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中祥：如何认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中祥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二十大报告中多次强调低碳及“双碳”方面的工作，体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积极稳妥”和“有计划分步骤”的表述则显示了中国对于“双碳”理解正在不断加深。
2022年11月6日至18日，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即将在埃及举行，主办国埃及将今年的议题定为“共同执行”。在相继作出减碳承诺后，主要经济体如何协同、有力地执行承诺，成为决定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
在张中祥看来，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设定了30年的目标期，参考发达国家，这将需要一个前所未有的降碳速度，因此中国如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对于世界碳治理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全球气候治理的框架内发挥独特的作用。
经济观察报：如何整体理解二十大报告中，有关双碳和绿色发展的内容？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表述？
张中祥：二十大报告中有三方面涉及绿色、低碳的内容值得关注。
一是延续了十八大以来提出并贯彻执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表述。关注能源环境领域的人，往往可能只注意报告中有关绿色发展、低碳方面的内容，这个还是太窄了，需要有更全面的把握。环境政策主要是解决发展后遗留的环境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如何用更高质量的发展模式，从源头上减少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我特别看重二十大报告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内容，这些理念会减少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压力。比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部分资源浪费，包括能源效率损失，就是由于区域分割，没有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再比如“数字中国”，通过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数字经济的产业化，提高效率，减少对资源的消耗。
二是强调协同增效。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们目前不仅面临碳排放的问题，还面临很多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之间有较强的联系，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也可以减少另一种污染物的排放。
第三，报告中多次强调低碳及“双碳”方面的工作，包括“协同推进降碳”、“绿色低碳发展”、“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等地方，体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经济观察报：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如何理解其中的“积极稳妥”和“有计划有步骤”？
张中祥：按照“3060”的目标节点，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留了30年的时间。对照欧美发达国家45-60年的时间表，时间是非常紧迫的。如果再考虑中国二氧化碳的总体排放量，要求中国经济和能源结构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低碳化无碳化深度调整，降碳的速度将是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这就需要积极部署，积极作为。
“双碳”目标提出后，就进入了该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工作部署，要求把碳达峰碳中和作为全年八项重点工作来抓，这显示了政策的重视程度。但一些地方政府在具体的执行中，出现了攀高峰、抢跑、一刀切的做法，攀高峰增加了额外的能源需求，抢跑与运动式“减碳”砍掉了一些本来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技术水平还适应的项目或产能，减少了能源供应，造成能源供需之间的矛盾。2021年夏季开始在全国不少地方出现的“拉闸限电”，部分原因就是与攀高峰和抢跑一刀切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做法有关。这说明“双碳”的推进需要稳妥进行。要充分认识“双碳”工作的长期性与系统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冲高峰、抢跑、一刀切式开展“减碳”，都是不可取的。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对于“双碳”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和完善，陆续出台了“1+N”政策体系和实施方案。作为“1”，在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发挥统领作用，“N”则包括能源、工业、交通、新型基础设施、建筑等重点行业和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以及支持“双碳”相关政策体系和保障措施等保障方案。中央也提出了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这意味着，在保证2030年前碳达峰的前提下，不同区域不同发展条件在达峰上可以有一些时间点上的差别，比如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起步比较晚，国家必须给他们多留出一定的碳空间，允许晚一点达峰。其实，这就是从政策制定和实施层面如何处理经济增长与双碳目标的关系，使双碳不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基本点。这就是我理解的“有计划分步骤”。
经济观察报：如何理解报告中提出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张中祥：二氧化碳是所谓的“全球排放物”，即它的影响是全球范围的，不区域性，因此它的治理也具有全球性。比如欧盟降低了一吨碳排放，减碳的收益是全球分享的，但减碳的成本是欧盟负担的，这就是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非常棘手的问题。因此，有效解决具有明显“搭便车”特征的减碳和气候变化问题，一定需要全球合作，一定要建立全球治理机制。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从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到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转变，对于这个机制的建立，世界也是在不断摸索。正是放弃旧有的模式才达成了《巴黎协定》。该协定提出要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但根据一些预测，如果各国都能兑现《巴黎协定》的承诺，全球的温升预计仍将达到2.7摄氏度。
这也是为什么后面不断有一系列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些大会的作用一方面是保障《巴黎协定》的执行，另一方面也是逐渐推动各国增加减排承诺。
中国提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是出乎国际社会预计的，之前也许预计中国可能会在2060—2070年实现碳中和，而且中国承诺的碳中和不仅仅包括二氧化碳，而是涵盖所有温室气体，这更增加了目标的挑战。根据测算，中国如果兑现这个巴黎峰会后的新承诺，就可以把全球的温度再降低0.16到0.30摄氏度，大大增强了把全球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巴黎峰会目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诺会带来像中国这个承诺这么大的影响。因此，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于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大的经济体彼此间都互相盯着对方的减排承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关心的资源、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主要经济大国在其他国家做的事情对别的国家产生什么影响等等，此外，彼此间的合作对于全球协议的达成和承诺目标的不断提高都至关重要。我们能看到之前中美在气候方面相继发布了《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积极参与到这些国际和双边气候变化谈判中，对于促成《巴黎协定》规则的落实、实现中国本身的“双碳”目标和实现全球范围的控温目标都有极大的积极作用。
经济观察报：中国在“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方面可以做些什么？
张中祥：一方面，如上所述，中国作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可以促进各国对气候变化协议中承诺的落实；另一方面，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帮助众多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
在气候治理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少，但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弱，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适应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内容。
2009年时，发达国家曾承诺至2020年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用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虽然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也仅是杯水车薪，但这一承诺尚未兑现，2020年仍存在167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此外，这一专项融资大部分用于气候减缓项目（即用于减少碳排放的支持资金），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气候适应融资（即帮助适应全球或区域气候变化的支持资金）占比并不高，无论从总量还是占比，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适应融资都需要进一步提高。
中国深深理解发展中国家被要求为全球努力做出贡献但得不到相应支持的困扰和担忧，一直积极在全球治理框架内帮助发展中国家争取包括发达国家气候融资和技术支持，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发展空间。
经济观察报：对“双碳”的关注更多集中在产业界，但实际上，“双碳”也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如此次报告所述，“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个人的生活会逐渐感觉到哪些变化？
张中祥：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个老生常谈，但其实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双碳”目标的达成，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在环境问题上，环境投资弹性是大于1的，就意味着收入越高，对环境问题越关注，越愿意在改善环境方面花钱。
只有个人收入不断增长，环保意识不断增强，消费者才会愿意消费更绿色的产品。企业会适应消费者观念的转变，会更愿意做绿色的投资，生产绿色低碳产品，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客观来讲不同经济状况的人群，人均碳排放是有区别的，比如有私家车的人和天天要坐公交地铁的人，在出行上产生的碳排放就有较大差别，可以在碳市场设计上体现出这种差别。
现在的碳市场只包括排放企业。可以考虑把个人也纳入进来，给个人分配一定碳排放权配额，日常排放少的可以出售自己的配额，不够用的可以购买碳配额，这样不仅可以以更低成本减少碳排放，还可以减少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
经济观察报：能源变革是双碳目标达成的重要路径，在此次的表述中，也显示了两者紧密的关系，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根据这些表述，中国未来的能源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如何平衡气候治理、能源变革和能源安全？
张中祥：这两年全国不少地方出现的“拉闸限电”、煤炭供应紧张让人们对于能源安全关注度高了很多，好像我们的能源上出了问题，但实际上这些问题主要还是一些地方政府攀高峰和抢跑一刀切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政策执行带来的影响。
俄乌战争后，欧洲面临的能源问题更严峻，气候政策好像也有些“倒退”，好像要面临气候安全还是要能源安全的选择。
我个人觉得任何时候，能源安全一定是基础。能源安全是转型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能源不安全，经济的转型也就无从谈起，很多环境的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解决，不发展，就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对中国而言，“3060”是一个中长期的目标，双碳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是一个多煤、少油、缺气的国家，中国能源结构中，煤炭还是主力，仍占大约57%；发电系统中，火电机组也还占一半，发电占比更高；同时，原油的进口已经超过70%，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正如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立足我国能源禀赋”，因此，中国在煤电和控煤上的立场，既要考虑遵守全球气候变化协议，也要基于本身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的客观现实。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能源转型要建立在能源安全之上，先立后破，要先建立更加多元的能源体系。这种多元不仅是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多元化，同样也包括能源来源的多元化，比如降低能源进口对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等，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保障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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