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兰小欢9.17高榕资本分享（有删减）

分享时间:2022 年 9 月 17 日

感谢高榕资本朋友们的邀请，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对中国政治经济的一些看法。

在我们国家搞经济活动，第一推手是政府。政府不仅制定政策，更直接下场参与。我今天不讲特别抽象的，还是依托《置身事内》这本书，讲一些具象的事情。

也不讲特别远的事，就讲最近 20 年中国经济是怎样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导致了哪些问题、为什么今天玩不下去了，从而带来三个大的改革方向。这三个改革方向已经启动了，并且过去 4、5 年推得特别快，包括大家感受或者听到的资管新规、去杠杆、内循环等等。我拿一个逻辑框架串一串，让大家对这些事、对你所做的生意有一个视角。

这些转型方向一旦开始就不会随便变化，所以我也不讲特别短期的东西，比如说汇率。起码“十四五”期间， 未来 5 年、10 年大的政策方向都是明牌。所以我们不用去预测，只要读懂中央已经发布的重大政策就行了。

一、理解城市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四本账”

谈到政府，大家首先想到中央政府，实际上咱们日常打交道都是地方政府。我们国家以地方政府为主，85%的 一般公共预算是地方政府支出的;公务员(不算事业单位)群体中地方政府人员占比 94%，这一比例比美、日、 德等国家都要高。所以钱是地方政府的，人也都是地方的，事自然也是他们办。

过去 20 年一言而蔽之，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推手就是土地，用土地撬动杠杆，借钱投入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

地方政府用土地撬动了两大块的钱。第一块就是土地财政，包括卖地收入(只是卖部分使用权)，每年 10 万 亿左右，约相当于国家 GDP 的 10%，此外还有土地开发过程中的税收等。土地财政钱很多，但是也没有多到能够推动我们国家过去 20 年翻天覆地的基础设施变化。

另一块就是土地金融，利用土地为抵押接上资本市场。这套模式你可以讲是中国特色，但也不完全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有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是要“重投资”的。从农业社会转变到工业社会、再到城市化，都要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区别的只是用什么方式来借钱融资。

肯定不能用省下来的钱投资，必然用某种方式资本化，把未来的预期调动到今天。历史上撬动信用或者杠杆的方式只有三类:土地信用;国家信用;商业信用。

为什么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快，因为在我们国家上述三个信用合一。土地归政府所有，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企业是国企。不仅如此，中国所有大的金融机构(即资本)也全部都是国资的。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中国做企业久了，会觉得最初创业融的是政府的钱，最后卖产品也卖给政府，好像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这是因为生产要素在这套体系里，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虽然劳动力不是国有的，但是能让人成为劳动力的三个条件——住房、教育、医疗，都是国家的。包括现在第四项生产要素——数据，也被监 管得越来越严格。

所以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约束下玩经济这个游戏。诸位千万不要忘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再说得具像一点。各位跟地方政府打交道，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但凡想做事，必须得有钱，所以你要全面了解地方政府手里是点什么钱。这里为大家打开地方财政“四本账”，就会知道他怎么在 这“四本账”中辗转腾挪。(以下为 2020 年的数据，这一年中国 GDP 刚好 100 万亿。)

第一本账是税。我们国家采取分税制，2020 年留给地方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是 10 万亿，此外还有中央转移支付 8 万亿。

第二本账是政府性基金，接近 10 万亿，与第一本账等量齐观。政府性基金听起来很抽象，打开账本以后发现有 20 多项基金，大家每天都在往里头交钱，例如机场建设费、高速公路通行费等等，但其中只有一项是重要的，就是卖地的收入，占这笔基金的 93%。还有近些年兴起的专项债，2020 年有 3.8 万亿。

第三本帐就是社保基金收入，归地方大概 8 万亿，就是五险一金，主要是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注意这笔帐是只 进不出的。

第四本帐国有资本营业收入，有 3000 多亿，但是这个可不少。所谓国有资本主要包括地方国企和诸如矿山这 样的资产，当然国有企业对于财政最大的贡献是税费，它在第一本帐里;第四本帐是扣除完税费等所有成本以 后，国有企业给国家分红的部分。而且国家规定 2020 年起所有大中型国企 10%的股份要划归社保基金，央企划给中央，地方国企划给地方，这笔账是另外单独算的。背后的思路很简单，国有企业归大家共同所有，国有企业赚的钱应该大家分。怎么分?就是通过养老金来分。

所以四本帐一打开，你就明白:第一本账，因为疫情冲击税收下来了；前 20 年主要是玩第二本帐，随着房地产下行，地方政府又开始借专项债；这些都不够的时候，第三本帐又不能动、老龄化压力特别大，就开始琢磨 第四本帐。所以从 2018、2019 年之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得非常快。各地都在卖东西，像珠海国资委把格力电器 15%的股份卖出去了。

但这些终归会玩不下去，最后地方政府还得回到第一本帐上去——需要一笔大的、百分之百属于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目前我们国家三大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都是分税制。地方政府没有一个长远的、基本不受经济波动影响的税种，导致很多行为比较短期化。

现在涉及最大的一项改革就是房地产税。房地产税当然可能客观上会起到一些压制房价的作用，但是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房地产税与房价长期的走势没有关系。房地产税的推出，最根本的改变在于地方能不能有 一个长远稳定的税收收支。

再解释一下，地方政府手里有很多土地，包括几类。首先是工业用地，例如各种园区，工业用地价格是很低的， 这部分赚不了钱；这些年其它用地起来了，主要是城市道路、桥梁、博物馆等，也收不到钱；所以那么多的土地财政就是从 20%的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上得到的。所以我们国家的土地财政严格意义上就叫房地产财政。而且这 20%的土地中，我们国家有一个特别奇葩的现象，就是商业楼宇特别多。因为地方政府卖出去商业用地之 后，不仅能收土地转让费，入驻的企业还能持续收税；住宅因为没有房地产税，卖出去这块地，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一锤子买卖。

地方土地财政，支撑起了过去 20 年我们国家飞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和抵押拿到钱， 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城市生活质量提高，吸引了更多的人；从而带来 GDP 增长， 领导随之升迁；税收增加后再去还债。

雪球虽然越滚越大，但是只要税收或者 GDP 名义增长率比利率高，这套模式就能玩下去。因为某种程度来讲地方政府借钱是不用还本金的，地方政府是永续存在的，只要能每期付息，就能借新还旧，直到有一天通货膨胀把旧的债务稀释掉。

但是因为本金积累得越来越多，每一期的利息支出都很高，这时一旦经济增长放缓、税收减少，或者有了其他 突发性的支出(比如抗疫)，就很麻烦；更麻烦的是，如果玩不转，房价会跌下来，房价一跌，地价就跌，地 方政府收入进一步下降，无法借新还旧，这套模式就走到头了。现在它就走到头了。

二、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三大特点：成绩、问题与改革

中国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这套模式有三个特点，也与我们国家今天方方面面的转型有关系。

特点一：城市化过程“重土地，轻人”

这些年所有城市都在向外扩张，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城市的开发区、新区，“摊大饼”的好处是可以把原来城市周边农村的土地征过来，土地一拿来就能借钱，所以不断新增土地。这就是所谓“重土地”。

“轻人”是什么意思?大量的人涌入城市，但没有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例如教育、医疗等等。2015 年前，我们所有的公共服务，都是按照户籍人口而非常住人口规划的。所以人口流入地的资源非常紧张，你可以到这里打工、交五险一金，但是想要上学或者看病很难。

也由于公共服务供给稀缺，不止房价在涨，教育、医疗费用也在涨，带来了居民债务的上升。

最终还因为人口流入地土地稀缺、推高房价，带来了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刚刚提到城市土地财政，看上去是地方政府玩经济的一套办法，我们要透过面纱看本质。地方政府凭什么靠土 地融那么多钱?因为土地上面要盖房子，房子本身不值钱，值钱是因为住在房子里的人心甘情愿地签了一份合同，把自己未来工作 30 年的收入交出来。所以真正资本化的不是土地产生的现金，而是住房子的人未来工作 30 年的收入。

本质上政府可以用征税的方式跟各位要钱，但大家是不乐意的。于是乎让你买房，你买了房还挺喜欢的。政府是用土地做抓手，撬动你的收入；而你用房子做抓手，是想利用房产增值去分享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红利。所以大家心甘情愿跳上车，也不管是 5%还是 6%的利率，因为你赌房价会涨。

但是，当老百姓交了未来 30 年的收入，政府拿了钱之后却没能分担大家的负担，还是要为教育、医疗这些事操心，消费当然起不来。

再来看贫富差距问题，其中一个维度是有房的人 VS 没房的人；但讲深一层，更可怕的是年轻人 VS 中老年人之间的矛盾。房价上涨本质是有房的中老年人，在剥夺年轻人的未来。这件事肯定不会持续下去，因为年轻人没有未来的话，大家都会完蛋。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在反抗，我们听到各种各样的词——躺平、内卷、精神内耗， 就是不跟你玩了。

改革已经在发生，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包括户籍改革，现在除了少数一线城市，其他城市的户籍几乎都放开了， 很多省会城市对学历已经不再作要求。

还有土地流转。一线城市盖住房、学校、医院都需要土地，实际上北上深不是没有土地，只是没有用地指标， 建设用地指标是中央审批的。今天在推行跨省土地流转，例如上海从云南买 3 万亩建设用地指标，在上海开发建设用地，给云南一笔钱、云南拿着在当地开垦耕地。这就是跨空间的土地流转，缓解人口流入地土地供应的 压力。

特点二：招商引资竞争中“重规模、轻效益”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大家都打过交道，他们喜欢投重资产的大项目。一方面是重资产拉动 GDP 快；另一方面在中国第一大税是增值税，增值税是流转税，流水越多、交税越多，所以不在乎能否盈利、只在乎盘子够不够大。

重规模投资方式的好处是工业化飞速进展。工业化和技术是内化在设备里的，只要买的机器先进，技术就领先。 所以只要投资和资本量足够，工业化就会起来，之后吸纳很多就业。

但问题在于企业重资产，也是加杠杆加出来的，最终导致企业债务负担很重。经济分三个部门——政府、企业、 老百姓。中国政府部门的负债算比较低的，老百姓负债不算高也不算低，但是企业债务负担是很高的，远远高 于德国、美国这些国家。当然这与我们国家企业融资主要通过贷款有关。

企业债务负担很高，和人一样，一旦遇到点风吹草动就会被压垮。前些年被压垮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的行业，例如钢铁、水泥、造纸；这两年暴露的就是房地产企业，房地产杠杆率是极高的。

行业风险再上升，最终承担风险的就是银行。一旦风险蔓延到资本市场，就不是行业风险了，而是全局性的风 险，因为金融连着所有的企业。

当然，很多耳熟能详的改革，例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都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严格来讲这方面我们国家做得不错。从 2017 年开始提“房住不炒”；2018 年资管新规；再之后房地产企业三 道红线、集中供地等等...都是重策。

今年断供、断贷、烂尾这些事出来之前，房地产挤泡沫已经挤压了四年了。坦白说如果没有这些前期工作，今 天暴雷的可能就不是千亿级别了，恐怕要加两个零。各国房地产危机的落地，几乎没有平滑的。我们国家目前为止，落地的过程还是比日本、美国、南欧的很多国家要漂亮得多，这是我们必须要说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金融风险还是可控的。但是也带来了代价，就是控制久了以后，当疫情冲击来了，依然非常谨慎。在这一轮疫情的冲击下，我们对经济的刺激是比较缓慢、比较保守的。

特点三：发展战略“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

刚刚提到经济可以分成三个部门——政府、企业、老百姓；GDP 可以分成三块——投资、消费、进出口；

我们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重投资”，所以 GDP 蛋糕做出来以后，资源在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拿了钱，就变成了一流的基础设施、高楼大厦;但是没有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钱。

重投资的好处是资本密集、经济增长快，赶上全球化红利，技术不断进步。导致的问题就是结构不平衡，包括对内和对外。

对内老百姓手里没钱、消费起不来。看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从 2000 年来一直下降，2010 降到 35%，结 构调整后往上走，疫情来了又降下来。35%跌到了一个非常荒谬的状态，美国这一比重是 70%，德国、日本也 有 55%。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活得那么累，那么憋屈，普遍感觉“获得感不强”。因为生活的幸福感不是 由 996 创造的，是由消费创造的。

消费=收入-储蓄，消费起不来除了因为收入低，中国人的储蓄率还非常高，居民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到 40% 以上，已经高到不能用儒家勤俭节约文化来解释了，核心还是几座大山压在了老百姓的头上。中国政府现在改 革就是加大民生投资、补以往的欠帐。

对外维度，通过重投资迅速提升产能，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生产了这么多东西只能向外输出。向外输出没什么不好，整个东亚经济都是这么起飞的，穷国和穷人想致富，一定要跟富国以及富人做生意，不能跟其他穷国和穷人抱团。

日、韩或者中国台湾相对来说规模较小，不会对全球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但是中国的体量太大了，生产这么多东西，需要天量的能源与原材料，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价格涨。这就是过去 20 年大宗商品（铁矿石、石油、 天然气）超级崛起的原因。没有这块的增长，俄罗斯根本不可能从 90 年代经济深渊中爬出来。

与此同时，如果某种产品中国能生产，国际市场的价格就直接从腰斩开始，中国卖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价格跌， 带着全世界都要受到巨大冲击影响，所以贸易冲突不断。

而且长期依靠卖给富人，还有个什么问题是外部需求不稳定。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购买力一下子下来了， 我们拿 4 万亿的投资去补;好不容易喘口气，2011 年又赶上欧洲债务危机，没办法只能继续刺激。所以欧美需求也不稳定，富人家也会没有钱的。

当然这些只是短暂的影响，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的因素在于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没有任何单一的外部需求能 拉动。假设 20 年前中国经济体量是美国的 1/10，那时候美国 1 个百分点的 GDP 增长如果用在对中国的产品需 求上，那对中国来说就是 10 个百分点的新增需求。今天没有人再能拉动中国，只有自己拉自己。

所以今天改革，对内就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刺激自己的消费。说到国内大循环，大家能想到一个抽象的图像， 没有看到实际的措施。因为这件事太复杂了，涉及的是大家收入的提高。也就是说 GDP 生产出来之后分配的过程要变了。

往小了说，可以通过一个侧面来理解——国有企业每年交给中央的分红比例翻了好几倍。利润强制分，现在达 到 40%，分的钱交给养老金，再通过养老金转给老百姓。这是其中一个小的方面，过程中涉及很多很多。共同富裕也是在这个背景下面。

改革对外维度就是“一带一路”。这个事非常大，说得更宽广一点，“一带一路”牵扯到我们国家未来在这个 世界上的生存空间。

这个世界是非常大的，有 80 亿人，比我们生活好的只有 10 亿人（欧美加日韩），世界上还有 40、50 亿人的 生活正在迅速中国化。意思是他们的基础设施、他们的工业产品都在被中国这一轮的“一带一路”改变。先是 央企去修桥铺路，然后工业园区跟出去，再到现在民企出去。

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这些都是国策，但是只有“一带一路”这四个字是进了党章的，意味着这件事会一直做下去。这两年因为疫情大家出去不方便，好像不怎么听说“一带一路”了，但实际上这三四年“一 带一路”投资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建议大家多去关注。

三、内部：地区不平衡

下面两个部分，我再分别对上面提及的特点一和特点三带来的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

1、地区均衡发展的本质：人均 GDP 的平衡

我们学美国或者欧洲的经济学、管理学，是没有空间概念的。因为很多理论是小国经济学家想出来的。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一件事是发生在上海还是青海，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每个省单拿出来，都是一个中等偏 大的体量。我们平时开玩笑说“投资不过山海关”，就说明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营商环境非常不一样。

我们要理解，所谓地区之间均衡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才能明白未来人会往哪去。人口流入的地方，才是有生意的地方。

我们先把视角投向美国，美国这么大，但 50%的 GDP 是由下图黄颜色的地方产生的。

美国 50 个州，加州、德州、纽约州 3 个州的 GDP 加起来占美国 GDP 的 1/3，其他州 GDP 规模小很多，更有差不多 30 个州的 GDP 占比不足 1%。同时再看各州人口占比，大州人口多，小州人口小。最重要的是，美国各个 州 GDP 占比与人口占比高度一致，意思就是各个州虽然 GDP 规模差别很大，但是人均 GDP 差别很小。

再看中国，能够发现首先地区与地区之间差别还不够大；第二，各个省的 GDP 占比和人口占比还不一致。上海 4%的 GDP 养 2%的人，当然富了；有些地方 4%的人吃 2%的 GDP，当然就穷了。

在一个现代经济体中，经济在地理上的集聚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大家承认这一规律，那么就会知道中国各个地 区之间经济规模的差距一定会越拉越大；而最终地区间的平衡主要就是人均 GDP 的平衡。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哪些地方人口会继续流出，哪些地方人口会流入。

对比 2000 年和 2020 年的数据，也看到中国各个省 GDP 占比和人口占比的差距在缩小。说明在过去 20 年快速 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不断朝美国的方向挺进。但今天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65%，80-85%几乎就是上限了， 所以未来还会前进，但是不会那么快。

再具体到地市级看，对比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蓝色的地级市人口流出最 严重，黄色、红色是人口流入地。一眼看过去，东三省蓝汪汪的一片，整个东三省只有沈阳和大连有一点人口 流入，估计也是其他的东北人。

实际上，东三省的资源很丰富，人均比较穷，只是因为资源与经济结构支撑不了那么多人。所以在东三省 10年损失 1100 万人口的时候，人均 GDP 是上涨的，留下的人生活水平是提高的。

讲到这里就知道，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乡村建设，不是为了留住人口，而是为了更方便人口自由流动。

如果你老家比较凋敝，你父母留在那看病没有条件，网不通、快递也不通，那你作为独生子女，敢出来打拼吗? 但是如果基础设施都打得比较平，不能流出的人生活基本保障有了，想流出的人可以自由流动。我们国家哪怕非常穷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也都是不错的，通电、通水、通路、通网，哪怕你住在西藏林芝，买拼多多也是能送到的，这在其他大国里是做不到的。

而且这种流动是双向的。家乡建设的好，年轻人出去找机会更放心；反过来如果外部受到了冲击，你再回到家乡，那个地方也能呆。如果家乡都呆不住，那不叫流动、叫逃难，中国大部分人的家乡回去之后都还是不错的。

2、房价带来的地区间贫富差距

刚才我提到，由于人口流入地的土地供应跟不上，造成了房价巨大的差距，进而带来地区间的贫富差距。

2020 年中国人民银行对 3 万户中国城镇居民做了入户调查，调查的是家庭户均总资产(非净资产)。可以看到北京、上海户均总资产超过 800 万，新疆、吉林就是 100 来万，一看就是房价的差别。因为北京、上海平均 工资，也就是新疆、吉林平均工资的 2 到 2.5 倍，财产是人家的 7 倍，就是房子的事。

房价涨了，也带来居民债务的迅速上升。2020 年，中国居民债务占 GDP 比重是 60%多，对比其他国家不多，问题是增长速度。15 年的时间，居民债务占 GDP 比重上涨了 6 倍。借债不是问题，关键是借得太快了。而且这 里统计的债务是低估了的，是按人民银行贷款按揭统计的，包含不了民间借贷等等乱七八糟的钱。

债务导致大家的收入资本化了，每个月都要各种还贷，这就是为什么消费起不来很重要的因素。而且因为是长 期的债，杠杆足够高，收入一旦不增长就会很困难，更别说失业。

四、外部：全球不均衡与冲突

1997 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份额大概 3%，今天接近 30%，中国变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你的份额上去了，谁的份额下来了呢?就是 G7 国家。

制造业起来之后，一方面要进口大量原材料，另一方面要出口大量产品，就成了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20 年， 中国已经是除了北大西洋地区之外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就带来了世界格局非常深远的变化。包括价值链重构都是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中美贸易冲突中，看上去是贸易的冲突，背后是科技的冲突，因为生产力提升最后都要靠科技。下面这张图 信息量很大：

1997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只相当于美国的不到 20%；到了 2008 年跟美国持平；现在是美国的 1.8 倍。中国 今天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真正重要的价值在于，对于一个后发的国家来讲，学习科技的主要途径不是大学，而是工厂。边干边学，因为所有的工业、技术都是内化在设备与生产流程当中的。而且当熟练之后， 会发现欧美做法也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从工程上来说达到同一个目标的方式无穷多，边干边学才能想到有没有适应本国市场的更好的技术。如果没有制造业的基础，你根本学不会。当你的工业产能变成世界第一的时候， 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工匠，技术水平会不断提升。

再看中国国际专利的申请数，这项数据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收集，2019 年专利申请数第一次超越美国了，但这不代表专利保有的存量。类似你大学毕业 10 年终于年薪百万了，但是跟你们公司已经年薪百万 20、30 年的 高管比，家底还是有差别的。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跟 10 年前的自己完全不一样了，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现在能达到的创新量的背后，是巨大的工业体系和创新体系在支撑。

再往下一步是基础科研，可以看到中国国际论文发表数 2012 年只有美国的 20%，现在有 70%。这里是指发表在 像《Cell》《Nature》《Science》这类国际期刊上的论文，不是那种水期刊。

从制造，到技术，以及科研，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是举国体制搞科研。这种举国攻关体制的好处是从左往右去超越。

美国的科技创新是站在人类前沿的，最适合这种创新的方式一定是分散型、试错型的，所以它的创新体系是从 右往左。有一些天才型的人，发明了一些 crazy idea，看看能不能做成一个可用的专利，然后再看能不能规 模化量产。

对于中国来说，很多行业，例如芯片的工艺流程是成熟的，只是你不知道怎么弄。所以在这些领域，你做的就不是探索性的工作，而是组织学习型的工作。尽快把设备弄过来、大规模投入，快快学习起来。好处在于没 有方向上的不确定性；弊端是大量资本进去、加大竞争，可能有些过剩产能，但跟方向性的错误比起来不是重要的问题。而且过剩产能还会加剧竞争，迭代速度会很快。

如今，随着中国产业与科技的进步，在一些行业里，已经站在了世界前沿。所以现在会看到两种创新：一种就 是所谓的关键卡脖子技术，从左往右举国体制往前赶；还有一类，是从右往左、比较灵活的创新机制，比如移动互联网里发生的创新。

未来，当大量行业都走到世界前沿的时候，能不能从举国体制中退出来，变成从右往左的体制，就成为新的挑战。这当然也考验未来经济转型的成果，看起来是技术创新，背后是融资体系，即投资决定是谁做的。最终投资决策能不能从从左往右，也变成从右往左？这也是一个问题。

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自从有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经过几次变迁，从北意大利城邦兴起，第二次是荷兰，第三次是英国，然后是美国。过程中我们能看到，新的经济中心与旧的经济中心相比，经济规模总是更大。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扩 张，全球化只是资本扩张的一个附属。

按过往数据，一个经济中心的规模应该占到全球经济的 30%，才算真正定海神针一样的中心。按照这个标准衡 量，美国之后不会有下一个中心了，因为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太大了，再没有一个民主国家能占到 30%，现在 美国占 24%，中国占 18%。

但是随着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2011 年欧债危机之后，经济中心加速向东亚、东南亚转移。目前整个东亚+ 东南亚差不多占 30%；按 GDP 增量，基本 50-60%的增量都在东亚。所以这个中国主导、亚洲为中心的新经济中 心，规模更大。这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

当这两类中心分离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冲突。目前有两股力量——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在角逐，最后带来三种局势。

第一种局势是政治军事同盟扩张、遏制新的经济中心，今天这件事正在发生。美国一方面希望制造业向美国回 流，同时把东北亚制造业铁三角的日韩拉到他的同盟里。

另一种局势是中国主导的新经济中心也在扩张。

我们一谈贫富差距，就想到我们跟马云之间的差距；但在世界维度上，贫富最大的差距来自国与国之间，要看 美国人、非洲人、中国人、印度人之间的差距。二战以后世界是高度不平衡的；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极大降低 了世界的不平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混乱与冲突。

未来可能看到的就是所谓“竞争性融合”，谁也不能把谁吃掉。最后就像森林里的大树一样，大家都在疯狂 竞争水源、竞争阳光，但是你只能共生。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整个世界工业链分成两个链条。我们讲规模经济，规模越大成本越低，最大的规模经济来源就是市场本身。市场的规模经济要比技术的规模经济大得多，这就决定了全球市场注定只有一个。如果谁想 人为把自己切割为另外一个市场，最后恐怕只能消亡，苏联就是在封闭中消亡的。

今天如果想重新把工业带回到北大西洋地区，通胀就到天上去了。美国能保持过去 40 年的低通胀，主要就是 因为美元印得多的同时，中国在替他生产东西，这是通胀非货币的那一面。用一句套话来讲，美国人的岁月静 好，是因为中国人在负重前行。

这个世界上总要有人干脏活累活。今天中国人也是一样，这些脏活累活你不干了，是因为非洲人在替你干，所 谓产业转移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