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国发院顺利举办​“数字化赋能治理协同：理论与模式”学术讲座

首先，黄璜教授介绍了中国现实情境下数字政府的发展历程。“数字政府”缘起于2017年12月“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政策实践，由此衍生出“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化转型”等概念，并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统一汇合为“数字政府”。2022年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将“数字政府”建设正式上升为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和发展战略。

然后，黄璜教授从地方实践创新中的“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和“一网协同”出发，提出了“协同”作为核心线索始终贯穿于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中，是数字政府建设的主要议题。但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内容又不仅仅是“协同”，实际上我国数字政府发展历经“工具的数字化连接”、“业务的数字化赋能”、“主体的数字化协同”和“组织的数字化重构”四个阶段。

随后，黄璜教授围绕“可持续发展”和“政府失灵”，进行“数字政府”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对话。他指出，世界由“物质”、“能量”和“信息”组成，进入信息时代后，信息要素替代物质和能量要素，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工具。这是因为信息能够更好识别和使用物质和能量，并减少人类社会发展的试错成本，推动社会从粗放型走向精细化，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面对政府失灵问题，传统方式是引入市场化和社会化手段予以解决。但现实中存在政府、市场和社群的共同失灵，由此需要考量三者背后的逻辑机理。实际上，政府、市场和社群都是为实现最优的合作秩序，以应对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的巨系统。

“如何决策”是贯穿其中的核心问题，而决策关键又指向由完全信息所构成的“理性”。失灵的本质是决策失误，而决策失误的背后，是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有限理性。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图灵、麦卡锡、西蒙等学者提出了用技术实现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从而弥补人的有限理性。黄璜教授认为，这些学者的学问归根结底都是系统论，即关于合作的理论，涉及到集体合作方式和系统范式演变等方面，并对公共管理研究中协同理论的局限性有所启发。

接下来，在系统论的视角下，黄璜教授详细讲解了协同论。所谓“协同论”，是关于“自组织”秩序的规律之道。协同学创始人赫尔曼•哈肯将自组织诠释为“如果一个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与之相对应，受到外部干预而形成的合作被哈肯称之为“他组织”。“自组织”和“他组织”并不割裂对立，而是相互依存，带来“组织”的多样性和社会世界的复杂性。

在此基础上，黄璜教授根据系统维度和个体维度，划分出四种理想场景的协同类型，分别为理想的市场式、理想的行政式、理想的网络式以及理想的“赛博格”模式。现实的治理均是这些简单模式程度不一的“拼盘”，它们相互“嵌入”，构成存在于各个领域中的丰富协同场景。数字治理的蕴意表现为数字技术或“赛博格”以不同方式和程度嵌入传统协同场景，对原有“信息子系统”重组升级。   黄璜教授进一步指出，协同是优化配置物理、社会、信息“三元”空间资源以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过程。过去主要关注基于物理和社会空间的协同活动，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空间的运行独立于传统物理与社会空间，并支配物理和社会空间的资源分配，因而信息能力成为提升协同效率的关键。此外，信息空间、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交互形成了元宇宙，而元宇宙的终极价值就是为了实现协同，也只有协同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黄璜教授根据信息分配，将数字化协同划分为四种模式。

一是统合模式，强调聚合碎片空间，构建统一指挥能力。黄璜教授认为，广州黄浦区覆盖全区各街镇的指挥中心、广州市的“穗智管”及我国的健康码系统是这一模式在现实层面的生动呈现。

二是开放模式，强调吸纳多元参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黄璜教授就“越秀人家”数字社区服务微平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移动+智能化”方式和河南省暴雨灾害下“救命文档”的案例，对多元协同实现信息流动多边、动态、持续的互动过程进行深入分析。

三是直连模式，强调实现无缝沟通，完善互动回应能力。黄璜教授认为，党建云平台、社区微信区等微平台，以及“粤政易”网络办公新范式，将不同的协同场景融合在同一数字化频道中，实现政府与社会的直接互动。

四是联动模式，强调集成治理工具，增强全面服务能力。黄璜教授分别从“一网通办”和“优化网格化治理”两个方面，对广东的粤省事、粤商通平台和宜昌的宜格微治理平台进行了探讨。

最后，黄璜教授以“数字善治”作为结语，认为“数字善治”既是用数字治理，又是对数字治理，包括数字安全、数字赋能、数字法治和数字公平四个方面。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相关的学术讨论，引领数字治理的发展。

文稿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

微信编辑：黄诗雨