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男友为我来了呼伦贝尔 | 人在城中

人在城中 | 连载

2010年春节，表哥看我一个人在家闷得慌，非要张罗着带我去看一棵“神奇的树”。

我们从家出发，没走多久，就来到一片野地里。冬天的呼伦贝尔万物寂寥，放眼望去，大雪覆盖的草原上有一棵山丁子树。走近一看，雪压弯了枝头，叶子早已落光，只剩下如玛瑙般的野果在风中红得耀眼。表哥摘下几颗递给我，熟透了的山丁子被冻得又甜又酸，冰凉沁入心脾，好吃极了。

表哥了解我的心意，之后带我在野地中放肆呼喊，大声唱歌，好像要把积聚在心中好久的情绪释放出来。末了，他对着远方大喊：“小路呀，赶紧回来吧！”

我立时泪流满面。

那年是我和男友小路异地恋的第二年。小路是山东人，我是内蒙人，这段初识于大学校园的感情或许本该于毕业时结束，不过那时多有不舍，所以即便毕业后他去了北京闯荡、我回到老家考上了公务员，我们仍旧在两地之间小心地维护着感情。

虽然平时工作轻松，父母安好，同事和善，终日嘻嘻哈哈，但我心里还是忘不了和小路在一起的那段日子。他对我很好，会早起半小时给我弄好早餐，在公交车开动的那一刻，还能气喘吁吁地给我递来几串烤鱿鱼。在老家的朋友笑话我，说我的胃和心都被小路给拿捏住了，我点头：“是啊，拿捏得死死的，当初要不是因为他给我做了一年的饭，我可不一定答应他！”朋友就翻起白眼：“你瞅瞅你那点出息！”

坚持这段异地恋，我顶着不小的压力。刚进单位的时候，不少热心同事给我介绍对象，这个局的，那个所的，一伸手一大把。还有自报家门找来的、来办事偶遇后托人来问的，无一例外，都被我拒绝了。单位的陈姨看了着急，苦口婆心地劝：“孩子，你现在还年轻，以后你就知道这样的辛苦了。姨给你介绍个好的，怎么样？要不你就先见个面，成不成在其次，先做个朋友再说呗。你那边，还不一定啥情况呢。”亲友们也都劝我放弃，他们觉得，女孩子能考上家乡的公务员，长得又好看，条件好的男孩子可以随便挑：“你得认清现实啊！”

可无论身边的人怎么说，我始终无法说服自己去跟小路做个了断，只能独自郁闷。小路对此完全不知情，依旧时不时地对我嘘寒问暖，说等他工作稳定下来，收入各方面都有保证了，我就可以去北京发展，毕竟大城市机会多。

可他描述的那一天还没到来，我就先动摇了。

一天，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突然感到不适，之后上吐下泻，虚脱到几乎昏厥。一位对我有好感的男同事送我去医院，看着他忙上忙下、满头大汗的样子，再想着遥不可及的恋人，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心想：是该有个了结了。

当我在电话里和小路说起这个事的时候，他沉默了。他也知道，我无法放弃工作去投奔他，反之，他也一样。如果再这么拖下去，分手会是我们唯一的结局。

冷静了几天后，小路打电话过来说：“我过去。”很久之后他才告诉我，他做完这个决定之后大哭了一场——毕竟他在北京还有很多梦想没有来得及实现。他拒绝了领导的挽留，也等不到拿年终奖，送别宴上醉到不省人事，最后是被同事们抬上地铁的。

小路是家里的独生子，他妈妈得知他的选择，有些难以接受。她觉得自己的宝贝儿子跑去呼伦贝尔，那就是去做上门女婿了。她哭着问小路：“你不要妈妈了吗？”等情绪平复，她也只能妥协，扔给小路一句：“不管怎样选择，以后都不要后悔。”

小路迅速办了离职，买了他能承担范围内最贵的戒指，跑来呼伦贝尔向我求婚。我自然是喜不自胜，忙着抓紧时间布置我们未来的小家。

房子是租的，在一个老旧小区的顶楼，二室一厅。因为年久失修，厕所有些返味，一进门总感觉怪怪的。我赶紧找人换了水龙头，又买来管道除臭剂，把厕所一点点刷干净，希望在小路来之前把一切都打理妥当。

老房子原本白色的窗帘已经变成了黑皴皴的，布艺沙发也被晒得褪了色，胜在屋内家具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刷完厕所后，我在房子里转了两天，绞尽脑汁想怎样才能花最少的钱让它看起来不那么简单狼狈。

几天后，我拿着一堆快递踏上黑咕隆咚的楼梯，哼着歌给自己壮胆：“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唱着唱着，竟然有点想哭。之后，我往墙上贴红喜字，换上好看的桌布，再给沙发套上漂亮的外罩，放几个抱枕……一顿忙活下来，旧房子也看着顺眼多了。

相比我的欢欣雀跃，父母一直显得忧心忡忡。他们觉得小路是外地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得从头开始，对他很不公平，如果他在大城市找个更合适他的女生，说不定能过上另一种生活。他们也觉得我选择小路不够理智，肯定不如找个守家在地、根基稳定，体制内的女婿来得靠谱。更何况，小路家在鲁西南的一个小县城里，经济条件一般，两家父母都借不上力，那以后的路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几番劝说无效后，父亲长叹了一声：“路是你自己选的，以后过不好的话，别赖我。”

去山东办婚礼的那天，呼伦贝尔特别冷，我特意穿了红色毛衣裙，戴了厚厚的红围巾。可还没出门，我就收到了航空公司发来的短信——因为雪太大，航班取消了。推门出去，白雪覆盖的街道上，店铺的牌匾被映衬得更加耀眼。车没法出门，路变得十分安静。我望着茫茫未知的前路，心里五味杂陈：难道这是老天爷不想让我走吗？

我爱呼伦贝尔这个城市，它虽冷，却热情。零下三十几度的冬日里，捂得只能露出两只眼睛的人们自得其乐：冬泳的，滑冰的，玩雪圈的，开野摩托的，爽朗笑声荡漾在空气中，在雪地里久久不散。大爷大妈们都是自来熟，看见抱孩子的总要去逗两下，有人滑倒也会过去问一下、扶一把，个个都是热心肠，性格嘎嘎脆。可这些对于小路来说，都是遥远而陌生的，他可以适应这里的生活吗？

最终，我还是辗转到了那个山东小县城，同样感到了一种陌生。婚礼有些混乱，新娘妆让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了十多岁，我茫然四顾，只记得司仪指向远方，操着蹩脚的普通话说：“前面就是你们的康庄大道，向着幸福出发吧！”小路挽起我的手，步履坚定地向前走。而我的眼里没有路，只有他。

一个月后，我们回到呼伦贝尔。一下飞机，带着甜味的凛冽空气让小路直打哆嗦。我哈哈大笑，说：“看，呼伦贝尔厉害吧！这就到家啦，以后要敢对我不好，连空气都不饶你！”

回来了，我们就开始正式过自己的小日子了。

小家庭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小路的工作。当时呼伦贝尔有一家新建的商场正在招商，我们就干脆盘了个档口准备开店。选址、装修、进货、盘点，小路忙乎了近两个月，一家主营各种零食的小店终于开了起来。

店在商场地下一层，刚好在北电梯口旁边，相当于一个小方厅，周围美甲店、内衣店、床品店、化妆品店环绕，再往里走是一条狭长的走廊，两边夹杂着各种服装店、布料店、鞋店，走到尽头就是美食城。这些商户统一归商场管理，按照商场的营业时间上下班。

开业那天是个周末，我也去店里帮忙。刚系上印着店面logo的围裙，商场的刘经理就满面春光地走来：“开业了呀！恭喜恭喜！”说完，他就拿起小筐挑了好几样零食。第一次做生意，第一次给人结账，条码不熟，价格不熟，我紧张得手发抖。刘经理看出我的慌乱，连忙安慰，接过他递过来的钱，我心里暖洋洋的。

没多久，周围几家商户就都熟识起来，大家热络地打招呼，还时不时互相照顾一下生意。他们热情地邀请小路夏天一起去草原玩，还会分享自制的食物，小路初来乍到的不适感很快就消失了。

可是好景不长，商场过了刚开业的新鲜劲以后，地下一层就很少再有人流如织的景象了。隔壁卖化妆品的李姐是做生意的“老江湖”，她一边嗑瓜子，一边瞟着店门口的路人，叹了口气说：“这些都是‘自己人’。”

等“自己人”该照顾的生意都照顾完了之后，商场就更萧条了。星星两两的顾客看了几眼就走了，少有驻足。没有顾客上门，几个商家的老板们就凑在一起打牌消磨时间，有时一打就是一整天。小路不打牌，他几乎被小店彻底绑住了——一大早就过去开门营业，到晚上八九点闭店回家，守店等生意成了煎熬。

一开始，我下班后还得要去店里帮忙，到后来就变成了下班直接回家准备晚饭，看小路进门的神情，我就知道今天的生意又不好做了。

大家憋不住了，就把商场的刘经理找了过来。

李姐说话掷地有声：“当时我们就是看中北电梯口的位置才租的这块地方，现在这个电梯迟迟不开，如果从别的门进商场，那我们这个位置就显得太偏了，客人得走到头才能走到我们这儿——谁能一直走到头呢？”

卖内衣的朱姐也是情绪激动：“要是再不开这个北电梯，我们这几户商家就没生意，我们就都不干了！”

“对，对，不干了！在这耗着干嘛！”商户们七嘴八舌地嚷起来，“这一天费用多少呢！”

刘经理被堵得满头大汗，他用肥厚的手往脸上一抹，大声喊：“大家别着急，当初商场招商，北电梯就是要开的，现在楼上的超市还没弄好，还得再等等……”

“还等？你能等，我们可等不了！”

“你们别着急，我会再去协调，一有消息我马上告诉你们好吧？我会尽量协调把电梯开了，大家先回店里，都在这围着，客人看见影响也不好！”

想了想也只能这样，人群就慢慢散了。

还没等到刘经理的回复，旁边卖布艺的商家就先撂了挑子。相比我们几家店，这家布艺店的生意其实还算可以。一天，布艺店一直没开门，过了中午，老板老万过来收拾东西，边收边嚷：“不干了，不干了！我离婚回老家啦！”

大家看他情绪激动，不明就里，以为是家务事，也没去上前询问。过了一会儿，消息灵通的李姐跑了过来，说老万的老婆出轨了，老万天天守店，毫不知情。一天，儿子无意中说起妈妈带他出去玩，一起的还有个叔叔，老万听了，这才如梦初醒。

几天前还热闹的档口关了，显得我们这一片更萧条了。没多久，北电梯开了，可电梯的另一头却安在了超市里面，顾客只能先进超市才能下到地下一层。商户们热切盼望了很久的事，这回算是彻底凉了。

为了安慰我们这一层的商户，商场举办了很多酬宾活动，比如在商场消费金额达到千元就可以领取地下一层的抵值券，去商场影城看电影也可以获赠地下一层的消费券，等等。那一段时间，地下一层的客流量明显增多，小路忙得两眼放光。他麻利地上货、约秤、收款，好像又看到了希望。开美甲店的高姐专门雇了三四个小姑娘当学徒，边学边做，李姐的化妆品也卖得飞快，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

可是，等商场的这些导流的优惠活动结束了，地下一层又恢复了之前的模样。这次，商户们连聚在一起打牌的想法都没有了，周围静得出奇。

让大伙没想到的是，李姐成了地下一层商户里第二个关店的人——她丈夫查出了肿瘤，需要治病。她和我们告别的时候大哭了一场，说“老家伙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大家也都跟着流泪，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李姐走后，地下一层的档口又少了一家，放眼望去，我家零食店门前已是一片荒芜。附近商家哀嚎一片，都在为以后做打算。小路也和我商量：“要不咱们把店搬到楼上吧，虽然租金贵，但是人流量大，不愁卖。”

已身怀六甲的我看着小路疲惫焦急的面庞，心里也没底。没多久，地下一层的商户们走的走，搬的搬，原来那一片位置的店面基本已经闲置了。小路咬咬牙，花光了我们所有的钱，把零食店搬到了楼上。

新店开在商场的五楼，挨着电影院——看电影的人总得买点零食吧？小路从早忙到晚，每天都要等到最后的夜场电影散场才能回家。可即便如此，生意也不如想象中那般兴隆。坚持了半年后，我们的孩子降生，又赶上店铺到期要交租金，入不敷出，索性关门大吉。

第一次创业就这么失败了。那段时间我明显感觉到小路情绪不对劲。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身边是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还有身体尚未恢复的我。等孩子彻底安睡下来，小路推了推我，小心翼翼地问：“咋办呢？原本以为能挣钱的，没承想还赔了。”

“还能咋办，从头再来呗。以后还有机会。咋啦，你后悔来了吗？”我问他。

“后悔？后悔啥，你家这地方真冷，不过人挺好，牛羊肉可真好吃。你呢，后悔了吗？”小路问我。

“后悔？后悔也晚了。”我摸了摸孩子的脸，“我现在也是有孩子的人啦，谁还要我？”

“我要你呗！”小路笑了。

窗外天已放亮，成年人的日子再艰难，也要接着往下过。

经过反复斟酌，我们还是决定第二次创业。

这次我们把目标瞄准了儿童摄影市场。小路之前在北京本就是摄影记者，有功底在身，拍个儿童写真并不困难，而且摄影工作室无需太大成本，一些外景加几个影棚就够了。当时呼伦贝尔本地的儿童摄影基本还停留在老套的相册、摆台、假花假景凹造型的阶段，只要我们能推陈出新，肯定有生意做——想到这儿，我们仿佛一下又找到了方向。

得知我们要开摄影工作室，我父母二话不说，主动提出帮我照顾孩子。小路孤身一人去哈尔滨进各种拍照道具和设备，这些东西价格不菲，小路花了不少钱，有一部分钱还是刷信用卡凑的。为了节省房租，我们把工作室设在刚装修好的新家里，搭完基本的影棚，就只剩一间卧室供我们日常生活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儿童摄影工作室开门营业。

为了吸引客户，小路推出了个“砍价活动”，让想给孩子拍照片的家长们，可以通过“亲友助力”，把原价1999元的“套系”砍到99块钱。那时这个促销手段还算新奇刺激，引来不少客源，我的亲朋好友也都纷纷帮忙，有的介绍顾客，有的发朋友圈宣传，有的干脆直接砸单……

小路被大家暖到，直呼：“媳妇，你家这边的人可太好了！”

我说：“那你以为呢，咱们大内蒙就是讲究。”

受到鼓舞的小路把营业执照放在了工作室最显眼的位置，又把给我们儿子拍的“样片”精心设计好，还买来了各种绿植装点影棚。他打出了“清新”“自然”“美好”的拍摄理念，不凹造型，不摆拍，只捕捉孩子在玩耍时的精彩瞬间。

然而他还没高兴多久，就被现实给打击到了。

那天我刚下班，还没进屋，迎面就碰到一对夫妻从工作室里走出来，他们刚看完拍摄场地，女人向男人嘀咕：“这不就是居民家吗？也没有店面，是正规的吗？”

我装作顾客问道：“你们也是来找这的摄影工作室吗？我听说不错。”

女人朝我努努嘴：“就那家，你自己去看看吧，我看不太像照相馆。”

我一进门，就看到小路颓然地坐在凳子上。他说刚才那对小夫妻是今天第三个退单的客户了，我安慰他说没关系，咱们用作品说话。嘴上虽然这么说，我心里也十分忐忑——我们的摄影工作室确实有些寒酸，虽然屋内采光不错，装修风格清新，但仅有的两个影棚显得很逼仄，硬件和本地的大影楼相差太远了。可就算知道问题所在，我们也没钱改造了。

那年夏天，小路一直奔走在“拍外景”的路上，找他拍照的人也越来越多。可是把这些照片集结成册的时候，新问题又来了——小路更注重照片本身的质感，很少在相册内部加边框、英文之类的装饰，而顾客众口难调，有人不喜欢这样的简约，觉得相片看起来空荡荡的。小路不善言辞，在客人选片时很少进行二次推销，最后的结果就是忙了一圈，啥也没剩下。

很快，呼伦贝尔的冬天来了，拍外景的人少了，棚拍的人就更少了，工作室又一次冷清下来。信用卡的催款电话开始频繁打过来，小路每天很少说话，常常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心中是火烧火燎的焦虑。

看到小路一个人闷着，我也很焦虑。他压力大，又不愿多说话，争吵很快就来了。

一天，我俩又因为一些琐事吵了起来，之后我负气出走，把孩子和小路扔在家里。天色已晚，还在气头上的我就在家附近找了酒店住下来。那晚我想着结婚后的种种辛苦，想着他对我不闻不问，甚至盘算好第二天就去和他离婚。

可到了第二天早上，看着手里还有两张没用过的早餐券，我又匆忙回了家。我把早餐券往小路身上一扔，说：“酒店的自助早餐，你去不去？不去可就浪费了！”

小路哭笑不得，只好穿上衣服，带着孩子出门。我们一家人心满意足地吃了早餐，又和好如初了。

后来小路问我为什么不回娘家住，我说他也没有婆家可回，我干嘛要回娘家。我怨他不去找我，他解释说儿子在家，实在走不开。

“而且我一猜，你就在家附近住的，你那小胆儿。”他得意地眨眼睛。

小路边干边总结，除了主打儿童摄影，他后续又加入了摄像、短视频运营、拍摄宣传片等业务，工作室的收入慢慢多起来了。到了第三年，我们意识到在家做工作室还是有诸多限制，当时正好赶上市里有一个创业培训，参加后可申请无息的小额创业贷款，小路就毫不犹豫地报名了。

这笔创业贷款批下来，比我们预想的数额还要多。我们用这笔钱租了一个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虽是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但总算是把生活和工作的空间分开了。这回搭影棚足够了，还有了衣帽间，楼下的小院放满花花草草，变成了带秋千的阳光棚。

其实做摄影这行还是“夫妻档”最好，一个负责拍摄，一个负责化妆和销售。可我工作很忙，还要照顾孩子，很少有时间去店里。生意不好的时候，再雇一个化妆师的费用都赚出不来，里里外外只能靠小路一个人撑着。他开始联系各种幼儿园、才艺班，为他们免费拍摄，借此来吸引顾客，又通过旅行社，揽下了一些旅行跟拍的活儿……只要能挣钱，他都尽力争取。

一天傍晚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洒在开满牵牛花的门廊上，我们一家在院里烤肉。肉滋滋作响，小路捏了些孜然洒在上面，又拿起啤酒喝了起来。孩子在院子里和狗玩闹，生活看上去平静、真实，充满希望。

“慢慢来吧。”我说。

小路转过头看看我，拿起酒瓶和我碰杯，然后一饮而尽。

转眼到了2020年，疫情来了，许多人的生活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家门口的饭店关了一家又一家，我们的摄影工作室也没好到哪里去。疫情当前，谁还有心情拍照呢？

贷款还没还完，日子还要继续，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又意外怀孕了。我徘徊在两难之间：这个孩子，小路说要的话，肯定是难，可如果不要，以后生活条件好了再想要，也许年龄大了就没机会了。

小路说：“要不要这孩子，你决定，我听你的。”想了好多天，我还是决定留下这个小生命。我每天在单位挺着肚子上报各种表格，组织各种活动，有时候还“带球”骑自行车、搬东西，孩子倒也争气，依然安安稳稳的。

只是，我们的日子更加艰难了。那天小路给房东打电话，说最近没有生意，想晚点交房租。没想到大大咧咧的房东大哥立刻就答应了，还鼓励了他一番。小路再次感叹：“咱呼伦贝尔的人真是好啊！”

说这话时，小路已经来到这个城市7年了。

等疫情稍好些了，呼伦贝尔的旅游季就到了，小路开始奔波于各大旅游景点随团拍照，虽然辛苦，但一天能有上千块的进账。他心里轻松了些，说明年一定要参加本地的旅游推介会，好好宣传一下工作室，争取做大。

可不到一个月，疫情的反复就打乱了我们所有的计划。没有生意，小路变得烦躁，整夜睡不好。他绞尽脑汁开发“线上内容”，又利用这个空闲去学各种同行的经营方式、管理模式，可所有努力都在短时间内看不到效果。

见他这么痛苦，我决定劝他暂时放下这一切，利用这个时节好好看看草原——以往，小路在这个季节忙着给游客照相，自己却没有心思欣赏美景。

如今，呼伦贝尔的草原上没有了如潮的人流，显得特别安静。水草丰美，牛羊成群，花朵自顾自地开，马群也大胆地跑上了公路。我坐在草地上，看着天边流转的白云，闻着满是青草味的风，看着孩子欢快地奔向远处，心想：人生也就那么回事吧，还求啥呢？家人健康，孩子可爱，吃饱穿暖，就挺好了。日子再难总会过去，还有那么多年要走，只要不放弃努力，我们总会有好运的吧。

于是，我突然转头对小路说：“要是真有下辈子，我觉得我还得找你。”

小路撇撇嘴：“我可不找你。”

“为啥？”

“跟着我，你受委屈了。”

“你少扯！”我一边打他，一边悄悄抹去了眼角的泪。

后记

小路在呼伦贝尔生活的第十年，每天依然会早起半小时给家人准备早饭，还会提醒孩子拿上水壶、装好书包。一天早上分别时，我忍不住对他喊：“加油呀，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小路手里鼓捣着电脑，嘴上催：“走你的吧，路上慢点啊！”

出了门，我发现天很蓝。当时的呼伦贝尔正值初春，雪还未化，我惊讶地发现城里也有了山丁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挂满了剔透的红果儿。

这个城市没有变，依旧冷且热情，我和小路也没有变。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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