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2年5月10日上午，韩国新总统尹锡悦在国会大厦前宣誓就职。尹锡悦在就职演说中说，解决好韩国面临的过度两极分化等社会矛盾，关键在于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这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来实现。尹锡悦同时表示，韩国愿意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打开对话大门。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了就职仪式并同尹锡悦举行会见。自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流行以来，这是中方少见地派出高级别国家领导人参加外国领导人就职仪式。
此前举行的韩国第20届总统选举中，由执政的共同民主党李在明对决反对党国民力量党尹锡悦。尹锡悦在选举中一度落后，中局翻盘成功，保守派再次上台执政。这不仅意味着韩国政坛即将迎来又一次朝野更替，也透露出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已经成为今日韩国无法回避的考验。但在全球通胀压力之下，被观察家和尹锡悦联系在一起的新自由主义刺激政策能否收获预期的效果，依然是未来五年韩国国内政治中最大的悬念。当地时间2022年5月10日，韩国首尔，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当日宣誓就职。（图｜视觉中国）2021年12月31日，在被羁押整整1730天之后，即将年满70岁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走出了位于京畿道义王市的首尔拘置所（看守所），正式获得特赦。这是自2016年“闺密干政门”丑闻爆发以来，朴槿惠第一次彻底摆脱法律诉讼。同期获得特赦的还有77岁的前国务总理、曾在2015年因涉嫌受贿入狱两年的韩明淑。2017年3月朴槿惠弹劾事件的发生，可谓21世纪初韩国政坛杀伤力最大的一场“核爆炸”。它不仅导致原本可以继续履职至2018年2月的朴槿惠被迫提前下台，继而遭到法院批捕，连带也使得执政的右翼第一大党新世界党发生了内部分裂——29位反对朴槿惠派系的执政党议员在2017年1月宣布集体脱党，组建了名为“正党”的独立党派。最激进的朴槿惠追随者由于痛感“执政党高层在弹劾问题上未能全力以赴应对”，同样决定自立门户，另组仅有一个国会议席的“新国家党”。而改名为“自由韩国党”的原新世界党主流派虽然勉强稳住了阵脚，却迟迟无法推举出有号召力的候选人参与2017年5月提前举行的总统大选，只能求助于前期民调成绩较佳的“国民之党”（中间派政党，与自由韩国党政策路线接近）候选人安哲秀，结果反而造成中右翼票源进一步分流。最终，身为中左翼共同民主党的文在寅一举拿下41.09%的普选票，毫无悬念地当选为韩国第19届总统，安哲秀和自由韩国党征召的洪准杓则分别得到21.42%以及24.04%的普选票，以两败俱伤的结果惨淡告终。
3月3日早上，韩国首尔，韩国两大在野党总统选举候选人国民力量党尹锡悦以及国民之党安哲秀正式宣布合并，将推举单一候选人参与本次韩国总统选举。（图｜视觉中国）
2017年5月文在寅履新之时，颇有励精图治、不负国民所托的气象。他公开宣称自己不会特赦五类牵涉贪腐案件的重刑犯，誓言要“革除政客、财阀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积弊”，关注底层群体的呼声，并为韩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为了践行上述承诺，新政府在就职后的前两年不惜投入巨资补助失业群体，将全国最低时薪标准上调了30%，并规定企业雇员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不得超过52小时。然而这些看似动机良好的新政策，却导致中小企业主负担陡然加重，被迫削减员工数量或者迁往海外。结果到2018年底，韩国全国失业人数竟上升至107.3万人，创造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30岁以下的城市青年群体面对同龄人逼近25%的失业率，反而进一步坚定了挤入财阀企业的决心，在首尔等地造就了一个数十万人规模的“大企业面试族”群体。偏偏“十大财阀”本身的处境也举步维艰——随着国际贸易环境剧变，面向出口市场的韩国汽车、造船等经济部门订单持续流失，钢铁业也由于美国的惩罚性关税备受打击，成为G20成员国中的“吊车尾”。另一方面，作为一位以“革新”作为个人标签的中左派总统，文在寅从上任之初起就希望在外交上打开新局面，通过实现朝韩和解驱散半岛上空徘徊已久的核阴云，继而介入朝鲜半岛北部的经济开发，为韩国找到提升影响力的新渠道。但从2018年至今，尽管朝韩领导人经历了多次直接会谈，却未能达成任何有约束力的协议；至于渲染已久的“北方开发”，更是一纸空文。反而是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就“二战”期间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问题做出的赔偿裁决，导致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19年夏天突然宣布取消韩国在进口三种半导体产业关键性原材料方面的免申报便利权，接着又将韩国移出出口优待对象国“白名单”，引发了两国之间的大规模贸易战。2019年时，半导体产品占韩国出口贸易量的比重高达20.8%，相当于全年GDP的6.7%；而日方中止免申报便利的三种战略性原材料，分别占到韩国半导体企业日常所需用量的93%、92%和44%，导致韩国GDP在半年内就蒙受了超过3%的损失。贸易战的持续震荡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意外到来形成合力，使得韩国经济在2020年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全年增速为－0.9%），民间消费增速更是倒退回了2008年时的水平。2021年12月1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中）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出席澳方举行的到访欢迎仪式。文在寅在2017年以显著优势当选为韩国总统，但其任期内的支持率却呈现高开低走之势（图 | 视觉中国）
进入2021年第四季度，文在寅政府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已经逐步下滑到了47%，尽管相较其几位前任依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但相较刚刚就职时的84%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五年时间里，政府针对最低收入群体的扶助政策使得首尔等地蓝领工人的收入增速（近20%）显著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约7%），然而失业和通胀的巨大压力却首先落到了城市中产群体尤其是刚刚离开大学校园的年轻人头上，使得社会矛盾不减反增。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文在寅政府对首都以及一系列广域市（直辖市）闲置土地的持续开发，与央行主导的宽松货币政策形成合力，导致韩国在过去五年里迎来了21世纪规模最为惊人的一波房价上涨。据韩国第一大报《中央日报》援引民间团体“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盟”的调查结果称，从2017年5月到2021年底，首尔市面积100平方米的普通公寓住宅的平均销售价格从50万美元上涨到了100万美元以上，翻了整整一番。即使是在相对偏远的清州，类似的公寓售价也从2018年时的30万美元上涨到了2021年底的63万美元，近乎完全失控。收入增长的停滞以及房价的持续攀升，使得传统上倾向于支持中左翼政府的城市青年群体对文在寅政府大感不满，继而影响到了选票的最终流向。在首尔，一位25岁的化妆师告诉路透社记者车相美：“在富有的老年人继续把购置房产作为投资方式的同时，两个家境普通的年轻人即使倾尽全力，也未必能凑齐购买婚房所需的首付款，因此年轻人结婚的意愿变得比过去更低了。”李在明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同样遭到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的抨击。23岁的大学生姜美炫告诉车相美：“每月大约15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固然会对赤贫群体有所帮助，却也很有可能导致雇主进一步调低大学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起薪，使其陷入长期隐性贫困。”据韩国《亚洲日报》报道，从2015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都有57万居民从首尔迁居到其他城市，其中46%为20～30岁之间的青壮年；而在2021年前三季度，“逃离首尔”者更是多达43万，令人担忧。
2022年3月9日，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首尔市一个投票站对选票进行封装（图 | 视觉中国）
当中左翼政府陷入执政困境的同时，四分五裂的韩国中右翼党派则在沉默中经历着再整合。度过了2018年地方选举再败的蛰伏期之后，自由韩国党痛定思痛，在2020年2月与新保守党（朴槿惠派“正党”与中间派“国民之党”部分议员组建的新党派）以及“向未来前进4.0党”（另一个从“国民之党”中分裂出来的保守派小党）实现了联盟，组建了新的“未来统合党”，2020年8月又更名为“国民之力党”。在2020年5月的第21届国会选举中，右翼阵营仍未能实现翻盘，但团结在国民之力党旗帜下的各派系议席总数累积到了110席，仅次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172席（总数为300席）。换言之，尽管在朴槿惠和李明博相继入狱之后，保守派阵营再未能出现一位既足以平衡党内各派系又具备足够公众号召力的领袖级人物，但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再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至于被中间势力所消解。而在中右翼整合过程中一度相当活跃的“国民之党”党魁安哲秀，最终也不得不接受自己再度沦为边缘角色的命运，在单独参选后不久宣告退出，转为支持中右翼“共主”尹锡悦。
2022年3月10日凌晨，韩国总统大选最终开票结果公布后，胜选者尹锡悦（中）在首尔的国民之力党总部向支持者挥拳庆贺胜利（图 | 视觉中国）征召此前无党无派的“选举素人”尹锡悦，并在正面对决中一举战胜“小文在寅”李在明，可谓中右翼阵营的奇招。实际上，尹锡悦本人的检察官生涯，曾经多次由于文在寅而发生戏剧性变化——2013年，韩国政坛曝出一桩丑闻：国家情报院院长元世勋在前一年越权介入总统选战，通过组织下属有计划地抹黑中左翼候选人文在寅，以达成帮助保守派候选人朴槿惠获胜的目的。当时担任水原地方检察厅厅长的尹锡悦被任命为调查组组长，全权负责查明元世勋滥用职权的活动。但由于他做出的结论与上级的授意不合，竟遭到停职，并被“流放”到大邱。不过当朴槿惠的“闺密干政门”风波爆发之后，已经拥有“刚正不阿”美名的尹锡悦再度被起用担任调查组长，完成了对朴槿惠的拘捕程序，并成功起诉长期向政府高层行贿的三星集团副会长李在镕。2017年文在寅出任总统后，尹锡悦得到进一步重用，先后出任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检察长以及全国检察总长，并亲手将另一位保守派前总统李明博送上法庭，使其最终获刑17年。这也是尹锡悦在韩国民间声望的最巅峰。
3月8日，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之党候选人尹锡悦现身竞选活动，其支持者在台下聚集。（图｜视觉中国）然而韩国行政机关与司法系统之间由来已久的权力斗争，同样出现在了文在寅与尹锡悦之间。2019年8月，文在寅提名其长期的首席秘书官（相当于美国的总统高级顾问）曹国为新任法务部长；然而后者在正式上任之前，已经被曝光存在女儿入学舞弊、母亲涉嫌经营欺诈等私德问题。尹锡悦力主对曹国进行调查，最终迫使后者在上任仅一个月之后就引咎辞职，却也因此与执政党高层产生了嫌隙。继曹国之后出任法务部长的共同民主党元老秋爱美秉承文在寅“改革司法系统，限制检察官权力”的方针，与强势的尹锡悦正面交锋，双方的矛盾终于公开化。2020年11月，法务部以“涉嫌违反道德、滥用职权以及干涉调查”为理由要求暂停尹锡悦的职权，后者不仅向首尔行政法院提出了申诉，还发动公众舆论对文在寅政府进行声讨，批评“现任政府破坏法治的行为与此前几届政府毫无区别”。最终，陷入舆论漩涡的秋爱美在2021年1月底宣布辞职，在政府中再难容身的尹锡悦也顺势在2021年3月提交了辞职。仅仅四个月后，他就被中右翼阵营征召为候选人。在一些欧美观察家眼中，政治履历简单、言行高调、善于利用社交媒体的尹锡悦似乎十分类似2016年时的唐纳德·特朗普；但在韩国政坛，反倒是他的竞争对手、57岁的李在明时常被称为“斗鸡市长”以及“韩国的特朗普”。和现任总统文在寅一样，李在明曾经长期担任人权律师；少年时代他在毗邻首尔的京畿道城南市当过童工，并且颇以此为荣。2010～2018年担任城南市市长时，李在明以激进的预算控制政策提前还清了前任积欠的7000亿韩元（约合5.76亿美元）公共债务，随后又上马一系列福利新政，因此与当时由朴槿惠领导的中央政府发生冲突，成为全国性政治人物。在2018～2021年担任韩国人口最多的京畿道的行政首长时，他依然不改“搏出位”的作风，甚至时常与属于同一阵营的文在寅总统及其内阁发生争执。在两大阵营先后启动选战攻势之后，李在明更是率先出言不逊，攻击尹锡悦为“政治玩票家”，后者则以“粗口小跟班”一词反唇相讥。
2022年3月4日，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右二）在首尔街头参与拜票时，与一位支持者合影留念（图 | 视觉中国）从竞选承诺上看，无论是李在明还是尹锡悦都没能展现出普遍的新意。前者延续了文在寅政权“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自主均衡外交”以及“注重公平的经济发展”的主张，呼吁扶助中小企业、在新兴产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打击大企业的垄断地位。针对文在寅执政期间暴露出的社会问题，李在明承诺在未来五年提供100万间公租房以及青年创业贷款，并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收入制度，每年无条件向每位国民发放至少900美元（最终将增加到5400美元）现金。反过来，尹锡悦的政纲带有更强的新自由主义色彩：他一方面承认采取经济刺激政策和建设廉租房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呼吁继续倚重大企业“创造可持续的优质工作机会”，并且主动提议建设核电厂，以满足韩国持续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而最终，国民“渴望改变”的冲动使得尹锡悦以微弱优势胜出。车相美表示：“推动变化的心理因素不是选民对尹锡悦的信任，而是现状可能持续造成的广泛焦虑感。”
2021年11月1日，在韩国政府正式启动“与新冠病毒共存”宽松管理措施的第一天，首尔市民在著名的广藏传统市场（原东大门市场）购物、就餐（图 | IC photo）
从尹锡悦参选之日起，关于他本人推崇萨满教、在日常生活中极为迷信的传闻就在韩国社交网络上不绝于耳。仿佛是为了验证这类流言的可靠性，尹锡悦在正式胜选的消息传出之初，就高调宣布自己将“结束青瓦台统治人民的时代”，将总统办公室迁移到位于首尔市龙山区的原国防部大楼。从5月10日开始，他将在新的办公室正式履职，而目前的总统官邸青瓦台中的本馆、迎宾馆、绿地园和常春斋将作为景点对游客开放。尹锡悦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消除青瓦台作为“帝王式权力象征”的等级感，体现“主权归民”的原则。不过坊间也有传闻，新总统仅仅是厌恶韩国现代政治史上一再应验的“青瓦台诅咒”。除去办公地点的变化外，尹锡悦还计划废止权力极大的“民政首席秘书室”这一机构，并将目前的8名首席秘书削减一半，以强化总统的决策权。然而，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困扰韩国政坛超过30年的“87年体制”与“97年体制”之间的张力，在2022年的这场大选中依然若隐若现。前者指的是韩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关于总统权力的安排问题：为了换取最后一位威权领导人卢泰愚同意接受普选制度，总统作为行政首长的权力在第六共和国宪法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伸张；但为了防止“帝王式的总统”回归到威权路线，又硬性规定总统任期仅有五年，且不得连任。如此一来，任何一位总统在法定任期接近一半时，便已经被迫开始考虑权力的代际转移以及执政党的领导层重组问题，用于制定关键政策的时间仅有两年半左右。而这类政策为了照顾选举需要，往往又带有极大的临时性和妥协性。但一旦执政党派在大选中发生更替，上一届政府确定的施政路线往往会被彻底推倒重来，使得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和体制塑造变得几无可能。韩国本身面临的复杂安全、经济、社会问题与短暂的五年单一任期制之间的矛盾，加上历史形成的地域对立（例如保守派与岭南地区的渊源），使得“因人成事”“人亡政息”的突发性政策变化每每成为常态。而政策反复更迭造成的巨额财政和社会成本，则不得不由全体国民共同默默承担。
2022年1月21日，位于全罗南道丽水市丽水产业园区内的乐天化工聚碳酸酯工厂。乐天集团是韩国十大财阀企业之一（图 | 视觉中国）
另一方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为了迅速度过危机，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应急资金援助；作为交换，政府开始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由此改变了韩国经济和社会的宏观结构以及整体方向。新自由主义学派主张尽可能弱化国家的调控角色，将市场机制发挥到极致，在金融市场和劳动力领域尽可能赋予企业以主导权。这种理念与威权时代已经奠基的“财阀企业中心制”相结合，使得韩国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在雇用和解雇员工方面拥有极大自由，导致了贫富不均状况的扩大和贫困群体持续增长。这种“富人友好型”的政策甚至深入到教育领域，导致了带有等级制色彩的私立学校以及大学入学考试二元化现象的勃兴。有韩国学者认为，“97年体制”的实质就是把无限竞争、弱肉强食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加以固化，甚至渗透到社会行为之中。而昔日曾经将三星财阀掌门人李在镕送上法庭的尹锡悦，在宣布参选总统之后，依然不得不倚重财阀企业对就业和经济复苏的驱动作用，重新回归新自由主义开出的刺激“药方”。“某种意义上，2022年的这场韩国大选就是一出现实中的韩剧。”前彭博社全球经济新闻执行主编、专栏作家丹尼尔·莫斯（Daniel Moss）在他3月初的一篇短文中写道，“不过它的深层基调不是浮夸和消费主义，而是‘寄生虫’式的。”在2019年上映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寄生虫》中，韩国导演奉俊昊以带有夸张色彩的情节，描绘了一个存在于首尔浮华外观深处的“地下世界”的故事。自然，现实社会的运行逻辑，远比电影来得复杂。不过，导演虚构的仅仅是情节，而不是情绪：在政坛迎来又一轮朝野更替之际，韩国普通民众的焦虑和愤懑正赤裸裸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本文节选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18期 感谢李政浩、青木尚子为本文提供的帮助）排版：盐巴/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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