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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前的今天,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72年前的今天,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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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距前线一千多公里的东京“第一大厦”乐观地等待他个人盲目确定的美军得胜班师时间时——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就这样先于大部队达到了硝烟弥漫的前线。
只是,失去了电台联络的彭德怀此时并不知道,就在这个夜晚,朝鲜首都平壤已经陷落。
1950年11月19日这一天,是农历九月初九,中国的重阳节。
威克岛,Wake Island,英语醒来的意思。然而,在判断中国是否出兵朝鲜这一点上,美国军政两界显然是不够清醒的。
1950年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专程飞到太平洋深处的威克岛,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会面。他问:中国出兵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麦克阿瑟信誓旦旦地回答:“微乎其微……如果中国人真要南下到平壤,那他们就是自寻灭亡。”麦克阿瑟显然没有想到,仅仅4天过后,他一生之中所遇到最强大对手,就登台亮相了。
与轻视这个对手的所有人一样,对于新中国和中国军队的傲慢与偏见,很快就让麦克阿瑟付出惨重的代价,也将使他征战疆场几十年换来的所谓“战神”桂冠,黯然失色。
远处是莽莽林海,近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青纱帐。72年前,这儿曾是第四野战军第42军开垦的一片荒地。
1950年6月24日,星期六,夏至过后第二天。时任第42军125师司号员的刘新生还记得,正是庄稼疯长的季节,星期天照常出工,大家早早就睡了。谁也没有想到,一觉醒来,1000多公里之外的一场战争,会让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再也未能看到这片黑土地上的丰收田野。
美国,把新中国逼向了战争
1950年6月25日凌晨4时,朝鲜内战爆发。整个中国东北,当时只有第42军一个军。
这一天,是美国的星期六,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正在他的密苏里老家农场度假。
第二天一早,杜鲁门匆匆结束休假赶回华盛顿。又过一天,美国政府做出武装干涉朝鲜的决定。
美国人的眼睛,不仅盯住了朝鲜半岛,还盯住了台湾海峡。在第一批美军战机飞临朝鲜上空的同时,美军的战舰驶入了台湾海峡。
这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当时的广播谈话:“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福摩萨(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据此,我还要求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攻击。”
这一年的1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杜鲁门表示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不过几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就背信弃义,公然宣称“台湾未来地位”未定,甚至还将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提交联合国决定。
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战争,居然成了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成为美国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的理由,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自然无法容忍这样的挑衅。
1950年6月28日,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此时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在乎来自新中国的抗议。
1950年7月7日,美国操纵安理会通过组建所谓“联合国军”的非法决议。第二天,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这表明,美国已经下决心扩大它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这也意味着,朝鲜战争的性质已经由一场内战,转变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中国乃至亚洲的安全与和平,面临严严峻的安全挑战。
一面残破的旗子,便是当时的“联合国军”军旗。打着所谓联合国旗号,15个国家被美国裹挟进了战争漩涡。
英国政府决定派遣1800人参战的消息一公布,英国媒体就抨击道:这场胡闹可以休矣!
刚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元气大伤的英法等国并不想参战,更不想跟着美国对抗中国。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提醒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英国和大多数亚洲国家都不愿意因台湾问题而与中国政府对抗,因为根据开罗宣言,任何有损归还中国领土的做法都是不正当的。
谁料,艾奇逊竟然向英方发了火。艾奇逊叫嚣:美国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坚决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后来揭秘的一份美国档案,暴露了美国政府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的险恶用心。文中写道:“动员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力量,通过威吓和直接的压力,与中共政权公开对抗……”
显然,“朝鲜问题,只是美国整套强盗计划中的一个问题而已”,杜鲁门等人此前种种示好新中国的高调表态,不过是美国政府欺骗舆论的涂脂抹粉。
从美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的那一天起,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就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战争了。先谋朝鲜再图中国,当年的日本就是按着这样的路径,一步一步走上全面侵华之路的。东北是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一旦战火蔓延到中朝边境,将直接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命脉。
7月7日,也就是“联合国军”成立的当天,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紧急召开“保卫国防第一次会议”。6天之后,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四野战军13兵团第38、39、40三个军出关。接着,50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一趟趟军列星夜启程。一支支伴随着解放战争进程,从东北征战到华南的雄师劲旅,又紧急开赴那片熟悉的黑土地。毗邻朝鲜的东北方向,由原来第42军一个军,增加到5个军近30万人。
42军124师师部译电员的庞金典,很快收到了一条命令:紧急移防中朝边境。
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新组建的东北边防军,后来成为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志愿军。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曾经回忆:“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预见到战局会出现曲折,及时组建战略预备队,我们就很可能措手不及,贻误战机。”
仁川港,如今的韩国进出口贸易中心。70年前,朝鲜战局就在位于半岛“蜂腰部位”的仁川发生逆转,也使这里成了一夜之间被世界关注的地方。
当时,势如破竹的朝鲜人民军已经占领了朝鲜半岛90%的土地。美军和南朝鲜军只能凭借火力优势固守着釜山防线。
叼着烟斗的麦克阿瑟
最先把目光投入到仁川的,就是这位喜欢叼着玉米芯烟斗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时年70岁。麦克阿瑟敏锐发现,朝鲜人民军主力集中在前线,后方兵力空虚。
仁川离汉城不过40公里。这里的潮汐落差超过10米,航道水深却只有五六米,并不适合登陆。
尽管美军统帅部也认为仁川登陆风险太大,但麦克阿瑟决心赌一把。他想在朝鲜人民军防御最薄弱的地方插上致命一刀,也相信擅长两栖登陆作战的美军有这样的实力。 
1950年9月15日,站在以北美最高山峰命名的“麦金莱号”旗舰上,麦克阿瑟目送500架战机掩护下的200多艘战舰和7万美军实施仁川登陆。成竹在胸的麦克阿瑟不仅打破常规邀请大量记者搭乘战舰同行,还向记者发出了一张特殊的请柬,上面写着:请参观一次小小的战斗。
麦克阿瑟赌赢了。
一周之内,美军登陆士兵超过5万,同时卸载的还有6000多台战车和大量的战场补给品。
9月25日,美军夺占汉城。战局急转直下,人民军腹背受敌,朝鲜濒临崩溃。
仁川登陆,把此前就有着西方“战神”之称麦克阿瑟推向了军事生涯的巅峰。后来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第二任总司令的马修·邦克·李奇微,当时还在五角大楼担任美国陆军副参谋长。他写道:“这次作战行动从构思的大胆、制订特种作战计划的才干以及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锐势和艺术,在军事史上名列前茅。”
面对铺天盖地的溢美之词,麦克阿瑟不可抑制地狂妄起来。当记者问是否担心中国出兵时,他不屑地回答:“那样的话,我们的空军就会使鸭绿江史无前例地血流成河!”
1950年9月30日,就在美国和南朝鲜军队陈兵三八线时,周恩来在国庆庆祝大会上发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后两句,是毛泽东审稿时亲自加上去的。战争威胁越来越紧迫,中国政府的措辞也异常强硬,就是希望传递这样的信号:中国捍卫正义与和平的决心很坚定。
然而,对于这次的警告,美国人依然没有在乎。10月1日, 南朝鲜军已经冲过三八线。美军飞机不仅在朝鲜上空狂轰滥炸,还飞到中国境内扔炸弹,辑安(现集安)、临江、安东(丹东)都有人被炸死,夜间要实行灯火管制,到处人心惶惶。
国庆之夜,毛泽东彻夜无眠
新中国一周年这个国庆之夜,注定是一个无法平静的夜晚。
毛泽东参加完庆祝活动已是深夜,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的电文已经摆动了他的案头。
就在当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请求中国政府尽快派军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也是在这一天,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向毛泽东转来的电文写道:“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
那些夜晚,中南海灯光彻夜通明。一个严峻的抉择摆在毛泽东面前:出兵还是不出兵?
不出兵,结局显而易见。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确实急需和平建设,但是,如果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国必然得寸进尺,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
但是,出兵朝鲜,意味着新中国要与世界第一强国较量。此时的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仅为美国的1/16,钢产量还不到美国的1/146。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及当时印度一半。
两支军队在武器方面的差距同样巨大。刚刚打败德日两强的美军,不仅航空母舰、新式战机一应俱全,还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原子弹;而此时的中国军队,除了从战场上缴获的陈旧武器,几乎没有可以用于作战的舰艇和飞机。
对于中美两军的武器悬殊,毛泽东在这封亲笔写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作了详细分析——
“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
决策之难,非同寻常。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写给斯大林两份回电。这两份历史文献,如今一份收藏在俄罗斯,一份保存在中国。落款日期为同一天,电文内容却截然相反。
俄罗斯收藏的电报中,中国没有同意出兵;而在中国保存的电文中,毛泽东则表示: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第一批三个军,于10月15日以前过江。 
那么,同一天发出的两份电报,内容为何会如此相悖?直到战争结束多年之后,这个谜团才被解开。原来,中国保存的电文实际上并没有发出,莫斯科收到的是那份不出兵的电报。毛泽东10月2日凌晨写好“决定出兵”的电报,但等到书记处开会时,与会人员对于是否出兵还存在一定的顾虑。毛泽东只好把已经起草好的出兵电报压了下来。
事实上,中国一刻也没有放弃对和平的努力。10月2日,麦克阿瑟下令“联合国军”全面越过三八线攻占平壤。第二天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对美国政府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如果越过三八线,中国不能坐视不顾!
当时的中美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印度,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
在此之前,聂荣臻曾邀请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共进晚餐,传达了中国不会放任美国直逼中国边境而袖手旁观。潘尼迦提醒聂荣臻,全面战争的破坏力十分巨大。这位后来主持新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战将坚定地回答:我们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他们甚至会向我们扔原子弹,但一个国家不付出牺牲是不可能捍卫独立的。显然,聂荣臻传递的就是中国政府态度。至此,中国出兵的信号十分明显。然而,当印度向美方通报了中国的态度,美国政府不仅再次将中国政府的警告视为“恫吓”,认为中国虚张声势,“只不过是试图挽救北朝鲜政权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甚至还认为,俄国人尚未做好为了朝鲜而冒险发动世界大战的准备,而中国不具备在军事上单独干涉的能力,“如果中国单独出兵,不会给战局造成决定性的变化,实际上反而可能遭到惨重的失败”。
毛泽东断然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10月4日,一架专机把彭德怀从西安紧急接回北京。
此时的彭德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
紧急起飞,彭德怀来不及多问,随身带上的只是一包关于西北经济建设的文件。然而,当他走进会场,才发现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出兵朝鲜。
在这天的会议上,彭德怀并没有发言。当晚,彭德怀入住北京饭店。他后来在自述中回忆:怎么也睡不着,以为是沙发床不习惯,搬到地毯上,也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单独召见彭德怀。彭德怀被急召回京,正是毛主席亲自点将。实际上,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心已经下定,谁来领兵挂帅也有了人选。那就是敢于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
一夜未眠的彭德怀悟出了一个道理:“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彭德怀对毛泽东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彭德怀的这番话,更加坚定了毛泽东拒强敌于国门之外的决心和信心。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毛泽东提出由彭德怀领兵挂帅,彭德怀当即表示:一切服从党中央!
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彭德怀在发言中坚决支持出兵援朝。他说,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军正向鸭绿江进犯的危急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难保,就连我国东北的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分析了美军的四个不利因素,其中一条就是美国发动的是一场“不义之战”。毛泽东后来说,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中南海颐年堂。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正义担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出兵朝鲜的一系列绝密会议,没有留下任何影视资料。一幅名为《决策出兵》的油画,再现了这个历史性瞬间。
正义战胜非正义,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比原子弹更加强大的时代进步力量。然而,崇尚霸权和武器制胜的美国人,自然看不到这一点。
也是在这一天,美国绕过安理会,又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所谓的“八国提案”,默许“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为它大举北犯的侵略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
早已按捺不住的麦克阿瑟立即发出敦促朝鲜人民军投降的“最后通牒”,潮水般的“联合国军”涌过三八线,越过了中国决不能容忍的底线。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志愿军,新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军事名词由此诞生。它在以后的日子里将被全世界所关注,并最终成为坚定、无畏、勇敢的代名词。
毛泽东特意摆下家宴,为彭德怀壮行,还破例喝了一点酒。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向彭德怀推荐了一位年轻的俄语翻译,就是他的长子、28岁的毛岸英。
毛主席一家已经为革命牺牲了多位亲人。彭德怀建议将毛岸英留在北京,担任志愿军办事处的负责人。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一定要彭德怀带岸英到朝鲜前线。
这一年,正在北京机器总厂工作的毛岸英新婚莞尔,爱人是20岁的刘思齐,当时因急性阑尾炎刚刚在医院做完手术。
刘思齐回忆:“岸英出发前到医院和我告别,只是说,他这次去的地方很远,很不方便,接不到信,让我不要着急。记得晚上11点,我把他送到医院大门口,他走走又回来,走走又回来。骑上自行车之前,还给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我当时也不理解,夫妻之间怎么还要鞠躬?这么客气?只是觉得怪怪的。后来,我才知道,第二天他就跟随彭老总到前方了。也许意识到了战争危险,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
风雨骤,军情紧。当心急如焚的彭德怀赶赴中朝边境时,一枚刻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十个大字的印章,还没有制作完成。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将印章交给了刚刚从西安赶来的杨凤安。
时年26岁的杨凤安,是彭德怀军事秘书。当他急忙拿上“帅印”赶往沈阳,却没见到彭总——10月12日晚上,正在东北紧张筹备出国作战的彭德怀,突然接到毛泽东急召回京的电报。彭德怀意识到,可能出现了新的情况。
问题,出在了苏联。
4天前,就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组建志愿军命令的同一天,周恩来秘密飞往苏联,代表中共中央同斯大林商谈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特别是提供空军掩护事宜。这时的斯大林犹豫了,担心苏联出动空军会引发美苏之间直接冲突。
周恩来实际上是带着两种意见,也就是出兵或者不出兵,去与斯大林商讨的。如果中国出兵,那么,就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支持和提供空中支援。结果,双方谈得并不顺利。
出兵还是不出兵?此刻,周恩来正在莫斯科等待着最终的结果。
10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决定,不管能否得到苏联的空中支援,出兵朝鲜的决策不变。当天,毛泽东亲自将决定电告了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
许多年后,毛泽东向到访的金日成谈起出兵朝鲜的过程,连用了四个“翻”字。他说,我们虽然摆了5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最后还是决定了。
在缺乏空中援助和火力优势的情况下,与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军事强国打一场现代战争,在大多数军事家看来似乎有违军事常识。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不信这个邪。对此,周恩来说过一段非常悲壮的话,大意是,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永享和平。不过我们绝不挑起世界大战。我们应力争前一种前途,力争和平。但也准备应付后一种可能,应付世界大战。 
独立与富强。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与使命。正是这样一种使命,让他们超越了现实与实力计算的窠臼。毛泽东之所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下定决心打一场立国之战,就是要在国际舞台上打出中国的新高度,让世界认识到: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半个世纪前的那个中国了。
麦克阿瑟一个误判,让美国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1950年10月15日,杜鲁门的专机降落在了太平洋深处的一处叫做威克岛的环状的珊瑚小岛上。
威克岛,Wake Island,英语醒来的意思。但是,至少在这一天乃至此后一段时期,麦克阿瑟是不够清醒的。这并不是他以战事繁忙为由,让杜鲁门总统不远万里从美国本土飞来与他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见面,而是他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错误判断。
杜鲁门问麦克阿瑟:中国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麦克阿瑟回答:“微乎其微……他们没有空军。我们现在在朝鲜有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人真要南下到平壤,那他们就是自寻灭亡。”麦克阿瑟还向杜鲁门解释,“要是他们在头一二个月内进行了干涉,那倒是有可能决定战局的。”
此行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给杜鲁门报告称:除非有苏联的海空军支援,否则中国不可能在1950年干预。麦克阿瑟这番话,更加刺激了杜鲁门扩大战争、让美军在朝鲜半岛大干一场的信心。
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贝文·亚历山大后来任教于弗吉尼亚大学,专门从事战争史研究。他在《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一书中不无遗憾地写道:“西方领导人,尤其是美国领导人,战前本已收到了充足的信号,倘若他们对此信号作出反应,则有可能避免红色中国介入战争;即使不能避免共产党中国的介入,也有可能以很小的代价尽早结束这场战争。”
事实上,几乎在中国政府发出警告的同时,美国远东司令部上报的《每日情报综述》已经写道,中国在东北部署了38个师。显然,这已是非常明确的战争信号,但这份综述同时也作出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结论,认为中国发出的一旦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即入朝参战的威胁,“很可能是一种外交讹诈”。
正是这一系列战略误判,让美国遇到了一个不该遇到的对手,打了一场不该打的战争。
麦克阿瑟真正清醒,是在多年之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解释当时的判断,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军事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 
现在,麦克阿瑟就要遇到他一生最强大的对手了。与轻视这个对手的所有人一样,对于新中国和中国军队的傲慢与偏见,很快就让麦克阿瑟付出惨重的代价,也将使他征战疆场几十年换来的“战神”桂冠,黯然失色。
此时此刻,鸭绿江岸边的几十万大军,已经开始战前动员。
23岁的炮兵第1师26团五连指导员麻扶摇,写下了这首表达决心的战地诗——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保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郎,齐心团结紧,打败美国野心狠!”
当时的麻扶摇并没有想到,他这几句“顺口溜”,经过作曲家修改和配曲,成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人都会引吭高歌的激昂旋律。
沉沉黑夜,笼罩着蜿蜒在中朝两国之间的鸭绿江。也许是犯了与麦克阿瑟同样的错误,整日里紧贴鸭绿江密集飞行的美军侦察机,居然没有发现这一江秋水附近,有大军集结的异常。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电台队队长杨雨田,等来了期盼已久的命令:过江!
整整72年过去,杨雨田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份标注着“4A”的特急电报。
细雨蒙蒙。沿着鸭绿江大桥和一座座浮桥,一队队志愿军迅速过江。
一辆急驰的“嘎斯69”吉普车超越长长的行军序列,消失在朝鲜境内的暗夜之中。这是彭德怀的坐骑,随行人员为秘书杨凤安和两个警卫员。司机是时年21岁的刘洋。
本来,志愿军通讯处长崔伦带着一部电台、两个译电员和三个报务员,乘一辆大卡车紧随其后。但道路不熟,又是黑夜。跑着跑着,后面的车跟丢了。
当“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距前线一千多公里的东京“第一大厦”乐观地等待他个人盲目确定的美军得胜班师时间时,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就这样先于大部队达到了硝烟弥漫的前线。
只是,失去了电台联络的彭德怀此时并不知道,就在这个夜晚,朝鲜首都平壤已经陷落。
1950年11月19日这一天,是农历九月初九,中国的重阳节。再过5天,就是彭德怀52岁生日。
来源:歌声飞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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