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娃，他们有多拼？

金子和女儿的合照。受访者供图。

作者 |  王子伊

编辑 | 杨    杰

为了成为一名母亲，金子花了26万元。

这些钱，约等于一辆奥迪汽车、1000只口红、560瓶香水，或者，8年来6家医院的辗转治疗、5次移植和4次取卵。她的宝宝，成为我国每年诞生的30万名试管婴儿之一。

如果将怀孕看作一次航行，终点就是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但每个人的起点和过程，并不相同。2021年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我国不孕不育家庭占比攀升至18%。这意味着，平均每6对夫妻中，就有一对面临生育问题。

为此，有人抄经祈福，辗转于各地的送子观音前；有人尝试艾灸针灸泡脚热敷，把家里搞成了“人间仙境”；有人频繁进出医院、吃药打针，决定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成为母亲或父亲。

做检查，建档案，定方案，促排卵，取卵取精，胚胎移植，整个过程像严密的高科技生物工程。但只有跋涉在试管之路的人知道，他们的每一步，都走在针尖上。

门 槛

金子和老公喜欢孩子，但“天使”迟迟不肯来。2018年，28岁的金子备孕4年无果，决定从互联网公司辞职，要一个试管婴儿。

那些日子里，金子给自己贴了个标签——“试管人”：每天边忙着和老公一起创业，边跑医院，上网做功课、笔记和复盘。一天最多的时候，她要打7针，吃9种药。

创业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但金子有时不得不把一些工作甩出去，让别人来做，即便效果可能会打折扣。“这是一个付出和舍弃的过程。”金子说。“成为自己”与“成为母亲”，两个同样美好却偶尔彼此“打架”的抉择中，她偏向了后者。

金子等不了。试管婴儿的成功率随女性年龄增长而下降。30岁以下、卵巢功能正常的女性，成功率能达60%，而40岁以上女性成功的概率，则可能跌落到20%。

“驻扎”医院8年的金子，见证了很多高龄女性生育的艰难。她记得有个44岁的女性，第一个孩子六七岁时因一场医疗事故离开人世，想要二胎，却一直取不到好的卵子。还有一对夫妻人到中年，后悔做丁克，45岁开始要孩子，但促排2次，取到的是空卵。

近10年来，我国平均生育年龄从26.29岁，推迟到29.13岁。此外，工作久坐缺乏锻炼，生活压力大心情郁闷，长期失眠熬夜内分泌紊乱，总吃不健康的外卖，都可能导向孕育的艰难。

浸泡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夫妻俩的神经绷得很紧。28岁的金子被诊断为卵巢早衰，“卵巢就像45岁的”。老公的精子正常形态率1%，属于严重畸形精子症。他们的自然受孕的概率几乎为零，只能边调整生活习惯，边尝试试管。

金子曾看着窗外的霓虹灯湿了眼眶，也曾躲在被子里哭成泪人，后来，慢慢变成流下几行泪，然后继续吃饭，“这次不成功，下次我再来”。

为了有个健康的宝宝，他们戒掉了外卖，挤时间锻炼，尽量减少工作熬夜，保持心情愉快。压力积得多了，夫妻俩也会爆发，但每次“只吵事儿，不质疑人”。金子相信，他们不会分开。

漫漫求子路，也有人婚前没做婚检，之后才得知男方少精只能做试管，求子数次失败后耗尽感情，只想离婚。

辅助生殖治疗技术费用昂贵，且以自费为主。一个周期至少两三万元起步。几轮拉锯战后，也有花费几十万、上百万元的人。从事辅助生殖技术20多年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沈浣曾说，之前有很多患者因为费用问题，放弃了治疗。

压 力

当“求子”赶上了“求职”，很多HR翻过写着“已婚、未育”简历，就再没了下文。从职场退回到家庭，传宗接代的压力又扑了上来。有母亲劝自家“生不出来”的女儿：“要不你用别人的卵吧，男方的血脉毕竟重要。”她觉得委屈，不过是想生个孩子，为什么这么难？

结婚以前，张晨没想过怀孕是一件需要努力的事情。

在所谓“适孕期”截止线的28岁，张晨结了婚。成家头两年，亲朋好友的催生“轰炸”了她。

张晨的母亲最着急，特意求神拜佛，催得女儿都不敢接她的电话。后来，她也理解了母亲。母亲31岁生了张晨，在她那个年代属于晚婚晚育。“可能她也遭受了很多压力，不想让我也被婆家看不起。”

丈夫因工作原因没法常回家，自己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张晨都没觉得是事儿。她以为，生孩子是女人的“天生技能”，顺其自然就好。31岁，张晨查出了多囊卵巢综合征，开始频繁往返于妇科和中医科。那时的她，依旧没想到，不孕不育这种常在电线杆小广告上看到的病，会和自己有关。

2019年秋天，34岁的张晨体检发现甲状腺有问题，一年辗转多家医院问诊，被高度怀疑是癌。当时，她的身体多项指标已经出现问题，如果切除甲状腺，更加影响怀孕。

张晨决定冒险赌一把。“反正试管要孩子挺快，生完再说。”那时，她对辅助生殖技术不太了解，觉得做试管就是“花钱买捷径，很快就能成功”。

2020年8月，张晨第一次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探路”。开始打车时，她怕被司机笑话，不敢定位“生殖中心”，只定到旁边的连锁餐厅。

这家成立于2001年的生殖中心，此前只是一个几十平米的试管婴儿室，如今总体规模达7000多平方米。近3年门诊量近180万人次，完成新鲜试管婴儿（IVF）周期5万多个。

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楼相比，这里是安静的。连夫妻之间的争执也显得克制，止步于一句念叨、一记眼神和甩开的手。三楼男科的区域，男人们隔位落座，低着头，看着手机或检查报告。据统计，导致不孕症的原因中，男方所占的比例达40%。内分泌实验室的门口，贴着6个花体字：细节决定成败。

女性的取卵和移植，都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楼的8层。即便在周日，IVF手术家属等待区32个按摩椅也都被占满了。坐着的，90%都是男性，他们手里攥着保温杯、粉色皮包或牛皮笔记本，时不时接起电话，处理工作，回复亲友。

IVF检测分诊处的座椅上，则多数候着女性。她们或沉默地刷着宝宝、烹饪类的短视频，或互相交流情况，“上次积水B超没做出来，移植两次没成功，医生说不清楚原因”。

从初建门诊病历，检查取卵，再到两次移植失败，一年多的时间，张晨攒了厚厚一摞挂号条和收据，检查费、药费、手术费、胚胎冷冻费算下来，大概花了四五万元。

张晨身心俱疲。她的老公很喜欢孩子，有时候出去吃饭，会对着邻座的小朋友一阵发呆。他们无数次憧憬，有了孩子给他买什么玩具，带他去哪里玩。张晨说：“可能我们做得还不够好，宝宝一直没有来。”

试管移植一击即中，只属于少数的幸运者。张晨试图把自己的注意力从“要孩子”转移出来。她买了钢琴，和老公坚持每晚在楼道里跳绳，2022年的除夕也不例外。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王子伊/摄

接 力

在结婚的第12年，35岁的杨晓婉两次试管移植失败后，第一次怀孕了。

测完血值的那天晚上，他们躺在床上，谁也没动手机，望着对方：“这就怀孕了？怎么那么不真实啊。”然后，彼此“嘿嘿嘿”傻笑半天。丈夫说，我要做爸爸了。杨晓婉开始哽咽流泪。

五个月前，养了14年的狗“小豆豆”离开了她。此前，杨晓婉一直把它当成孩子养。没有宝宝，很多夫妻把感情给了宠物。

今年2月，杨晓婉建了第一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试管交流群，而后是第二个。现在两个群加起来，有800多个一起在试管路上的同行者。她们在群里交流经验，复盘看诊流程，推荐挂号医生、孕期补剂，分享报告单，打气鼓劲儿，传递好“孕”气。

金子在小红书上做试管的知识科普，也建了6个试管“好孕”群，加起来总人数1600多人。她们彼此交流踩过的坑，或让与备孕相关的闲置物品流动起来。

每天，群里的人也在流动。一天，一个人发了长长一段文字，告别了姐妹们。她称被家人逼着嫁给二婚不育的老公，对方“抠门算计，撒谎成性”。她不想遭那么多罪，给这样一个“队友”生孩子。

道路坎坷，更体现出“队友”的重要性。杨晓婉的老公，是她的挂号帮手、专车司机和跑前跑后的小助理，负责拿水壶、资料袋和包，取号、取检查报告和取药。他们经常兵分两路，一个去抽血，一个去排队挂号，一个去看医生，一个去取报告。

在8年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日子，金子和老公一次次地坐在嘈杂的医院走廊等待，领取一大包药回家，在闹铃提醒声中吃药、打针。失败，挣扎着爬起来，重新开始——她只有握紧身边的那双手，才能继续往下走。试管3次失败后，他们郑重谈过：“如果拼尽全力还是不行，就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去周游世界。”

金子现在还记得去年3月22日那天。拿化验结果的两小时前，她不停咽口水，手一直在抖，越接近时间，心跳得越快。直到老公拿着化验单走过来，告诉她“成功了”，金子依旧没有实感。她问老公：“医院不会误诊，拿错了写我名字的化验单吧？”老公安慰她：“怎么可能，三甲医院能出这个错吗！”

金子顿时在大厅里放声大哭，被来来往往的人围观。但她不觉得难为情，“我恨不得他们都来问自己，小姑娘你哭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我成功了！”

张晨同样等来了暗夜之后的光。她的甲状腺疾病并非癌症。去年11月某个接近零点的时刻，张晨在微信上问老公：“你是不是总有一天会因为失望离开我？”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张晨想，“那就一起继续走下去吧，不管是我们俩，还是我们仨。”

2月的一个晚上，张晨做了一个梦，阳光明媚的上午，她的床上趴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哼哼唧唧地哭着，小屁股上的绒毛在阳光下泛着金黄色的光泽。那个哭声和触感，张晨醒来都还记得。她赶紧给老公发了条微信。一向务实的老公没理她。

一个月后的傍晚，张晨突然连打了五六个喷嚏，还流鼻涕。吃感冒药前，她拿了4种不同品牌的验孕棒，都显示双杠。一周后，张晨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了老公。对方说着“不可能”，一遍遍地看着弄不太懂的化验单。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

4月初，张晨把药箱里没用完的试管用药送人了。试管药很贵，一支雪诺酮就要90元。张晨把药免费给了北京朝阳、四川绵阳、广东阳江、山东烟台的姐妹，顺道交流了试管经验，“大家都是同一战线上的战友”。

成功怀上宝宝，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准妈妈们，陷入了又一场与“不确定性”的对抗。

焦 虑

从查出怀孕起，张晨就开始了漫长的焦虑。

张晨买来近400元的胎心仪。从孕10周开始，她就通过这个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仪器，早晚听一次胎儿的心跳，“确认胎儿当下是有生命的”。有胎动后，张晨又以每月400多元的价格租来胎监仪，从曲线中，她可以看出胎动和胎儿心跳是否异常。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就立刻往医院跑。

张晨建卡的北京天坛医院，看产科约号比较难。于是，孕晚期的张晨平均每周闯急诊一次，搞得医生看到她就头疼：“怎么又是你？你怎么又来了？这么紧张干嘛？”张晨承认自己“玻璃心”，宁可白跑一趟，也比真出问题要好。

技术，让问题变得可见了。过往，人们只能祈求于神秘仪式和积德行善。如今，孕前、孕中、生产后的检测项目，让监控胎儿与婴儿的缺陷成为可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将重点出生缺陷疾病纳入综合防控方案，建立完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

我国每年会有80万-120万名缺陷儿呱呱坠地，平均每30秒出生一名。其中，只有20%-30%患儿经早期诊断和治疗能获得较好生活质量。及时、科学的检测，能避免许多悲剧发生。

NT（检测胎儿颈后透明层的厚度），无创DNA，大排畸，SMA（脊髓性肌萎缩症）、耳聋基因、脆性筛查，小排畸，糖耐，这是张晨能数得过来的“大考”。每次产期检查的前几天，她晚上翻来覆去睡不好。无创DNA抽血送检的10多天里，张晨天天提心吊胆，害怕医院打电话告知宝宝有问题，每个陌生电话都让她的心一揪——好在通通不是。

没看见B超上的胎心、胎芽前，金子几乎被焦虑填满，上网查各种资料，计算宝宝离开她的风险。医生安慰她：“胚胎的生命力非常强，它一定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抓紧你。”

胎心、胎芽出来，又一道关横在面前。金子查出弓形虫阳性。弓形虫会导致胎儿发育异常，严重则会导致胎停流产。金子慌了神。医生建议她再去别家妇产医院化验一下，那边显示正常。医生判断，胎儿没问题，两家医院的试剂不同，才导致了结果不同。

没那么幸运的人，只能告别来之不易的孩子。

生命是脆弱的，金子始终相信这一点。

她形容，女儿像“从山涧湿漉漉的迷雾中突然洒下的光，真实又奢侈”。每次推着闺女出去玩，金子都要提起“120个心”，从来不在小区楼下停留片刻，怕突如其来的汽车。她也从来不在北京的大风天出门，担心高空坠物。哪怕去郊区，金子都会买公园提供的人身意外保险。

金子必须小心谨慎，还有更多甜蜜的焦虑，等待着她。夫妻俩给宝宝取名“子期”，从妈妈名字和“未来可期”里，各取了一个。金子希望女儿能在大时代，做个有梦想的人。

张晨的预产期在11月13日，她意识到：“天呐，和宝宝见面的日子这么快就要来了。”杨晓婉逐渐适应了“妈妈”的身份，她之前的知识储备都关于试管，怀孕后每天都在“恶补”孕期知识。

8月16日，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这是国家卫健委首次明确为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破冰”。

10月30日，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

这为依然奔波在试管路上的人，带去了新的希望。他们盼望着，“慢性子”的小天使，拖曳着脚步，早一点找到爸爸与妈妈。 

（应受访者要求，张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