女，这是真的！我们有的人只好这样！没有牲口没有闺女的只好到保安去坐牢，许多人给冻死了……“

说着说着，老大爷开始一一说村子里的人的罪名，尽管他指控了白军的罪行，但是旧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认为红军是“正统”的对立面，老大爷眼中村民的“罪行”是什么呢：他们参加了贫民会，他们投票选举乡苏维埃，他们把白军动向报告给红军，他们有两家的儿子在红军里，另一家有两个女儿在护士学校。这不是罪名吗？他向我保证，随便哪一个罪名就可以把他们枪决。这个老大爷的形象颇有点像《让子弹飞》中的鹅城人民——谁赢他帮谁。

但毕竟老大爷也是旧时代的受害者，吸鸦片成瘾久了肯定会神志不清，他的形象其实就是鲁迅先生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广大未觉醒的人民群众。然而这次“民主生活会”中，不乏已经受到先锋队感召、觉醒的人民。这时一个赤脚的十几岁少年站起来，他反驳了鸦片老大爷的言论：“老大爷，你说这是罪名？这是爱国行为！我们为什么这样做？难道不是因为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为咱们的权利在打仗？”

少年接下来这一段话非常精彩，建议全文背诵：“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红军把无线电带来以前咱们听到过世界新闻吗？世界是怎么样的，有谁告诉过咱们？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社吗？还有你的地，从前不是押给了王地主吗？我的姊姊三年前饿死了，但是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不是有足够的粮食吃吗？你这说苦，但是如果咱们年轻人能学会识字，这就不算苦！咱们少先队学会开枪打汉奸和日本，这就不算苦！”

其实这一段话很好解答当下青年“躺平”的问题。主流媒体一贯阴阳怪气年轻人的“躺平”言论，但就如这位少年所说，如果我们是打日本鬼子、是抗美援朝、是搞两弹一星，我们会觉得苦吗？我们会躺平、磨洋工吗？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以剩余价值的形式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年轻人不“躺平”只会让老板更勤快地更新法拉利，不躺平干毛线？

（三）红区生活

再来看一看斯诺笔下红区的生活，简而言之，这是一个物质匮乏、但精神生活非常饱满的乌托邦。《红星照耀中国》有个章节的标题叫“他们唱得太多了”，其中斯诺记载了吴起镇一家工厂的艰苦条件：

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我访问的时候，那些工厂都一天开工二十四小时，分三班倒——也许是中国最忙的工厂……这都是在窑洞里，下面是土地，没有淋浴设备，没有电影院，没有电灯。他们有伙食供应，但吃的是小米、蔬菜，偶尔有羊肉，没有任何美味。他们领到苏区货币发的工资和社会保险金，这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能买的东西严格地限于必需品——而且也不多！“无法忍受！”一个普通美国工人或英国工人会这样说。

但是呢，工厂里的工人似乎丝毫不觉得辛苦，斯诺发现每个工人都非常快乐，每天早上打水的时候在唱歌，吃饭的时候在唱歌，工作忙个不停的时候还在唱歌……大家都太积极、太乐观了，以至于斯诺给这一章节取的标题就是一句感慨——“他们唱得太多了”。

为什么吴起镇工厂的工人们，会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却如此积极进取呢，斯诺自己说出了答案：“对吴起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他们知道没有人在靠他们发财，我觉得他们是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为中国做工，而且他们说他们是革命者！因此，我了解为什么他们对每天两小时的读书写字、政治课、剧团非常重视，为什么他们认真地参加在运动、文化、卫生、墙报、提高效率方面举行的个人或团体的比赛，尽管奖品很可怜。”

这就是上文中所说，为什么现在物质生活如此丰富了，有各种花式娱乐手段，但现在年轻人依旧“上班如上坟”“躺平”；而七十年前的同志们，却能在一无所有的窑洞中天天快乐地唱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革命者”“是在为自己和为中国做工”。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发自内心地唱歌，以至于被人吐槽“他们唱得太多了”了呢？

斯诺记载了他所参与的一次文化演出，这段描写依然令人非常神往——

学员、骡夫、妇女、被服工厂和鞋袜工厂的女工、合作社职工、苏区邮局职工、士兵、木工、拖儿带女的村民，大家都向河边那块大草地涌过去，演员们就在那里演出。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不远的网球场上甚至还有几头羊在啃草。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

整个演出时长三个小时，节目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虽然很粗糙，但是演出内容能够深深抓住所有观众，因为节目素材就来自于穷苦百姓的日常生活。斯诺回忆他在中国其他地方看到的戏剧演出，表示观众们把很多的时间都用来嗑瓜子、喝茶、聊天，并没有在意戏台上咿咿呀呀唱了些什么。而这里的晚会却能深深抓住每一位观众，即便最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看懂红军在表演什么。

这其实就是我在《“人民艺术家”远去，“娱乐贵族阶级”登场》这篇文章中所说的问题，现在的文化娱乐圈太脱离普通人的生活了，总弄一些不接地气、自我表达、还沾沾自喜的东西，怎么能指望收获老百姓的好评呢？这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斯诺一个美国人都看出来了，他非常犀利地指出，依然建议全文背诵：

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已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

（四）中国之光

埃德加·斯诺作为一个美国记者，最早来中国只是抱着一个好奇的心态，想看一看这个古老国家真实的样子，他对于中国人最初的印象是非常非常差的，看他早年的文章甚至都可以说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都差不多，但根源还是在于当时的中国过于贫穷和落后了，这是一切罪恶的土壤。如果我不说，大家能够相信这是埃德加·斯诺刚来中国时的文章吗：

这段话的背景是斯诺看见一位工人身上着火，那个人痛苦地在火里挣扎，旁边的人都在围观。斯诺看不下去了上前救火，用自己新买的大衣灭火，并向其他围观的工人讨水，结果被其他工人索要水钱。于是斯诺愤怒地写下：“多么可怜的国家”这种气话。

斯诺后来这样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们为什么不造反？”我这样的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联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去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他们的消极无为使我深为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时间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斯诺去了延安，他不但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更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在写下“没有希望”“多么可怜的国家”这些文字三年之后，斯诺又写下了下面这段话：

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得生气勃勃精神。

旧社会让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斯诺最后对自己“他们为什么不造反”“没有希望的国家”这个观点进行了修正：

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上述这种背景下，我们得悉共产党人在西北特别受人民欢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因为那里的情况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都没有根本的改善。

这是美国记者福尔曼在长征结束后与延安拍摄的一处红军讲堂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