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我却挤不进小县城

你从武汉某高校毕业，独自一人坐上去往南方的火车。你决心像父辈一样去打工，你不相信自己会活得比他们差。

然后第一天晚上在狭小的出租屋里，你裹着衣服躺在床板上，沉浸在空调的潮湿里，没预料到接下来的生活会是：无穷无尽的加班、“狼性”企业文化、老板的大声责骂……在单休的周日睡了半天起来，发现明天就是周一，如此循环往复。

然后你打开朋友圈，看到初中同学订婚、结婚、生娃，你想回家了。

回到熟悉的县城小城，过舒适安逸的生活，从此逃离都市高压，谁听谁心动。

在北上广深之外，还有数量庞大的、介于大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城区人口少于50万的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城。2020年，全国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数共2844个，总面积超过800万平方公里[12]。那里，似乎有广阔天地能承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可是，县城真的有那么好吗？

在某书上，“小县城找工作真的难”成了姐妹们常用的一句话。

首先，很多工作在小县城根本没有岗。比如对媒体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来说，除非你想在老家县城的新媒体中心做公众号排版，不然咱们传媒学子还是去北上广深吧。另外，如果你学的是日语法语西语等小语种，或者对外贸易、口译等专业，那么小县城不仅是没有对应的岗位，连相应的行业都没有。

以外资企业为例，2019年数据显示，上海有外资企业累计5万多家，有近七百家跨国公司总部、四百余家外资研发中心，是中国内地范围内外资总部型机构最多的城市[1]。在上海外滩，酒吧服务生都会说英语。但是想回老家，外语学生还是要复习一下家乡话。

正如蒋雯丽饰演的王彩玲在电影《立春》中的台词：“住在这种小地方，一个人会六国语言，就像六指儿一样是个累赘。”

要是真的想不开，打算在小城市找工作，那么你的人生道路基本上就确定了：公务员、教师、医生、事业编、国企。

为什么就业岗位这么少、且这么单一？首先是经济不够发达。

2019年，GDP 总量在100亿元以下的县市占比仍超过四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于10亿元的县市接近六成[12]。

其次，小县城的产业结构单一。

根据2019年的数据，有41个县市农业的占比超过一半，217个县市农业产业的占比在三成到五成之间[12]。一般来说，农业占比大，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许多县城的农业占比过大，意味着其支柱产业仅为农业，缺少第二、第三产业，从而形成了单一的产业结构。

另有一篇研究指出，中西部的县城以农业为主，其工业和服务业也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农业，或是从农业延伸出来的。以某县2017年数据为例，其农业的总产值占全年GDP的41.2%，相比二、三产业来说占比最大，其中最主要的支柱产业是苹果种植业。而工业则是纸箱制造产业，用来为苹果提供包装纸箱[2]。

在县城里，农业占比依然很大，二、三产业只是服务于农业。产业承载力不够，就难以提供充足而丰富的就业机会。许多县城在形成之初，是靠少数大型工业企业或厂矿型企业起步。在发展过程中，又没能改变其产业结构，从而形成了长期相对单一化的经济体系。

而大部分互联网企业集中分布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即使是开设分部也是重点布局在成都、武汉、南京等二线城市或省会城市。以2021年大数据相关企业为例，近七成分布在北上广深，还有8%分布在浙江省[3]。不想进工厂，也不会种地，还能怎么办，只能考编。

岗位少、机会少、钱少也就算了，到了小县城，可能还得996。

对老河口市基层青年工作者的问卷调查中，超八成对“工作内容”表示不满意或一般。在对该县级市20名基层工作人员的访谈中，超过三成受访者提到了工作压力，另有超过10%的受访者提到了工作环境有问题[4]。

206个县科技工作者的问卷调查中显示，仅有15%的受访者对工作表示“满意”，近七成人表示“一般”[5] 。由此可见，大多数基层工作者对工作的满意度并不高。

琐碎、压力大、加班、没有双休，基层工作实在是太辛苦。另外，县城里是没有什么良性工作环境的。只要领导在，看看谁敢下班。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岗位，也不是想进就能进的。

据报道，浙江遂昌、江苏阜宁、广东和平等县城“体制内”单位，录取名单上绝大多数为硕士、博士，还有海外留学生[6]。跟这么多学霸比做题，可能要做好短期内无法“上岸”的准备。考公人最害怕的问题可能是，“你怎么还没考上公务员”。这时候很想反问一句，“考不上，难道是因为我不喜欢吗？”

进体制难度大、工作单一枯燥、重复率高，使得许多本来有抱负的年轻人出现了职业倦怠。在县城，理想和现实之间出现了巨大落差。

回县城，人首先面临的困境是，钱少了。从大城市回到老家，工资可能要打对折甚至两到三折。

小城市的平均薪资不是一般的低。根据五个省县城的数据统计，县城教师的全年工资收入才三万到五万[9]。梦想是有朝一日年入百万，拿到工资条一看月入三千。

但即使是拿着这么低的工资，消费却蹭蹭往上涨。

《中国餐饮大数据2021年》显示，人均年消费增幅中，最大的是三线城市，为2.6%，其次为四线、五线。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消费水平增长迅速[10]。这就导致周围人都在买，你不买也不行。

从大城市回县城的青年们，改不掉喝一杯咖啡的习惯，也很难拒绝偶尔吃个海底捞和朋友聚会一下。正所谓从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消费习惯形成了，要降级可就难了。

另外，相比于大城市，县城里的人还有无法被轻易改变的传统观念。做女人苦，做小县城的女人，更苦。从回县城的第一天起，大多数女生一定会被催婚。而找对象的方式也很直接粗暴：相亲。

打破所有关于“浪漫爱”想象的最后一击是，作为一名优秀的小镇女青年，你可能根本找不到对象。

一项关于中部某县的研究发现，县域体制内女青年想找对象，而相应的男青年的数量和质量都堪忧，于是出现体制内女青年越剩越多现象[11]。研究也指出，受家庭观念影响，优秀的男生被鼓励去大城市闯荡，女孩往往被留在父母身边。这就导致县域的男女婚恋市场有极大的不平衡。

在县城，若是女人一过三十岁，就被判定丧失了所谓的“年龄优势”，从此逐出婚恋市场。而在大城市，三十岁的单身女人们正凭借着自身的自由潇洒，迷倒一大片帅弟弟。

至于县城的日常生活方式，“安稳”的另一面是“压抑”。想去个音乐节，还要买火车票、订酒店，去临近的大城市“赶场”。

到了夏天，北京人在电影节，上海人在听音乐会，广州人在逛博物馆，而县城人在等修了八年的文化馆建成。要是想去酒吧疯一下，我劝你还是算了，碰见同事同学还好，碰见亲戚可就太尴尬了。

究其根本，县城是一个小农社会向城市化发展的过渡形态，实际上没有脱离小农经济的逻辑，而只是在县域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地方性社会。在这个地方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是高度地方化的，社交圈狭窄且高度重合，由此形成了一种“半熟人关系”，有学者也称之为“扩大的熟人社会”[2]。

总之，县城既没有高度城市化带来的便利，又有着自身城市化过程中的弊病。

在小县城找到好工作，可能也有办法，那就是找关系。

在同时包含了乡村性与城市性的县城，维持社会运转的并非是契约精神，而是感情联结。

在县城中，社会关系网极其复杂。这其中，不仅有血亲、姻亲、干亲、同乡，还有同事、同学、战友等[7]。你可能刚认清谁是谁的大舅妈，一转头又来了一个谁是谁的老同学。但也正是这些关系，形成了县城社会的连接纽带。

遇到问题，县城人的第一反应可能不是“上网搜一下”，而是“我有个熟人，我去问一下”。即使是照章就能办好的小事，最好也要找个“熟人”。

而喝酒、打牌和送礼，则是维系这些关系网的主要方式[7]。县城里，酒场上喝的不是特调，也不是精酿；打牌打的不是狼人杀，也不是德扑。回县城前，不仅要自测一下酒量，还要预习一下麻将和扑克牌技巧。

在县城，“流通货币”不一定是现金，也有可能是茶叶、白酒和“华子”。

在关系网的维系中，礼物和货币的流动是必不可少的。逢年过节，县城青年还是得串个门儿。光是思考要送什么、怎么送，就能让人“内耗”一整天。如果实在不知道送什么，可以送罗盘，象征大海航行靠舵手；或者送一个地球仪，象征胸怀天下，前途远大；也可以送奔马或者铜牛，象征事业的奋进或者稳健。

和大城市不同，县城的关系太过紧密。城市的人口密度高、空间大，为认识陌生人创造了机会，能够避开亲戚。虽然有的时候会感到孤独，但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网络里，不必太在意他人的眼光。

然而，在对山东某县城的研究中发现，该县城中的大多数居民，都没有时间建立这种家庭外的网络。即使是城里的中产阶级和年轻人建立的联系，也是从一种“关系”逐渐演变来的[14]。这种从“村”到“城”的演化中，并没有完全摆脱农村的传统和文化。

在一项针对西部地区县城和农村的研究中，作者发现，一些家庭已经具有“半工半耕”和“半城半乡”的双重特征[15]。这其中，熟人社会发挥了实质性的功能作用：一个是借钱盖房、买彩礼，另一个是帮工机制。这些作用都卷入到城镇化的过程中，折射进县城的日常生活。

其实，往往就是在这些时候，你才发觉，小县城是真的“回不去”了。

“回不去”的小县城，是每个小镇做题家的乡愁。梦想和生活在这边，牵绊在那边。

而接受过的高等教育又像一种诅咒，失去和故乡的联结，背负着希望和期许，像无脚鸟一般，不断迁徙，无法停歇。不愿背上大城市的房贷，也想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却不甘心向命运认输。

可是如果有可能，谁不想成为一线土著。

最怕的其实是，在县城待了两年，再想去大城市闯荡，却已经没有当初的勇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