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我们还能“刺激”哪些人多生几个孩子？

1990年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上，表演了这样一个小品。

黄宏和宋丹丹扮演一对来自农村的夫妻，两人带着三个孩子，在城市中一边东躲西藏，一边打零工。黄宏给人弹棉花，宋丹丹给人修鞋。

一家五口之所以这么狼狈，主要是为了躲避超生巡逻队的检查。

因为连续超生，早已经被罚得倾家荡产，为了躲避后续的罚款、也为了谋生，二人才进城做了“盲流”。

所谓盲流，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恶意”进城打工的人员。

不得不说，当年的小品演员，胆子真大。

小品中，宋丹丹说了一句现在的多数年轻人不太能感知到背后冷暖的“生猛”台词：“生、生！跟你结婚没消停，结婚四年生仨丫头片子！”

更可怕的是，二人即将迎来第4个孩子。

要知道，怀胎一次就要10个月。两人结婚4年，即将生出4个孩子。平均下来，12月生一个孩子。

小品中，宋丹丹抱怨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现在怀孕了吃不起水果，以后想吃糠都吃不上。

黄宏回了一句很写实的台词：吃不吃得上糠，你不用管，“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知道不？”

第4个孩子马上要生了，二人还带着3个孩子以及谋生的工具继续“流窜”。

这个轰动一时、广受好评的小品，名为《超生游击队》。

小品的创作灵感是，当年在辽宁省群众艺术馆工作的段小洁（黄宏的妻子），在街头看到怀里抱着、手里牵着小孩的进城务工的农村妇女，以及报纸上的“沈阳城开进生儿育女‘游击队’”的消息。

当年的喜剧，就是这么简单。真事已经够戏剧性，那就按照真事去演。这一年，全国总人口只有11.6亿，出生人口却高达2391万人。甚至于，出演之时，30岁的宋丹丹真的怀着身孕。

所以黄宏当时就认为，这个小品肯定火，因为从里到外，都是真实。

不过，艺术，多少还是经过了一定美化。真实，往往更加狼狈。

我老家是北方的一个普通农村。仅仅在我们村，我就目睹了很多个“超生游击队”。并且，和小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村有这样一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大名是什么。因为，农村普遍认为贱名好养活，平常只称呼小名，狗儿、驴蛋、粪叉、石磙等等。

有些小名听起来很奇怪，比如《超生游击队》中，黄宏给三个女儿分别取名为海南岛、吐鲁番、少林寺。

我们村这个人，并不姓黄，但大家都叫他“黄鼠狼”。暂且称呼他为“老黄”。

老黄一共有7个孩子，前面连续生了5个女儿。

他的大女儿，今年已经四五十岁了。第7个孩子，刚二十岁出头。听村里人说，老黄的妻子生儿子时，跟大女儿同时坐月子。

老黄是我熟知的现实世界中，生孩子最多、也是为了生儿子最执着的人之一。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如果是1990年代上旬，超生严打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出生于农村的读者，应该和我、和老黄的孩子一样，都有着一段“奇幻”的遭遇——

以“神秘身份”与计生所人员、与村支书“捉迷藏”。

在我们村，我有很多同龄人，都是在自己家偷偷“超生”出来的。一方面因为住不起医院、另一方面为了不在医院留下“案底”，很多人都是在家里被“熟能生巧”的接生婆给接生的。

因此，很多农村出身的90后，往往有一个“神秘身份”。明明是自己亲妈生的孩子，对外却要说，自己是外地亲戚寄养的孩子，甚至是路边“捡”来的弃婴。

最提心吊胆的就是，计生所人员、与村支书等人的突击检查。一旦确定了“该流不流”（流产），真的会被“拆房牵牛”。

我就远远看到过，被确定超生的一户人家，家里的电视机、收音机被查抄，粮仓里的粮食也被搬走。

不过，当时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超生，两三个小孩都算少的，经常都是四五个。所以，“老鹰”来抓“小鸡”时，多数时候都会有人发出预警。实在来不及发出预警，突然被查抄的人家，一般也会嚎啕大哭。

总之，一般出现这种状况，家里的大人，就会赶紧把超生的小孩藏在家里隐蔽之处，或者是农田深处。

我老家不少的90后，在童年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度过。不少人，甚至到上了学，也没有户口。

一直以来，都有不少媒体解读说，农村人“疯狂”生小孩，原因是农村夫妇在用最小的成本豪赌“只要有一个小孩翻身，全家就翻身了”。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类似评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不可能翻身。甚至有人说“活该”、“可悲”。

这种言论，或多或少还是在以“肉糜”之心度“棒子面”之腹。

太远的事就不说了，就拿解放初期来说。当时全国平均寿命仅35岁，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婴儿死亡率高达200‰。

平均数，只是平均。相对于医疗条件较好的城市来说，农村的情况更加不理想。

我小学同桌的奶奶，一共生了7个孩子，由于营养、疾病、意外等原因，最后活到成年的只有3个。在我认识的老一辈人里面，生下四五个、五六个孩子，大有人在，但是全部都养活到成年的，并不太多。

粪叉、石磙、栓子、栓柱这些名字很难听，却在农村很常见，主要是农村人面对不可控命运时的心理寄托，希望能把孩子的性命“拴”在人间，希望孩子能像那些低贱的东西一样顽强、牢固。

直到现在，农村姓刘的人，也特别受人重视。很多其他姓氏的农民，都希望自己家的孩子能认一个姓刘的人当干爹，借此希望把孩子“留”住。毕竟，过去很多农民不识字，刘和留，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分别。

毕竟，没有哪个农村人敢保障自己只生一个孩子，就一定能把这个孩子健健康康养到成年。

直到现在，全国平均寿命已经超过78岁。广大农村地区的平均寿命，也只有大概68岁。农村的婴幼儿死亡率还是高于城市。

除了人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等问题，农村人对于生孩子、尤其是执着于生儿子的部分原因，就藏在那句著名的宣传口号中——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时代有什么不同了？

笼统来说，就是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

这个时间节点，可以粗略画在1984年到1993年。在此之前，国内的工业水平，和当时农民的营养、医疗水平差不多的低。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工业落后，城市中是没有“农民工”的工作机会的。

早在1953年7月，中央政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紧急通知》，这也就是小品中“盲流”一词来源。

到了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出台之后，城市中所有生活必需品与供应票证挂钩，供应票证与户口挂钩。这就意味着，没有城市户口，就无法在城市中活下来。

因此，直到1970年代末，几乎没有农民可以“盲目流入”城市。《超生游击队》播出的1990年，依然如此。

直到1993年，“粮票”才正式停止流通。

这也就是说，过去很长一段历史，国内的农民仍然和古代的农民一样，只能务农，没有别的出路。

而在一个工业不发达的社会的农村地区，人口，就是第一生产力。尤其是男人，和牛、马一样，对于农业文明来说，都格外重要。

你连城市都进不去，没有融入工业文明的机会，怎么可能靠多生孩子翻身？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要义。

农村多生孩子、多生儿子，就可以创造更多农业生产力，挣更多的“工分”，尽可能保证一家人不被饿死。

甚至，过去，农村女孩经常出现“扶弟魔”现象，也并非所谓的“畸形”心理。

农村的婚姻，是不太能上升到“爱情”这个词的。不少人都是因为“老大不小了”，在父母催促下，找个家庭条件差不多、年龄差不多的，就一起过日子了。

就像马有铁和曹贵英，两人在一起，并不是自己选的。

男女双方，往往谈不上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顶多是在不那么错的时间遇到不那么错的人。

女方在婆家的地位，一方面取决了男方个人品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女方的婆家有几个兄弟，她的兄弟们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以及女孩与兄弟们关系好不好。

真实的柴米油盐，有时候就是这么的不美好。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1984年。这一年，全面放开了包产到户，农民不再为了挣“工分”而劳动，主观能动性得到释放，粮食产量快速提升。

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超过8400亿斤。这是建国以来国内粮食第一次过剩性供给，第一次实现全国范围吃上饱饭。

然而，由于供给过剩，粮价开始下跌，“粮贱伤农”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通过收割机、播种机等机器，把自己从农田中“解放”出来，进城务工。

尤其是，深圳等走在改开前沿的东南沿海地区，就成了一代代“农民工”的绿洲。

直到现在，我们村的年轻人外出打工，首选的还是深圳、宁波等地，这些地方至少已经见证了村里两代打工人。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农一代”外出之后，都有能力留在城市。

不少人，完成在城市发光发热之后，还是会回到老家结婚、生子。他们的孩子，在农村长大，很大一部分还是会重复父辈的命运，成为新的“农一代”。

和父辈相比，新一代的生育观念、人生轨迹，都没有太多变化。

因为疫情，我有三年没回家了。这几天，和同村的发小聊了一下。

村里，和我同龄的新一波的“农一代”们，这些年基本都已经结婚生子，并且，普遍都生了两三个孩子。生四个的，也并不罕见。

毕竟，老家养孩子的成本，并不高。小孩上幼儿园，一个学期1900块钱。等上了小学，就可以接受义务教育了。

不过，我们村也有不少的同龄人，童年时，会辗转于老家和父母打工所在城市，两处求学。或者，像我一样，家里砸锅卖铁也支持上大学、经历过“工业文明”的人。我愿称之为“农二代”。

我的很多表兄弟姐妹、高中和大学同学，就和我一样是“农二代”，他们也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

如今，他们大部分人都在老家所在的城市、毕业学校所在的城市，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他们一个月的收入，比我们父辈种地一年的收入还要高。

可以说，这些“农二代”是比较幸运的，由于受过教育，饭碗不再绑定在土地上，踩着农耕文明的父辈肩膀上，迈进了工业文明。并且，这些人从小感受着多子女家庭氛围的美好。

我所认识的“农二代”们，普遍已经结了婚，普遍生了2个孩子。很多人追求的都是一儿一女。生一个的很少，生3个的也不多。

我所认识的人之中，生育欲望最低的是“漂族”和“工二代”。

漂族很好理解，自己还是游离于城乡之间的无根之萍，在买房定居并存有一定存款之前，很难有决心和勇气生个孩子。

所谓的“工二代”，可以视为最早的一代工业人口的后代。“工一代”一般也是来自农村，也有很强的生育欲望，不过，很多人是由于工作压力大，或者超生了就会丢了“铁饭碗”，才选择只生了一个。

相比之下，“工二代”虽然起点更高，但是他们从小就知道所有一切生活必需品的成本都很高。如果不是拆迁户，他们很难靠自己买房安家。

我认识的很多“漂族”和“工二代”，一般都晚婚、晚育，甚至很多选择不婚、不育（丁克）。

因为生孩子成本真的太高了。

央视新闻在202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个孩子从出生至18岁的平均养育支出已占家庭支出的一半以上。

苏宁研究院的相关报告预估，养一个孩子从0岁到大学毕业，保守计算也需要46万元。由梁建章、任泽平等人设立的“育娲人口研究”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更为详细：

我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其中城镇家庭约为63万元，农村家庭约为30万元。

其实，在城市里生养孩子，成本往往比统计的数据更高。毕竟，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城市里的房子，靠孩子自己是很难在婚前购买的。

而农村家庭生养孩子，却有很多成本是可以“打折”的，比如孩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护，是不用给钱的；比如孩子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之间的书籍、文具、衣服、玩具等都是可以流转的，也不用给钱；大一点的孩子给小一点的孩子辅导也是不用花钱的……

所以，有时候，我感觉很多地方现在试行的“鼓励生育”政策是不太精准的。

比如我邻座的同事，在上海生完孩子之后才发现，竟然可以领到23万块补贴。

有没有这个钱，他都会生。而他要在北上广深养孩子，有没有这个钱，补益都不大。有没有这个钱，也都很难刺激他生二胎、三胎。

不差钱的人，生孩子更是凭心情的，有没有这个“九牛一毛”的补贴，都不会带来情绪波动。

最近热议的托儿所，的确可以有效调节工作时间和带娃时间的冲突，也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试问，北上广深也好，新一线、准一线城市也好，有多少年轻人会冲着遍地托儿所，玩命生孩子？

尾声

近期的大会，首次提出了“建立支持生育政策体系”。

纵观历史，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城市也好，一旦进入城市化、发达化，如同高压锅式的环境中，都很难再出现人口增长。

但是，中国的疆土很大，不论是人口还是面积，甚至不同地区的发达程度的参差，都让我们看起来像一个大洲。

以我的观察，一二线城市的“漂族”和“工二代”们，是被各种综合压力捆绑，他们的生育欲望和潜力，是很难被激发的。

诸如一次性给20几万、落户买房优惠、孩子三岁前每月领生活费等等这些补贴，实际效果，大概等同于从骆驼背上拿下来一小把稻草。能感觉到，但是感觉不太大。

至于“根”在农村的“农一代”、“农二代”们，本来就有生育多个子女的打算。并且，也有更大的动力再生一两个。

如果不是为了“生育机会公平”，而是为了“生育结果”考虑的话，各地政府在执行时把更多的生育政策倾斜到“农一代”、“农二代”们，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真的，强扭的瓜不甜。与其要费这个力气让生不动的人硬生，不如顺水推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